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 --与
陈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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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承明(1950-),男,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研究方向:《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
内容提要 本文
关键词 中国经济 理论经济学 发展与完善
读了清华大学
一、关于马克思以后没有出现过新经济范畴的问题
一是究竟有没有出现过新的经济范畴?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与多种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等的提法,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的发展和创新?如果是的话,那么“没有产生一个新的范畴”的论断就不能成立;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怎样才算经济范畴的创新呢?
二是能否随意更新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畴可以发展和创新,但是不能随意推翻和取消。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而这两个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社会存在,直到今天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仍在发展,因此,关于这两方面的经济范畴就不能随意取消。盲目地推翻或替换这些基本的经济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货币、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势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倒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为例,在马克思阐明了劳动价值的科学含义以后,西方经济学家运用边际方法提出效用价值,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范畴的“创新”,但是,仍然难以否定和替代劳动价值。商品的效用确实存在,但是,不同商品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效用。不同商品的效用在质上有区别,因而在量上无法准确计量和相互比较。而生产商品的劳动,不仅在质上可以归结为相同的一般人类劳动,而且在量上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和比较。可见,劳动价值比效用价值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优越性。虽然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顾这方面的缺陷,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效用价值缺乏科学依据,难以准确计量,造成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体系总是摇摇晃晃,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可见,范畴的创新最根本的是要科学,要有客观依据,要使继承性和创造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那种没有科学方法,没有客观依据,没有理论渊源的范畴创新,常常不是进步,而是在创新形式下的倒退,其结果比没有创新更糟。
三是如何科学更新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提出的特殊经济范畴,经过改造和创新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共性范畴,如资本、工资、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和地租等。虽然,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所有制关系上有质的区别,但是,它们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是它们的共性规律,因此可以形成和确立相应的共性范畴。运用这些共性范畴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便可形成和确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例如,我们可以从私有资本和私有剩余价值中抽象出资本一般和剩余价值一般,然后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出公有资本和公有剩余价值的新范畴,或把公有剩余价值改称为公共必要价值(雍文远)。更适合的创新方法,是将上述原来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一般化,即
二、关于生产力标准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矛盾问题
现象与本质总有矛盾,这就使科学成为必要。同样,仅从现象出发,生产力标准与公有制为主体也有矛盾,因为可以举出大量的实例来说明二者的不一致性。正如根据近大远小的常识,不能解释为什么早晨太阳离我们远,但看上去比中午更大的矛盾一样。这些矛盾仅仅是由现象上的差异产生,一旦揭示出它们的本质联系或其中的规律性,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会立刻消失。
有些人想从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出相互矛盾的论断,来证明马克思自身思想的不统一。例如,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表达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思想,他们认为这里的两个“必然”,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称其为“价值马克思”。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 他们认为这里的两个“决不会”,代表历史唯物主义,因而称其为“科学马克思”。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价值马克思”与“科学马克思”是矛盾的、不相容的,因此要用“科学马克思”取代“价值马克思”。其实,这种矛盾是现象的和人为的。因为前者是指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后者是指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了必要条件,才能实现必然结果,这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科学马克思”与“价值马克思”不仅不相矛盾,而且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由此可以引申出,所谓生产力标准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矛盾也是表面的和非本质的。从根本上讲,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本身是生产力标准的体现。但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一个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公有制与私有制各自的比重,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里也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其实,在人民掌握政权的前提下,允许私有制在少数地区或部门成为主体,并不会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有经济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经济已有了某些质的变化,已由从属于资本主义转变为从属于社会主义。因此,允许私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不仅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且有利于弥补公有经济的缺陷,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但是,这一现象不能成为全面恢复私有制的理由。实践表明,过早建立单一公有制和全面恢复私有制,都是违背生产力规律的行为,都会造成经济的衰退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因此,公有制最终取代私有制的必然性,与现阶段强调公有制的主体性,以及两种所有制的并存性是不矛盾的,它们统一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全过程,都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的结果和表现,因而不能用生产力标准来反对和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原则。
三、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
首先,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价值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价值创造是基础、是前提,没有价值创造,也就不会有价值分配。反过来,价值分配反作用于价值创造,它不仅会影响形成价值的劳动,而且会影响劳动的物质条件即其他生产要素。因此,要深刻认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的本质联系和相互作用,不能人为地把它们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
其次,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含义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价值创造是解决价值的来源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价值只有一个来源,就是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的活劳动,其他生产要素是创造价值的物质条件,但不是价值的直接来源。价值分配是解决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实现问题。也就是说,虽然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但不等于价值必须全部按劳分配。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活劳动单独创造的,它是由包括活劳动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也要从商品价值中取得一定的报酬,否则他们将不愿意投入生产要素,这是要素所有者维护其权益的表现。简单地讲,多种生产要素共同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此,当商品价值实现以后,除了支付劳动报酬之外,还必须给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支付报酬,以实现他们的所有权。
再次,按生产要素分配即按要素所有权取得报酬,也必须符合价值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例如,利润是资本这一要素的收入,它是活劳动新创造价值中扣除了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以后的剩余部分。而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和银行利润,则要根据平均利润率在不同部门进行分配,这是价值规律通过市场竞争,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的结果。地租是土地这一要素的收入,它来源于剩余价值中大于平均利润的部分。作为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有机构成较高,且受现有土地数量的限制,不能参加利润的平均化,因此,农业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高于平均利润的部分,成为绝对地租的来源。作为级差地租,来源于中等或优等土地的较高生产力所提供的超额剩余价值。
可见,所有生产要素的收入,都是价值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的必然联系。那种认为,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割裂开来的认识,是没有理论依据和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因此,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必然结果。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问题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即
首先,要正确认识它们的个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个性,表现在阶级性、科学性和体系内容的差异性等方面。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虽然双方都会从对方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自的阶级立场和本质属性。从科学性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总体上讲,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更多的非科学成分。当然,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密切联系的,虽然西方经济学运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但是仍然难以掩盖其阶级局限性所导致的不科学性。从体系内容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注重本质分析、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而西方经济学更注重现象分析、计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因而它们在体系内容上的差别性也是明显的。可见,要使二者相融不能人为抹煞它们的个性差别和本质区别,否则容易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丧失应有的阶级立场和科学态度。
其次,要正确认识它们的共性。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个性,并不否认它们具有共性。那种只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个性,而否认它们有共性的观点,同样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因此《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即生产关系的同时,把它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完整地揭示出来。而西方经济学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出发,不仅回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而且偏重于研究生产力,把资源配置作为中心任务。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外在互补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反映了它们的继承性。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其中的福利经济学,也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同样,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并且吸收了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表现出它们的互补性和可借鉴性。
可见,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与共性,才能在不违背阶级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找到使它们融合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的关系问题
一是不能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个别结论。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把个别结论当成基本原理,以及把基本原理当成个别结论的错误。例如,我们曾经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个别结论,当成是基本原理和普遍真理,因而否认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就是典型的例证,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
二是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轻视和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与它的基本原理是密切联系和难以分割的。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也就难以理解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特别是在基本原理发挥作用的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人为否定基本原理就会犯历史性错误。例如,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揭示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社会主义还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不是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而是试图推翻或取消它,结果必然会酿成大错,造成难以挽回的理论混乱和经济损失。因此,我们既要学习和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又要理解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加深理解它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同时,要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它的基本原理。那种只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不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害的,因而是不可取的。
六、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理论经济学的问题
第一,在思想方法上,要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实践表明,哲学是经济学的灵魂和生命线,经济学是哲学的载体和具体运用。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新经济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创立新理论。因此,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必然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和有机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包括对立统一规律、质变量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但是,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里,我们既要反对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简单结论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简单地讲,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解决方向问题,联系中国经济实际是解决方法问题,只有使方向与方法紧密联系,有机结合,才能使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健康发展和日臻完善。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经济理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产物,邓小平经济理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物。二者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显著差别。虽然社会主义经济是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但是二者仍然有共性和历史联系。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是它们的两个主要共同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在公有生产关系为主的前提下,局部保留和合理利用私有生产关系来加快经济发展,反映出它们的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它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它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和有效途径。可见,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化和具体化,二者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中国的、科学和成熟的理论经济学。
第三,在理论来源上,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那种认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只需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撇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反映阶级利益与科学性上的根本区别,它们之间仍然存在可以比较的不同特点。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注重本质分析、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而西方经济学更注重现象分析、计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它们各有其长处和优点,又各有其缺陷和不足。因此,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必须把二者的长处和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克服二者的缺陷和不足,使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更加丰富、深刻和完备。
第四,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要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惟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过程,不能放进人造的实验室,它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常常要经历几代人的长期实践,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许多新的经济理论不能也不必等到实践完全证明其正确之后才加以运用。因此,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因而是愚人之举;相反,不承认实践检验的重要性,把现成的理论看成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实质是固步自封,无所作为,因而是懒人之举。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
第五,在表现形式上,要坚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论证的严谨性相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上科学论证的典范,而且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因而具有永久的魅力。《资本论》体系的完整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认识得极其全面、准确和深刻,以至能够把客观的经济规律,作为完整的体系科学地揭示出来。二是马克思运用了科学的叙述方法,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本质到现象的顺序加以表述,因而具有循序渐进,结构严密的整体效果。《资本论》把理论上的逻辑顺序与历史上的实际顺序高度统一起来,因而成为理论研究中的艺术珍品,为我们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科学论证更是发展和完善理论经济学不可忽略的基本前提。经济学的论证,不能凭借自然科学上的实验手段,只能通过对大量实际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过程,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正确运用科学抽象法更为重要。经济学的论证过程,常常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现象与本质、局部与全局、量变与质变、分析与综合等论证方法的高度统一,因而科学论证是发展和完善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科学体系的可靠保证。
第六,在发展进程中,要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相结合。与其他事物一样,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一个由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全部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成熟,既不能依靠某个天才的个人努力,也不能期盼某天早上奇迹的发生。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这里的关键是: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其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这是整个经济学界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24、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邓小平文选[M]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张薰华生产力与经济规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5]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6]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简本[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7]陈承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概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The Perf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Economics
--Deliberation with professor Cai Jiming
Chen Chengming
Abstract Stimulated from the article of professor Jiming Cai,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economics in reform period, the author deliberate with professor Cai in six aspects: are there any new economic categories? The contradiction of productivityoriented and public ownership as main bo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 production and value distribution; the mixture of Marxism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le and research method of Marxism;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oretical economics
Keywords Chinese economicstheoretical economicsperfection an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