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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caixin.miniopen.qq.com/a/20130811/000001.htm
【财新《新世纪》】(记者 崔筝 实习记者 何林璘)财新记者试探性地在网上复制了一篇论文，稍微修改了一下标题，发给一位“核心期刊”编辑。仅几分钟之后，该编辑回复称，字数刚好合适，只需补充一下作者信息即可发表——当然，发表前提是支付4000元左右的版面费。
这种“在线审核、付费刊发”的做法，只是当今学术不端溃痈的冰山一角。
2013年8月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称基金委）通报了2010年以来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情况，涉及科研人员超过80人。
基金委还通报了数例学术不端典型案例。虽然没有公布具体院所名称，但财新记者调查得知，这些典型案例可能涉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大学、四川大学等一流科研院所。
对于愈演愈烈的学术不端行为，基金委主任杨卫曾忧虑地表示：“目前来看，防止学术不端的‘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如果这时不主动出击来维护科研诚信，未来科研诚信缺失的情况也许会愈演愈烈。”
2010年起，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收录中，中国科技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但高频率引用论文数量、论文影响力以及相应的科技成果却并不理想。多位专家表示，当前以发表论文为决定因素、且由行政力量主导的科研评价体系积弊已深，亦是滋生科研、学术不端的重要原因。
防止学术不端，其根本在于改革科研体制，并建立以学术原则为基准的独立调查体系。
【1】学术造假万花筒
8月1日的通报显示，2010年至今，基金委发现存在弄虚作假38人次，论文重复发表15人次，抄袭剽窃17人次，造假、篡改数据6人次，其他7人次。
基金委详细公布的几个典型案例，概括出当前科研活动中的混乱情形。
直接把别人的成果改头换面为我所用，或者直接把同名作者的论文作为自己的资本，这种事情做起来非常容易，也是中国学术不端行为的重灾区。
通报指出，北京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刘志华（男性），将另一位“刘志华”（女性）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论文据为己有，并将此成果用于2011年度申请一项青年基金项目。凑巧的是，发表论文期间，两位刘志华都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刘志华（男）正好利用了这一点。
财新记者通过查询论文和项目资料发现，上述冒用他人论文的当事人，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刘志华极为相似。此人现为该所计算生物学研究室主任，2009年5月以“海外优秀人才”引进方式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还曾荣获“协和新星”荣誉称号。
发稿前，财新记者与该刘志华取得联系，对方听明来意后，以“正在外边有事”为由挂断了电话。
男刘志华可以冒用女刘志华，因为不仅两个人的中文名字相同，研究领域也类似。实际上并不需要同名同姓，因为发表在国外期刊上的文章，一般都是以姓的拼音加上名字的缩写显示。湖北某大学研究人员郝汉舟，能把他人发表的三篇SCI论文窃为己有，只因原作者名字的缩写也是HZ Hao。他用这些论文申报2011年度基金项目并获得资助。
现在的高校科研人员，手里有没有项目，是关系到能否抬得起头来的大事。拿别人已经获批的项目申请材料，重新申请一个项目，是济南大学的任升峰想出的一个奇招。基金委经项目相似性检查系统比对显示，其2012年度基金申请书与其他人2008年度已获资助项目申请书，整体相似率95.1%，立项依据相似率95.95%，研究内容相似率99.2%，研究方案相似率95.4%，创新点相似率100%。
同时，任升峰为展示他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前沿，将申请书中10篇参考文献的出版日期编造成近年，并且将被抄袭项目主持者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列为自己的研究成果。
此外，身为基金委的评审，竟也有监守自盗的情况。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博导万昌秀身为基金委的评审专家，竟然在评审他人2011年度基金项目申请书时，将申请人4000多字的科研论述中的3000字窃为己有，并发表在与他人合作的专著《材料仿生与思维创新》中。
弄虚造假、伪造数据，是学术不端行为中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种，也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这种造假包括对科研成果、实验数据，甚至个人身份的造假。
还是湖北某大学的郝汉舟，曾在2012年度再次申报基金项目时，虚构一篇根本未发表的英文论文。此外，他在背景资料中虚称自己为澳大利亚访问学者和硕士研究生导师。基金委的调查显示，他甚至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国境，也没带过硕士生。
在一些案例中，对实验数据的造假亦有提及。天津大学高鹏、姚素英等发表的两篇标注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实验材料完全不同，但是实验结果完全相同，其中一篇论文数据造假。上述两篇论文均为“基于硒化镉纳米量子点的悬浮微块阵列免疫芯片分析系统的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而姚素英曾经因为这项为期一年的资助项目，获得9万元资助。高鹏是两篇论文的第一和通讯作者，姚素英是高鹏的博士生导师。
聘请“枪手”，就更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只是需要花点钱。这种方式，多见于学位、职称评定中的论文“枪手”服务，也在国家最高级的科技基金申报过程中初现端倪。但是这篇文章是他们自己还是“枪手”所写，读者基本上看不出来。
但是两篇出自同一个“枪手”的同一篇文章，被两位学者同时用来申请项目，让两个人都露了底。
湖南某大学彭国星与福建某大学余文琼，在申请2012年度“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时，交出了两份几乎一模一样的项目申请书：整体相似度为97.1%，立项依据相似度95.9%，研究内容相似度99.3%，研究方案相似度98.5%，创新点相似度100%。基金委监督委员会调查得知，二人的申请书均是从网上中介公司花钱购得，不幸的是，这家“无良”公司，把同一份申请书，卖给了两个人。
【2】名利场？生产线？
基金委一位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表示，对收到的每一项投诉，监督委员会都会认真对待，目前公布的情况，虽然看似比较严重，实际上只占基金委每年批复的大批课题中极小的一部分。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内学者对财新记者表示，在国内的学术界，基金委可以算是“最干净的一家”。更大的乱象，隐藏于各种较低级别的科研基金申请和以论文数为绝对导向的职称评定中。
向国内的科研基金申请一项课题，或是发表一篇论文作为学术成果，究竟怎么做最省力？财新记者以找人代写一份科研基金立项申请书为由，联系了几家“工作室”。“中山研友”工作室的编辑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服务流程”：
以一份药理学国家级项目为例，代写方先出一至三个选题给客户确认，随后客户交纳20%定金，直至代写方交出查新报告（即某项科研课题确定之前，证明当前项目的新颖、创造性的材料），确认查新后再付30%款写完全文，并提供一半内容给客户抽查。客户付完全款，即可获得全稿。该工作室表示，他们负责修改到客户满意为止。
以上述国家项目为例，客户只需交5800元，一份申请书格式，即可在15天之内拿到全文。
另一家工作室的编辑也表示，不同级别的课题申请书价格差别很大，国家级的课题申请，一般为4000元以上。这些工作室编辑透露，该工作室的写手包括许多名校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可保证文书质量优良，并通过原创性审查，基本能够通过基金申请评审，但并不“打包票”。
两家名为“期刊VIP网”“博雅论文辅导中心” 的机构向财新记者介绍了更为妥帖的代写服务。
他们称，他们与国内核心期刊有密切合作，包写包发表。其中“北大核心”“一类核心”等刊物发表论文价格超过1万元一篇，“二类核心”也需要6500-7500元不等。这些价格尚不包括另付给期刊的“版面费”。
“如果您是在5月份要评职称，我们保证您在5月之前能拿到杂志。”来自“博雅论文辅导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保证，客户可在确认发表之后再付余款。
一位自称为数本国内、国际核心期刊代理编辑的人告诉财新记者，与期刊合作的代理机构通常要从论文写作费中提取高额佣金，最省钱的论文发表办法，是直接与期刊联系。他表示，他代理的期刊在线审核并不严格，客户只需支付约4000元版面费后即可发表。
该编辑代理的期刊涵盖了工程、社科、哲学等领域，在其发来的价目表中，甚至还包括美国关岛、法国巴黎等地的数本国际会议期刊，只需花费5000元，即可获得一篇发表在被EI（美国《工程索引》）收录的英文论文。如能赶在8月中旬前付款，9月15日左右，新鲜出炉的期刊即可通过国际邮轮托运到客户手中。
【3】“不出版即出局”
就在基金委通报科研不端情况的同一天，美国《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由四位中国学者撰写的题为《改革中国科技体制》（Reforming China's S&T System）的文章。文中从宏观到微观，详述了中国科技体制存在的问题。
该文由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聪和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的三位国内学者共同完成。论文提出，用论文数量作为评价标准的中国的学术评价文化“很弱”。在这样的学术评价文化之下，出现学术造假、腐败等问题并不奇怪。
“公开通报科研不端行为，对维护学术尊严，尤其是该项基金的申报、管理，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究竟能对学术不端行为起到多大的震慑作用，还很难说。”在基金委通报的科研不端案例引发热议之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撰文指出。
在基金委的通报批评中，均未涉及科研不端者所在的科研院所名称，仅用“某大学”“某研究所”等字眼代替，似乎在为科研院所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后续惩处决定“打掩护”。
“一般来说，如果一起学术不端行为被媒体曝光和舆论热议，学术机构会迫于压力做出一些处理，但并不会非常严肃。”熊丙奇对财新记者表示。
熊丙奇表示，上述案例中“湖北某大学”名为郝汉舟的学者受到基金委通报批评，但他查阅了湖北高校的信息，并没有发现近期有对名叫郝汉舟的学者进行学术不端处理。
财新记者发现，截至发稿，相关单位并未对上述典型案例中的当事人作出公开惩处。
“中国科研诚信网”几个月前发布的一则消息显示，基金委已于2012年底致信济南大学，告知了任升峰抄袭他人申请书的违规行为和惩罚措施，但直至目前，济南大学官方网站仍未公布任何对任升峰的处理决定。
对科研不端惩处不力，关键在于独立的学术评价体系的缺失。熊丙奇表示，在惩治学术不端方面，国内学术界与国际上的做法差距非常大。对学术问题的调查，也并不严谨地基于学术原则，几乎都是按照行政部门的意志，这对被调查者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在科研院所内部举报（科研不端问题）几乎无效，只有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爆料，并造成一定影响之后，才会有行政部门调查，而不是独立的学术调查。”熊丙奇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评审过程有不少科学家参与，在国内算是比较严谨的，在另一些基金、奖项的申报中，评审过程几乎全部是行政主导。
他认为，解决科研不端，关键在于改革中国整个科研体制行政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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