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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究竟内含什么元素
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果我们能研究清楚，便能冰释国民心中的疑虑，增强对社会主义认同感和自信心，从而增大社会的向心力，减少离心离德，不然自信将成自负，将成自欺欺人；也能为改革提供理论，即增大了改革路径的可选择集。所以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笔者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广开言路，汇聚民智，把这一问题彻底研究清楚。
当然研究这一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和当今世界潮流。不然将成无根理论、空中楼阁。众所周知，近百年的世界史，正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生存竞争的历史，结果前者竞争不过后者，苏联解体了垮台了。这便是沉甸甸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研究时不仅不能忽视它，而且必须从中提炼理论养份。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兴起正迎合了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潮流。但当今已经时过境迁了，世界潮流已经从追求国家整体的正义转变为追求公民个体的正义，即当今的世界潮流已经是民主、自由、和全球一体化了。显然我们不能逆世界潮流而动，只能顺之而为。即社会主义过去的任务是民族解放事业，即聚焦于主权之上。但今天世界潮流变了，社会主义的任务也应随之而变，即由争主权变为保障公民的权益。显然上文的论述已经隐含了中国改革的路径，即改革首先是解决现在社会存在的矛盾。
那么社会主义究竟内含什么元素？社会主义要赢得和资本主义生存竞争的胜利，必须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优势。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包容资本主义的正面元素，甚至包容世界历史上曾有的社会制度的正面元素。因此社会主义元素至少包括如下的维度：其一、公平正义。众所周知，在任何社会中，公平正义都是最大公约数，最大交集，是天道良知所在，也是得道者多助的道所在。因此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才能凝聚国民向心力，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其二、勃兴的创新创造力。创新创造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也社会生产效率的基石。如果在效率上不优于资本主义，必有生存危机。其三、人类文明进步总是由被奴役状态走向自由王国。这是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因此社会主义公民必须比资本主义公民有更大的自由权。当然社会主义元素不应局限于这三大维度。本文只着重研究前两大问题，即怎样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怎样才能培育社会创新创造力。其余问题留待高明。
一、必须笼住权力和资本，才有公平正义
研究任何一种制度的兴衰、成败，必须研究两个重要变量：资本和权力。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亦萧何。资本和权力法力无边，渗透社会每个角落。它们既可为天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也可成为魔鬼，奴役人民，压迫剥削人民，甚至毁灭人类文明。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和权力的两面性，不能顾彼失此，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但人们往往受制于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总喜欢从一极看世界，成了井底之蛙、瞎子摸象。如果以这样的认知来指导社会实践，后果不堪设想，必然造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物，缺失生殖力。历史的教训不谓不深刻。
过去我们受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对资本的罪恶有深刻的认识，并深恶痛绝它，务必除之而后快，结果得不尝失。而现在精英又走向另一极端，完全否定马克思，否定资本有负面作用；拜服在斯密的脚下，梦想着在资本作用下实现完美均衡。其实，斯密远远不如马克思。马克思揭示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并诱发经济危机，都被历史证明了；而斯密的完美均衡却无从寻找。可见这些精英可能被名利迷失了心窍，完全失掉理性了。
现在我们分别对资本和权力的本质作具体的分析，先分析资本。显然，资本具有恶的一面，具体指资本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导致社会不公、堕落。此中的证据非常易于寻找。《教父》开篇首句写道：在巨大财富后面，都藏着罪恶。引述了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名言。其实，《教父》通篇都叙述着或资本为恶，或资本勾结权力胡作非为的故事。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马克思的“资本家手中每块钱都沾满工人的血汗”。
然而，我国精英企图因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否定资本可能对工人剥削的现实。其实，如果我们把劳资之间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也可以得出资本家容易对工人进行掠夺的结论。因为在这一博弈中，资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谈判中，耐心是决胜的要素之一。而在这一博弈中，由于劳工受生计所逼迫，是不能有耐心的。而且资方还有机器替代劳力等威胁策略。从而容易迫使劳工就范。
当然，我们不必否认世界在不断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也在不断改良，和马克思时代相比，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有质的区别了；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纵观西方各国，都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这样既建立了劳资博弈中讨价还价的平台，增强了劳工在这一博弈中的筹码，减弱了资本对工人剥削的程度；并且工会组织在民主制度下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促使西方国家提高福利水平，从而从整体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不利地位。
不幸的是，虽然工人在西方享受高福利，被剥削程度大大降低了，但在其他国家依然如故，包括在我国。中国农民工对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很难说他们已获得了应得的权利。如果否定这一沉重的事实，就是昧着良心瞎说了。其实，资本为恶在我国令人触目惊心：在资本市场，资本在掠夺；在房地产市场，资本要把国人变成房奴。还有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和炒家对生活必需品的农副产品的炒作等问题，都表明资本在为恶。
现在我们又把眼光转向西方国家。虽然他们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大多数的服务领域，都能成功地笼住了资本。但在金融领域，资本依然如脱缰野马，难以制服，所以还在为恶。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就是金融资本。由于金融业存在超额利润，因此资本家和职工之间的博弈和其他职业不同，是一种合作博弈，即他们共同掠夺本国和世界人民，也即职工成了分赃人。所以此领域的工会不具备对资本约束的作用，并且成了强大的为金融资本服务的政治压力集团，为虎作伥。
现在我们来论述资本的另一方面属性：善的作用。在马克思眼中，资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其实资本的逐利性既能为恶，也能为善。资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载体，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人类历史表明，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快速增长，社会由贫乏变丰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资本的逐利性还是创新创造的原动力。纵观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当代就有微软、苹果这样的伟大公司。
当然，发挥资本善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即社会已经没有租可寻了，或寻租的成本太高了；并且对工人剥削已经不可行了。也即在资本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下，要获得超额利润，创新创造成了唯一的途径。另外资本的主宰是人，人的本质二维性，也影响资本性质的二重性。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经济人或权力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因此，在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度里，人们更加重视文化中或宗教中的人生价值，那么此时的资本就能更容易发挥善的作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批的儒商，就是有力的佐证。显然此中构筑了对资本的另一种约束，即道德约束。总之，必须笼住资本，不然魔鬼当道。
现在我们理应研究另一个问题了，即对权力约束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笔者已经在《民主政制的本质：构筑权力的约束机制》进行研究了，在此就不论述了。（要透彻了解中国，请搜索石立刚，阅读石立刚）。
二、怎样才能培育社会创新创造力
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
总的来说，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体系。我们先看两个例子。
1727年3月，牛顿去世，伏尔泰亲眼目睹了牛顿的葬礼。牛顿所得到的礼遇，令他非常惊呀。遗体在火炬通明的寝棺上抬到威斯敏斯教堂，首相和大臣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的身后是一大队的送葬人群，盛况空前。牛顿生前荣耀极致，活到85岁，死后又象国王一样被安葬。（肖雪慧《理性人格——伏尔泰》）
据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在18世纪的欧洲引起轰动，千百万人求之若渴。这本高深莫测的哲学书一时竟成了王公贵族和公子小姐们作为时髦炫耀的手段。如果在没有普遍的哲学兴趣和理性主义熏陶的社会里，这样的现象岂非咄咄怪事。我想这种盛事在18世纪的我国不会出现，今天依然不会出现。
显然，纵使在科学天才中唯有牛顿和康德能获得这种的荣幸。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世界的文化氛围和人们心目中的祟尚大大不同于我国。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即基督文化。获得上帝的拯救，成为上帝的选民，便意味着进天堂，灵魂永生。这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所在。行文至此，我们不禁猜想：西方文明是否演生于此？即西方科技兴旺发达，是否从宗教中获得原动力？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斯.韦伯曾证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因果关系。受此启发，我们也试图寻找西方科学的繁荣和勃兴在宗教中的含义。诚然，我们比韦伯幸运得多，不需要作长篇的论述，便一目了然。下面三段文字摘自《圣经.次经》中的《所罗智训》。
“他使我们真正认识到自然的力量：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各种元素是如何运行的；太阳的运行，四季的变化，诸多星宿以及年代周期是如何确定了历法。他教我们明白生物的本质，认识野兽的行为，风的力量和人类的思考能力，认识植物的种类及其根茎的药用价值。我学到了人们熟知的事物，也学到从前无人知道的事情，因为存在着的万物形成的智慧是我的老师。”
“我反复思考：献身于智慧便是永生。爱她便是无比幸福。做她的工作就是不尽的财富，有她的陪伴就是拥有正确的判断，与她交谈就是得到荣耀。”
“智慧单独活动，她也能成就一切。她能更新一切。尽管她自身永远变化。一代又一代，她走进圣洁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成为上帝的朋友和先知。上帝最爱的莫过于与智慧相伴的人们。”
细读这三段引文可知：第一段表明智慧就是当代一切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第二、第三段表明献身于智慧便能得到上帝的眷爱，因此灵魂永生并且今生也无比幸福和荣耀。因此从事科学研究，对基督徒来说，就能获得人生的最高价值。从而演生出科技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中国正缺失有效的激励创新的机制
下面们从两个方面论证此观点。
1、在中国文化信仰中缺失激励创新的动力
虽然在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种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机制。具体而言，在中国封建时代，存在一种特殊的机制，象在市场经济中存在无形的手的作用一样，其中也存在类似的作用机制。即在儒家文化的默化的诱导下，官员为名留青史，立德立功，而廉洁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这乐而乐。此中隐含一种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即一种内化的机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铸造了一大批具有君子人格的仁人志士。中华文明也因之而不断向前发展。但这种机制不足以激励创新创造。
然而现在这种机制也消亡了，却演化成以金钱、权力、和肉欲为驱动力的机制。因此当今中国人样兽心兽行者，比比皆是，上至当权者，下至平民百姓。
总之在我国的文化和信仰中不存在有效的激励创新的机制。
2、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中也不存在有效的激励创新机制
当代中国是官本位的层级社会，只崇尚权力和权威。西方政治活动家被称为政客，意味着欺诈和缺少诚信，是贬义的。而在我国被称为贵人、权贵、领袖等等，意味着前呼后拥，光宗耀祖。这种现实意味着国人习惯于屈服和听从，因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民的创新因子，并且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在这种价值观体系中，无法从创新中体验人生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创新充满着风险和艰辛，如果能从寻租中猎取财富或能从紧跟中和服从中获得权力，那么从事创新并非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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