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业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资源枯竭等问题困扰着全人类,而我国生态环境尤为脆弱。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已呈现出人多地少的态势,桑基鱼塘较好地解决了人地矛盾。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必然的选择和重要保证,在2004年两会期间,循环经济的概念首次被写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提高全社会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如果基塘农业模式能够对循环经济有所贡献,这就是最大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清代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将对我们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生态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1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基本原则
1.1循环经济的内涵
什么是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有什么联系呢?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作了一个很好的说明。“生态经济学者们主张用生态学的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希望人类的活动能够按照生态学的要求进行,在完全不改变自然的情况下发展经济。但这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人类经济活动遵从的是经济规律,而不是生态规律。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每个经济人都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生态环境可以作为免费的生产条件使用时,生产者总是倾向于违背生态学规律而使用它们创造更多的利润,生态伦理和道德显得十分无力。但是,当我们把自然生态环境作为社会共有的生产要素进行定价以后,生产者自然就会按照费用最小化原则节约使用它们。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不必要求经济活动按照生态规律进行,而是要运用经济规律来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生态环境。” [1]
1.2 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
循环经济就是指用自然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保护环境,其主要的体现就是它的3R原则。循环经济要求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
减量化原则(Reduce)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在生产中,减量化原则常常表现为要求产品体积小型化和产品质量轻型化。此外,要求产品包装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豪华浪费,从而达到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目的。
再使用原则(Reuse)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利用,而不是用过一次就了结,以抵制当今世界一次性用品的泛滥。
再循环原则(Recycle)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无用的垃圾。很显然,通过再使用和再循环原则的实施,反过来强化了减量化原则的实施。
2 传统基塘农业模式与循环经济的联系
在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学思维和理念中,把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精炼地概括为发展生产力,又把生产力定义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相互对立的位置上。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自然界提供有限的资源,要想满足无限的需要,就必须进行选择。为此,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东西,便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
循环经济却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它不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是采取“友好”、“亲善”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创造性地适应自然”,而不是“人定胜天”。事实上,人类得以生存的大自然是一个整体,人类生命的维持和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动态的平衡。自然生态系统是长期进化的结果,现有的某一种生物或某一自然生态体系结构,是优胜劣汰原理作用的结果,因此,不应该为了发展生产力去干扰生态系统。循环经济却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使物质不断循环利用,让生产和消费过程基本上不产生(零排放)或者只产生很少(少排放)的废弃物,在根本上消解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达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循环经济的实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概念。这个概念如果与传统的理念相融合,将起到更大的作用。基塘农业模式主要体现在观念层面上对循环经济的贡献。正如美国学者
循环经济和传统的线性经济的不同在于:传统的线性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资源开发出来,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它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后果。
循环经济则倡导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基塘模式正是这样一种人工创造条件,使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生产经营方式。通过表—1的比较,可以使我们对循环经济和传统的线性经济有更明确的认识。
3 基塘农业模式的创新为循环经济提供借鉴
基塘农业模式汇集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对于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它能起到借鉴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古代科技水平的限制,传统农业的基塘模式又必须创新[4]。创新目的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创新的角度,我们认为至少体现在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
首先是科技方面,我们从传统基塘模式存在的不足来看,内部原因是中国传统农业科技自身的缺陷。它重综合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应用轻机理,注意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和利用,而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5]。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善于在农业实践中进行观察并积累了丰富经验,有些农学家甚至已经注意到了农业生产中某些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达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此,中国传统农学缺乏精确的数据和精确的概念体系。它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的。它包涵丰富的内容,可以对各种事物作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但他们有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求知而独立探索的传统,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虽拙于综合但长于分析。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精神昂扬,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农业技术上虽然仍然落后于我国,但在农业实用技术之外已出现了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当时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酝酿着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
而同时期的中国农学却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代表了中国传统农学最高水平的明代马一龙的《农说》和清代杨屾的《知本提纲》,仍然用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和农业生产原理。与西欧同时期相比,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尤其是生物学显然是落伍了。我国传统农学落后于西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值得高兴的是,这方面的工作,钟功甫、任继周、骆世明、黎华寿、张家恩等为代表的,几代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基塘模式的微观技术层面完全解释了生态循环的原理。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是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用技术、机械设备。
其次,在制度方面,考察基塘农业发展这一案例,可以发现珠江三角洲的基塘农业不仅是特定自然条件的产物,而且其产生、发展历程受制于人文社会环境。制度和技术状况决定着基塘农业的兴衰。按时间序列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质是经济史研究的一项基本的任务。[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