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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孙教授的简介（五年中小学教育后直接进MIT学习）
1928年生于广西南宁。1938年抗战时家奔菲律宾。1947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物理，1953年获得物理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数年后，回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1999年退休。著有物理学论文及专著《统计力学》、《量子场论》等多种。人文方面著作有中译《鲁拜集》、英译《易经》及诗集《沧江集》。现在致力于分子生物学与宇宙物理学研究。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克孙教授的研究室里，一面墙上挂着他的书法作品，另一面墙上则有一张1979年邓小平和黄克孙的合影。研究室里有几位跟他做物理研究的博士后，一问，来自中国。年逾八十，黄克孙依然醉心于研究和教学，畅谈一个下午不见倦意。
黄克孙1928年生于广西南宁。小时因为内战，常常在一个地方住不上一年，在广州住了两年，算是最长。黄克孙的父亲原来加入国民党，后来因为“清党”的缘故，逃到菲律宾去了。二战期间，日本人占领菲律宾，把侨领抓起来枪毙。作为侨领的黄父逃到山里，走投无路时在山脚下拿斧头砍自己的头，用血在山壁上写“中国万岁”，然后昏迷过去。后来被土人发现时，假装发疯，被送到疯人院去，就这样躲过了日本人。黄克孙去疯人院看父亲的时候，父亲说：“你看我，浑身刀子，没有一把快的。我的名字是写在水上的。”
黄克孙在小学、中学都没有完整地上学，总共才读了五年。他在家自学，背《唐诗三百首》，看四书五经。他也看一点物理、数学，进了中学以后，对物理很有兴趣：“我发现物理是可以解释整个世界的最有系统最可靠的东西，并且很美！”
1947年，黄克孙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用三年拿到学士学位，再用三年拿到博士学位。尽管在学校的时间不长，但他说：“我在学校以外，读了很多东西。写诗都是我自己学的。”
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核物理的。1953年获得学位后，他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数年后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任物理教授，一直到1999年退休。
在普林斯顿，黄克孙与杨振宁共事。他说：“在物理上我最大的老师是杨振宁。在一同研究中，我领会到他自由而严密的思想方法。”当年，黄克孙跟杨振宁一家人都熟，杨夫人杜致礼是杜聿明的女儿。黄克孙记得她母亲杜聿明夫人的炒鸡蛋，一次对杜致礼说：“你妈妈的炒鸡蛋最好吃。”杜致礼说：“我也会炒！”黄克孙说：“我跟杨振宁以前常常联系，近来就比较少了。”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他常到航空系教授卞学鐄和夫人赵如兰家去玩。过年时，留学生都挤到卞家。赵如兰是赵元任的女儿，黄克孙因此见过赵元任，尝过赵伯母杨步伟的手艺。赵元任给他的印象是很幽默，但讲话不多。杨联陞也常去卞家，黄克孙记得一次聚会，杨联陞乘兴唱起京戏。后来黄克孙翻译《鲁拜集》，1954年12月7日杨联陞题诗：“我爱黄君寄托深，能翻旧调出新音。诗肠九转通古今，四海东西一样心。(其一)抱瓮持花甚有情，醉来时发浩歌声。夕阳大漠无边际，埋没明王剑与经。(其二)醉乡门券酒三壶，饮者留名觚不孤。我去君来犹故我，陶然相继岂空无。(其三)”
唐德刚的《白马社的旧诗词─重读黄克孙译〈鲁拜集〉》中说：“克孙是我们白马社的四五个发起人之一。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已拿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住在波士顿，时常自波城赶到纽约，来参加我们几个所组织的一个小型朗诵会─他来的目的自然是一石双鸟（有个美丽的女朋友在纽约嘛）。”黄克孙翻译的《鲁拜集》，用的是七言绝句。试举两首：
不问清瓢与浊瓢，不分寒食与花朝。酒泉岁月涓涓尽，枫树生涯叶叶飘。
一箪疏食一壶浆，一卷诗书树下凉。卿为阿侬歌瀚海，茫茫瀚海即天堂。
多年后钱锺书读到此书，大加赞赏：“黄先生译诗雅贴比美Fitzgerald原译。Fitzgerald书札中论译事屡云‘宁为活麻雀，不做死鹰’(better a live sparrow than a dead eagle)，况活鹰乎？”
数十年间，黄克孙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物理，业余喜欢译诗、写诗、练书法、听音乐，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自由漫步。
黄克孙在美国任教，但与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学界时有联系。2006年，黄克孙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勾起了早年在南洋生活的情愫。从此，他每年都到新加坡住一段时间，从事科学研究。黄克孙认为新加坡某些地方很成功，但是缺少研究的文化：“新加坡是比较注重于马上得到结果的那种东西，政府给钱的时候，马上要得出结果。做研究，不能说明年就有结果了。美国人研究什么，造一个望远镜，没有问明年看到什么东西，而让科学家去做纯研究。我想新加坡还没有这个观点，还是太功利，中国也没有。中国古代是有的。”
不过，他觉得自己在南洋理工大学做研究跟美国没有两样。唯一跟美国生活不同的是在新加坡自己不开汽车。“美国是不能不开车的。它有很多地方没有公共汽车，你必须开车。不过，你开车以后有一种自由，想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它就是汽车王国。现在中国也变成这样，好像中国的汽车出售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日近黄昏时，我问：“诗歌跟物理有没有相同的地方？”黄克孙笑道：“有，两者都很美。物理当然有一种美感，所以我研究物理，有一种享受，一种心得。”
对黄克孙教授的专访——我能同时接受美国理想和中国传统
杨振宁和李政道个性不同
时代周报：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对在美国的华人影响很大？
黄克孙：是。在MIT做学生时李政道来演讲，因而认识他。后来我去普林斯顿做博士后，就与杨振宁一起工作。
时代周报：杨振宁和李政道后来分道扬镳，以你的观察，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克孙：这个很难说理。我想完全像离婚，两个人有各自的说法，谁对呢，谁知道？
时代周报：就你的亲身接触，对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印象如何？
黄克孙：他们个性很不一样。那个时候李政道比较好强，所以有这种冲突。两个人都非常聪明，他们的合作是很难得的。
时代周报：你结婚的时候，丁肇中先生是你的伴郎？
黄克孙：对，他是MIT的同事。他主要是做实验，需要很多经费，要花很多精力去找支持。
时代周报：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黄克孙：他就是一个寡言、沉着、很有魄力的人。
时代周报：听说你有好几次差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黄克孙：没有。有一年诺贝尔奖致辞中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是某某人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贡献。
时代周报：中国近期有可能出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才吗？
黄克孙：饶毅说中国90%的教授都不听学术报告。很出色的人来大学作报告，他们都不情愿去听。可是有院士来了，他们就去听，希望那个院士给他投一票什么的。据说是他们大体不做研究。不做研究怎么能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我在MIT的同事，几乎24小时都在想物理。那是你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不这样就做不出来。就好像画画一样，艺术家要是24小时不想这个画，就画不出来。你要是为了应酬，每天只画两个钟头，那是画不出好画的。不做研究，就没有结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在美国，有选择不做行政的自由
时代周报：前一阵子杨振宁先生在中国发表一个说法：美国的大学教育还不如中国的大学教育，你同意吗？
黄克孙：可能中国细项的训练比美国好。美国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教授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大学的要人不是行政官员而是教授。就是这点不同。
时代周报：你在MIT几十年，从来不用操心行政上的事情？
黄克孙：在美国这种环境，你有选择不做行政的自由。可能在中国不能不做。
时代周报：在高校的体制，你觉得中国跟美国有没有可比性？
黄克孙：美国的教授比较注重研究，中国的教授重点不知是什么，大概是找经费吧。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物理的奥妙在何处？
黄克孙：物理就像下围棋一样。围棋非常复杂，可是规律很简单，每人下一子，把它围起来吃掉了，就完了，可是这个变化无穷。物理就是这样，它那个原则非常简单，可是变化无穷，这就是它的美。
时代周报：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黄克孙：当然是啦。可能不止20世纪。牛顿以后，他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时代周报：美国近两百年的科学教育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
黄克孙：以前，富兰克林在美国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人，发现打雷时雷电可以传下来，放了个风筝上去，那个实验是他做的。那时候美国比较有知识者，跟欧洲有很多接触，但是发展得比较慢。后来是因为希特勒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都赶到美国去了，所以美国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最有名的是爱因斯坦。
时代周报：陈方正先生的《继承与叛逆》一书，是从李约瑟论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会落后于西方”衍发出来的。在美国或者在欧洲，李约瑟论题有影响吗？
黄克孙：这本书是比较专业的，我想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中国没有那个条件。你可以反问，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西方能够发展，那条件是什么？西方现代科学发源于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的条件是贸易。因为贸易，需要造船等的技术，因而注重科学。欧洲人为什么要贸易呢？是因为在十字军东征时，他们发现原来世界有那么好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所以就要靠航海去抢夺这些宝贝。航海跟贸易的需要刺激了科技。而中国觉得自己什么都有，明朝时，郑和出去走一下就把他叫回来。自己什么都有，当然就不需要发展啦。
时代周报：在近代，西方各种先进的科技传到中国来，能不能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
黄克孙：中国这150年来，科技从无到有，发达得很快。我们的卫星都上去了，我们这套是学会了。李约瑟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不在中国产生？为什么近代工业不产生于中国？从知识的角度看，北宋的时候可以产生科学。《梦溪笔谈》就提到一些对大自然的观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那时的思维不但没有变成科学，反而变成礼教。不但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鲁迅说的“吃人的礼教”,把中国停滞了几百年。宋朝以前是很开放的。明朝、清朝都是给礼教束缚了。为什么会出礼教呢？我就不知道了。
时代周报：在1949年前后，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像钱学森这一代人回到中国来，但是钱学森晚年有一个“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五十多年的教育不能产生大师？
黄克孙：中国以前是产生过大师的，像陈寅恪、王国维这类人。后来不产生，这可能跟现在教学步骤、研究有关系，不做研究就出不了大师。
时代周报：为什么美国大学教育能够出大师？
黄克孙：因为他们有自由做研究的风气，一向就是这样。美国很多研究是私人企业支持的。几个天文望远镜，都是私人资本。因为是私人资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支持望远镜的钱的人觉得研究天文很有兴趣，就捐钱造一个望远镜去观察天文，也不顾到马上有什么利益可以得。这个风气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传来的，就是一种自由探索，不顾眼前马上利益的风气。
这种所谓自由的研究，不需要每一个人都那么做，只需要有少数人那么做就够了。科技的发展，就靠几个人有重大的发现，当然他们的发现是靠了很多别人的结果才出来的。可是这方面不需要每一个人去做，只需要几个人就行了。主要是要社会允许他们那么做，做了以后可以用他们的结果。
我有中国价值和美国价值
时代周报：我最近看萨义德的回忆录，中文翻译成《格格不入》，他曾经提出“东方主义”的观念。你去了美国，有没有这种感觉？
黄克孙：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在美国很舒服。对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理想，我觉得很钦佩、很舒服。我觉得这跟东方的传统没有冲突的地方。我两方面都很舒服。我相信，这并不表示我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也不是不能相信这个东西。美国的理想是很崇高的，像中国也有一个传统，我两个都接受。
时代周报：你认为有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
黄克孙：我没有普世价值，只有中国价值跟美国价值。这个能不能推到普世价值，我就不知道。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美国价值是什么？
黄克孙：是自由。美国价值就是《独立宣言》提到的最初几句话，他们相信一个人有权利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时代周报：中国价值呢？
黄克孙：中国价值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你可以有自由，可是你同时对社会有责任。这就是儒家的观念，你不光是个人，你是社会的一员。
时代周报：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好像都对美国价值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黄克孙：对，这是他们的政治制度有问题。他们社会的民主，三权分立，说起来很好听，可是凡是认为美好的东西，到后来总会被腐化。美国讲究法治，某些人就把腐败合法化。不管怎么好的东西，像中国的科举很完美吧，到后来都腐化。
余光中的诗很“巧”
时代周报：你的另外一个爱好是写诗？
黄克孙：对。我从小就学唐诗宋词，后来为了专业，搁起来，很久没有写。在MIT专心做物理的二三十年，大概没有写什么，因为写诗是另外一个境界。退休了我又重新写诗。
时代周报：你怎么会去翻译《鲁拜集》？
黄克孙：因为我喜欢所读到的英文翻译。英国人Edward Fitzgerald把波斯的奥玛珈音的《鲁拜集》翻译成英文的四行诗。这英文四行诗是有格律的，跟中国古诗一样，有一定的音节、押韵。我觉得它很像中国的七言绝句，所以就把《鲁拜集》翻译成七言绝句。
时代周报：你觉得《鲁拜集》有什么特点？
黄克孙：中国七言绝句飘逸有韵，有自己的逻辑。《鲁拜集》原文有这方面，我不过把原诗的外国辞汇典故变成中国的辞汇典故。
时代周报： 《鲁拜集》出来之后，跟钱锺书先生还有一点渊源？
黄克孙：是出版以后几十年的事。最早出版以后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不过在台湾很流行，特别是台湾的中学都教这个。后来过了几十年，原版已经没有了。台湾有个出版社给我再版了。那个老板苏正隆也要出钱锺书的全集，所以他寄了一本《鲁拜集》给钱锺书。钱锺书看了就写了一封信，我从来没有见过钱先生。
时代周报：季羡林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漫谈散文》，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至于新诗，他认为是一个失败。
黄克孙：我觉得不能说是失败吧，我觉得艾青的诗很好啊。艾青的诗是旧诗不能够表达出来的，旧诗不能把那种真正的境界表达，必须用白话文。但是白话诗没有格律来约束，在形式上，有人觉得根本就没办法背诵。但好的新诗可以背诵。艾略特的诗可以背诵，艾青的诗可以背诵。比如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表达了很深的感情。
时代周报：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诗在台湾倒是别开一枝，出了很多风格独特的新诗人，像余光中、洛夫、痖弦、郑愁予、周梦蝶，你有没有留意台湾的新诗？
黄克孙：我看了一些余光中的诗，觉得他还是很巧。
根在什么地方很难说
时代周报：你写书法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练起？
黄克孙：那当然，写书法如果小时候不开始练，后来就很难了。小时候每天早上都在写，先生还加红圈什么的，说这个写得好。
时代周报：那时你喜欢临谁的书法？
黄克孙：那个时候临的就是颜鲁公，后来就是苏东坡。可是我最喜欢的是怀素，怀素不能临，那是草书。毛泽东就是临怀素的。怀素的草书是很惊人的。
时代周报：你觉得书法有天分这一说吗？
黄克孙：可能有，像怀素一定是天分，没有天分写不出来的。
时代周报：近代书法变化不小，你怎么看后来的流变？
黄克孙：我是喜欢邓石如，那已经是乾隆时候了。吴昌硕写得不错。我有时候喜欢上网看看，很少有好的。网上有拍卖，卖5000块钱的，并不怎么好。练书法很难。凡是讲艺术，书法、诗、散文，好的就很难。
时代周报：你还喜欢音乐？
黄克孙：我也喜欢音乐。我以前是拉小提琴的，现在拉不动了。我对中国音乐并不懂，我懂的是西洋音乐。
时代周报：在海外这么多年，你有落叶归根的念头吗？
黄克孙：现在讲起来，根在什么地方已经很难说了。我很早就离开老家了。现在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我所谓故乡的观念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中国也改变了，并且中国跟外国的距离已经拉近了。以前在外国学什么，不回国，没有什么别的出路。现在外国也有出路，就待在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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