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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时事] [转帖]寻找在台湾「消失」的铜像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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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在台湾「消失」的铜像
  2007年3月13日,桃园县大溪镇公所接到高雄市文化中心来电,对方自称要致赠中心广场前全世界最大的「蒋公铜像」,镇公所如获至宝。大溪镇因风景酷似老蒋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老蒋生前遗言不反攻大陆就不入土,因而将棺材停放在镇上的慈湖宾馆大厅,这叫「灵柩暂厝」。国民党执政时,每年正副总统与文武高官,都要去大溪「谒灵」,但阿扁执政后,不来鞭尸就算「礼遇」了,大溪也因此失去了先皇陵寝的风光。

  但台湾高官不来,对岸却兴起一股「蒋FANS观光热」,大溪镇为了迎接络绎不绝的朝圣团,特别设置「蒋介石纪念园区」。因为台湾自解严后,全岛林立的4万多座「蒋公铜像」,纷纷被销毁丢弃,园区就收容了老蒋从年轻时英挺的军装戎马,到年老着长袍的拄杖微笑等各类铜像,供蒋FANS顶礼膜拜,一次搞定瞻仰行程,以免舟车劳顿。能有这座世界最大的「蒋公铜像」,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但到了15日清晨四时,大溪镇公所的人却傻了眼。因为两辆高雄市政府的资源回收车,载来的竟然是「200多块碎铜」,根本无人可以恢复原貌。原来高雄市政府是在13日晚上连夜赶工,形同「戒严」的封锁广场,秘密作业,把原本造价一千多万元的超大铜像,只以九万元的低价发包拆除,工人胡乱肢解成200多块,打包后连夜北上,大溪镇公所只得将「200多块碎铜」,借放在一间工厂仓库中「暂时保管」。

  民进党执政七年了,国家被弄得一团糟,等到阿扁贪赃枉法,民意支持度低到谷底时,才不断「鞭尸」老蒋来凝聚选举时的民气,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铜像如果是要拆何需包商,号召白色恐怖受难者与遗属,免费一人一斧,还能省九万元公帑。况且现在中国因建设吃紧,全世界破铜烂铁的价钱都一直上涨,这「200多块碎铜」也能卖不少钱充实市库。

  但高雄市政府坚称这不是「拆除」,只是为了「移置」;而铜像体积太大,所以才拆解搬迁到桃园再组装。可是铜像艺术家谢栋梁却认为,锻烧会使接缝处铜体融毁,而且200多块铜片全没编号、拆卸前没有用各角度照相、拆卸过程又没录像,要按原版的尺寸修复几乎不可能。而铜像原作者林木川则表示,重组修复没问题,但费用难以评估。至于费用到底是高雄市政府出,还是大溪镇公所出?修复会不会比造一个新的更贵?官僚是不会给答案的。

  高雄市政府面对老蒋铜像,这种要拆又不敢,要搬又恶搞的做法,真的是典型的政客手段。不过民进党这种选举造势的拖棚歹戏,却让我们回想起,台湾这个铜像王国,除了戒严时代曾经出现这4万座老蒋的铜像外,还有哪些被我们遗忘的「铜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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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化」不只是台湾一定要走的路,也是大陆一定要走的路。「本土化」绝对不是台独,孩子最先该认识的是自己的村落,最早该学的是自己母亲的语言。黄土高原上一群孩子,不关心自己村里的长辈,却恶心地呼喊着万里之外的小岛访客:「这个爷爷,您回来了」、「那个奶奶,我好想你」,当然是谎言。这是国家机器把想象的国族意识,透过教育灌输到孩子脑里。大人吸毒太久已经没救了,但孩子还有救,先救救孩子吧!

  我生在台北近郊的北投镇,镇上有座日治时代就已兴建,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的北投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大理石基座的「国父铜像」,如果你用手去触摸这石座的每一面、每一个棱角,会惊讶的发现都是同样的光滑。大家摸一下自己手表的边缘,看看中国制与日本制有何不同,就能想见这个大理石基座的兴建年代。

  国父铜像基座上刻着:「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恭逢 国父孙先生百年诞辰,阳明山管理局谨造 潘其武敬记并书」。阳明山管理局是个什么单位?潘其武又是谁?要先解释一下。老蒋来台后把官邸设在士林镇,而士林与邻近的北投两镇,则由阳明山管理局管辖(与县同级)。管理局长等于是老蒋的官邸外围侍卫长,当然要由特务头子担任。

  1964年6月,党外的高玉树在选举中击败国民党提名人,到了1967年7月,老蒋干脆把台湾省台北市升格成院辖市(与省同级),这样台北市长从此就由民选改为官派,不会再出现「党外市长」了。

  阳明山管理局原本名义上归台湾省主席管辖,台北市升格后则改由台北市长管辖。军统局出身的局长潘其武,经常进出大内面圣,自认身分不同,哪里会把小小的党外市长放在眼里,以致双方公开用粗话对骂。高市长还特地在老蒋回官邸前,去附近路口指挥交通,藉以宣示台北市对士林与北投的「主权」。了解潘局长的出身背景与行事风格,就会知道他兴建北投公园政治铜像的动机。其实这座铜像的基座上,原来放的不是孙文,而是「北投温泉之父」井村大吉。

  北投盛产温泉,早在1697年清朝官员郁永河所著的《裨海记游》里就有记载,但中国统治台湾200年,却始终不曾开发北投温泉。井村大吉是日本三重县人,东京帝国大学英法科毕业,1909年来台担任台北厅长,任内规划兴建「北投温泉公共浴场」,1913年6月完工后又兴建了北投公园,还兴建新北投支线铁路,让北投成为世界知名的「温泉乡」。他转任基隆港务所所长后,北投居民为表彰他对温泉乡的贡献,1934年4月7日,在北投公园内树立井村的铜像,并举行「除幕式」。

  1945年台湾「光复」后,老蒋在全台各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片打砸烧杀下,井村铜像当然难逃此劫。铜像被拆除后,基座被改为「台湾光复纪念碑」,1965年又被军统局出身的特务局长潘其武改成国父铜像。井村铜像只剩下1943年北投公学校毕业纪念册里,师生于井村铜像前的留影而已。但天理昭彰、报应不爽,老蒋铜像如今也被高雄市政府大卸「200块」,在台湾的「铜像政治学」里,真是「拆人者人恒拆之」的典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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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蒋统治台湾时,除了忙着拆别人铜像、换成自己的铜像以外,也盖了许多与台湾毫无关系、台湾人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是谁的铜像。例如台北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圆环的吴稚晖铜像、敦化南路与仁爱路交叉口圆环的于右任铜像、总统府前介寿公园的林森铜像等。其实如果对地方有贡献,盖谁的铜像都好;但是拆掉对北投大有贡献的井村大吉铜像,换成当年因语言不通,只留下「此地有花姑娘否?」的召妓字条,这个中国买春客的「国父遗像」,到底对北投人有何教育意义?我是至今也不解。

  其实外省人在台湾,与当年日本人在台湾一样,除了台面上那些政治人物以外,也有许多让台湾人应该要纪念的铜像,虽然他们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甚至大多数台湾人也不曾听过他们的名字,更何况是他们的事迹。然而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致在当地被竖立来纪念的铜像,是我们不该遗忘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在台湾「消失」的铜像吧!

  1983年当兵时,每次进出日治时代兴建的台北火车站,总会看到墙上有一面镀金材质的浮雕铜像与纪念碑,上面是书法家于右任的题字「革命军人之楷模,中华民族之精神」,这就是著名的宪兵「杨君荣华殉职纪念碑」。

  杨荣华生于1931年(还小家父一岁),江西南昌人,父亲锦川先生经营瓷业有成,他高中尚未毕业,就担任屯溪中央日报(国民党党报)记者。1948年因国共内战从军,在宪兵教导第一团受训期满后,调任宪兵第四团一营三连。国军败退台湾后,驻守台北火车站。

  1949年12月13日(星期二)中午一点,有一列北上火车要进站时,忽然有个年约十岁的小孩误闯铁道,月台上的旅客尖叫呼救却手足无措,眼看火车就要辗过孩子时,杨荣华奋不顾身从月台跳下,到铁道上抱起小孩放在月台,结果小孩顺利获救,但杨荣华自己却来不及离开铁轨,遭火车辗断右腿及臀部,虽紧急送医急救,仍于下午四时不治死亡。

  1950年1月,宪兵司令部为纪念杨荣华的见义勇为,塑造了这块纪念碑(碑上有浮雕铜像)以供后人缅怀凭吊。然而1986年2月24日,台北火车站的新站开始营运后,原来日治时代的旧站从3月1日起拆除,「杨荣华殉职纪念碑」也跟着迁移。之后又因为铁路地下化、台北捷运与台湾高铁等工程,台北火车站历经三次迁移改建,未来还有机场捷运的工程,纪念碑也随工程改建而迁徙至无人闻问。

  为了寻找「杨荣华殉职纪念碑」,我向台北火车站的服务台、副站长室,甚至宪兵队询问,都无法问出答案,最后我自己在台北火车站乱转,终于在B3(地下三楼)高铁转乘区的旅客付费置物柜附近,一台饮料自动贩卖机旁,找到了这块已经半世纪以上的纪念碑与铜像。有机会到台北搭火车、捷运或高铁时,大家不妨也来这里,凭吊一下这位伟大的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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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家住北投,25岁之前要往返台北,都会搭乘北淡线火车(路县与今天台北到淡水捷运相同),在双连站下车后,附近的锦西街平交道,有一座高施传义士纪念碑与铜像。

  1970年10月31日下午5时56分,由淡水开往台北的384次普通列车,驶抵锦西街平交道前,56岁的看栅工高施传放下栅栏。但这时由刘宏亮驾驶车号70--00816的46路公交车,载了60多位乘客,自中山北路经锦西街转往重庆北路,仍加足油门企图抢越平交道,结果把栅栏铁网冲破一个大洞,车身却陷在平交道中间,进退不得。

  由于火车离平交道已近,60多人身陷险境,高施传一边大声喊叫司机加油门,一边跑到平交道中间,帮忙拉开缠住公交车车身的栏网,双手被钢索割破而鲜血淋漓,最后虽然拉开了遭戳破的网子,使公交车及时脱困,但自己却被剎车不及之列车,撞伤后脑并辗断右臂,送铁路医院急救后不治殉职。

  高施传世居于淡水竹围,淡水国校毕业后原本在家务农。1939年6月接受日治时代铁路局训练后,在铁路局服务31年。1958年12月,高施传自华山站奉调到双连站,担任锦西街平交道看栅工13年。他平日热心公益,在淡水世居的村落里,独力挖凿一口大水井,为竹围八势里一邻的十多户居民,澈底解决多年来的水荒问题。还经常义务替附近的竹围国小修整教室,使学校将节省的修建费用移作充实教学设备之用。

  高施传殉职后,家里留有七十六岁的老母及妻儿五人,11岁的幼女高秀锦还在竹围国小就读,蒋宋美龄知道后,特许她进入殉国军人遗眷才能入学的华兴小学就读,并允诺培植她接受高等教育。另外老蒋还特颁「义行足式」匾额一方,由高施传的长子代表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台湾省铁路局,决定为高施传塑一座半身像,竖立在他舍身的锦西街平交道旁。

  1971年6月9日早上11时,由交通部长张继正主持塑像揭幕典礼,副总统严家淦在纪念碑正面亲题「舍身取义」四字,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的「党员楷模」,与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忠义楷模」的题字则在两侧,也是风光一时。无奈1988年7月,为了兴建台北捷运(地铁),拆除了北淡铁路,纪念碑也随双连火车站与锦西街平交道一起被拆掉。

  直到1996年捷运淡水线完工后,铜像以及碑体上大理石版的文字,才被捷运局在附近巷弄的文昌宫前重组,成为今天这副模样,但原来蒋经国与严家淦题字的两面大理石版,都已不知去向,只剩「党员楷模」这面石版还被保留。无奈的是戒严时代最红的单位国民党中央党部(日治时代的赤十字会,战后被国民党霸占),本身都被迫从总统府对面的中山南路,搬迁八德路上,怎能有心力来照顾当年这「党员楷模」的铜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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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蒋统治台湾时,因为标榜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所以不但在台北市,铁路局殉职员工的铜像由国民党来兴建;连在偏远的台东县卑南乡,邮局殉职员工温勇男的铜像,照样是「人民团体」的国民党负责买单。那年代大概只有老蒋一个人的铜像,才会由国库来支付吧?(他一个人是国,其它人都是民)

  1973年10月9日,娜拉台风侵袭台湾,造成南回公路中断,台东地区邮件被迫停运。到了11日上午,台东邮局派出六人押运邮包,在知本溪畔和对岸太麻里邮局人员会合交换邮包。而太麻里邮局的温勇男、叶福年两人,在风雨中徒步三个多小时,从台东邮局领取邮包后,12日(星期五)上午七时徒步返回太麻里。

  在回程途中,知本桥遭暴涨的溪水冲毁,32岁的温勇男自告奋勇,背着一大袋邮包欲涉水过溪,但因溪水湍急而遭洪水冲走,危急之际温勇男仍然奋力将邮包丢向岸边,而邮包落地同时已不见他的踪影。台东及太麻里邮局均派出大批人员沿溪搜寻,但也没发现尸体。

  10月23日,国民党邮政党部决定在他殉职的知本溪畔,兴建一座题有「义行可风」的纪念碑及铜像,并发动邮政同仁乐捐,照顾温勇男母亲、妻子及四个儿女,邮政总局长王叔朋也承诺会从优抚恤,并为他们在台东建造一栋房屋妥为安置。

  根据两蒋时代的忠烈祠入祀办法,限定必须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军人或平民,但台湾承平多年,忠烈祠已许久无人入祀,直至1999年12月29日,行政院台八十八内字第四六八四一号令,才修正发布忠烈祠祀办法,让殉难之警察、消防、民防、义警、义消等人也能入祀。

  2000年9月2日,温勇男成为台湾邮政史上第一位入祀忠烈祠的邮差。他的母亲温叶金李、长子温中成、次子温明峻、长女温芳俪,也都出席这场盛会。温勇男的铜像也从荒草淹没的桥边,被迁移到整治完工后的河边公园。2007年1月24日,我在台东籍作家,也是知名导游林龙先生的协助下,看到了温勇男铜像。虽然国家颜色已由蓝转绿,日后也可能再由绿转篮,但穿着邮差制服,永远深绿的温勇男铜像,是会常留台湾人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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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忠烈祠入祀办法的修改,除了殉职的铁道看栅工、邮差也得以入祀,在战场以外殉职的军人,也被追加入祀。台中县大里市的美群桥,往上游方向沿涂城路到银联一桥,在健民小区附近,有一座蔡恒怀义士铜像,背后也有着很感人的故事。

  蔡恒怀生于1954年,是台中县沙鹿镇兴仁里蔡振耀会计师的次子,台中市私立岭东商专(现为岭东科技大学)企管科毕业。1977年5月,他入伍在太平乡竹仔坑营区接受新兵训练。6月6日(星期一)中午,部队举行实弹演习,突遇倾盆大雨,演习被迫停止。在返回营房途中,雾峰农工数十名女学生,想要涉足横渡草湖溪;但渡溪至一半时忽然山洪暴发,2名女学生被卷入急流。

  蔡恒怀见状奋不顾身,跳入洪流中救人,挽回了2名女学生性命,但自己却因体力殆尽,被洪水卷入急流数百多公尺。等袍泽们救他上岸时,已因头部受溪流石块撞击,流血不止而宣告不治,享年 23 岁,留下妻子妻子施梦筠与四个月大的独子蔡政宏。

  1978年1月18日,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级学校学生,在1月21日(星期六)晚间,收看中国电视公司播出的节目「爱心」,其中「义人义行」专辑,就是报导蔡恒怀的事迹。而台中县各界为纪念他的义行,也特别在草湖溪畔树立铜像纪念。

  2001年3月29日,台中县长廖永来主持春祭国殇,除悼念殉难革命先烈,还举行蔡恒怀义士入祠仪式,蔡恒怀的遗孀施梦筠女士,独力抚育孤儿蔡政宏廿四年,母子一起出席入祠仪式,肃穆哀戚的场面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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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历史极为悲情,先是五十年的日本跨海殖民统治,再是四十年的两蒋流亡殖民统治,如今要面对的则是岛内当权者不断提出虚拟的公投议题,以及对岸越来越失控的武力威胁。在泛政治的无聊争议中,当权者用拆解老蒋铜像来宣示反威权,藉以遮掩亲信贪渎与治国无能的窘态,但种种粗暴的手法与选择的时机,反而成了最威权的象征。

  台湾军中设有沿自苏联红军用以「监军」的政工,而政工干校则位于我们北投日治时代的跑马场(国府时期改为复兴岗)。政工干校是由小蒋创立,学校里放置两蒋铜像,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当权者与军方高层,有办法就废除政工制,这个我赞成;但如果不敢废、不能废、不愿废,反正只要在还没废之前,就不要去找政工干校(或其它军校)里找两蒋铜像的麻烦。

  在政工干校门口中央南路对面的巷子里,正确位置应该是「丰年路二段142号」的路边,有一对两蒋父子的铜像。两蒋父子与政工干校的关系,是不容抹煞的历史。这对沦落街头的两蒋父子铜像,若是出自学校,就请学校尊重历史,有尊严的「迎回」两蒋铜像。如果不是,就请环保局依废弃物清理法尽快处置,以免成为妨碍交通的「路霸」。

  杨荣华、高施传、温勇男与高施怀四位义士,他们原本都只是社会上最基层的群众,但他们却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台湾人那平凡中的不凡。虽然有人嘲弄这些小人物是「一条命换一座铜像」,比起从228大屠杀到白色恐怖,死了几万人,也造了几万个铜像,老蒋的「一条命换一座铜像」(不过他是用别人的命来换自己的铜像),好像是老蒋比较聪明。但我始终相信,台湾社会里还是会有脑筋清楚的人。当政者能欺骗多数人于一时,也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却无法欺骗多数人到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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