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布雷弗曼的著作被学术解誉为里程碑式的贡献之一并广为称赞。既然布雷弗曼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扎根于马克思那里,那么,对于他们其中一人或是他们两者是否充分掌握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的本质,在学术界引发广泛的争论:一些人试图在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大框架里进行严密而精确的证明;另一些人则强烈批判布雷弗曼和马克思,从而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布雷弗曼争论(Bravemanian Debates)。
对布雷弗曼或马克思的第一种批评涉及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否具有对抗性的利益关系。Littler提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依赖关系是相互的,资本要依靠劳动来保证积累,从而合作而不是冲突,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所以,采取与工人合作的管理策略符合资本的利益。对布雷弗曼的第二种批评涉及到去技能化是否存在和是否存在着线形的去技能化的趋势。Elger认为“专门的技术可能植入集体劳动的复杂结构中”。虽然这种专业技术从属于资本,但它们能被认为是技能。除此之外,Walker指出把技能从技术上客观地剥离下来也是不可能的,虽然技术可能形成了任务,但它没有决定谁来完成任务,任务被定义为技术要求高还是技术要求低取决于谁来完成这个任务。批评者们提出经验的证据说明技能退化的轨迹是不均匀的和复杂的。对布雷弗曼的第三种批评是他和马克思都把雇佣工人当作劳动过程的客体,任由资本剥削控制。雇佣工人在满意工作现实时,会顺从和改变;但必要时会为捍卫自身的劳动权利与资本家作永久的工资斗争。因此,劳动过程中阶级斗争被缩小为相对次要的转瞬即逝的斗争,容易使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导致的的工人抵抗被完全忽略了。
一些学者转而进行历史和案例研究,进一步对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观点进行严格证明。Friedman以英国为例,分析了近200年来的控制策略的变化。他指出,重要的是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如何适应工人抗争的,而不是简单地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如何因为工人抗争而可能被推翻的。必须把工人抗争视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力量,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当成可能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一种力量。在劳动过程中,管理者通常采用两种主要的策略来行使他们对劳动力的权威:责任自治(responsible autonomy)和直接控制(direct control)。在责任自治和直接控制这两个极端的形式之间还有许多可能的情形。Edwards对美国的工作场所的转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利用美国一些大公司(如IBM、AT&T、GE、Polaroid、Ford Motors 等)的资料,说明自19世纪以来,随着从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工作场所的控制方式也从简单控制(又分为资本家亲自控制和等级控制)转变为结构控制(又分为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这些变化的主要触发因素就是连续的阶级斗争。Burawoy通过自己的民族志调查,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是榨取和掩盖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断使用“强制”和“同意”的手段来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可划分为专制的和霸权的两种类型。在专制的劳动过程中,强制明显胜过同意,面对专横、任性的管理者或监视者,工人没有任何维护自己的手段;霸权的劳动过程建立在同意比强制更居支配地位的基础上,企业能够把自己与市场隔离开来或者直接控制市场。
以Aglietta,M.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学者,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卡莱斯基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发展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的理论框架,形成了法国“调节学派”。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积累体系,经历了以简单协作为特征的外延型积累体系,向以泰罗制为特征的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制度的发展。泰罗制积累体系内在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使其在战后被以福特主义为特征的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所取代。福特主义积累体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过程,是基于以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资之间通过集体谈判所形成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诱发了大规模消费,促进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计划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不断熨平经济周期和维持有效需求,调节着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美国支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过程顺利进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