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与其被混蛋利用 不如被青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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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精神自传出版，再度接受本报专访——

与其被混蛋利用　不如被青年利用

‘钱理群最近非常繁忙。他刚刚推出酝酿五年的重量级论著《我的精神自传》，一本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接着他就忙不迭地接受各地媒体采访。当了一辈子教师的钱理群口才极好，分析问题清晰深刻、滔滔不绝。“但我很恐惧，不停地接受媒体采访，我害怕成为一种炒作。”钱理群不掩饰他对媒体报道的担忧，“这本书带有很强的个人性，也有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不止一次和青年读者们说过，我姑且说之，你们姑且听之。我希望年轻后辈们提出批评和讨论。”因为，钱理群害怕被当成一个真理的掌握者。’　

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是你的一本精神自传，而不是单纯生平故事的自传。如何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钱理群：这本书一个是对自己的回顾，另一个是关注二十世纪精神史，讨论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本书整体带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反思性，都是自我追问、自我假设，也充满了困惑。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今天年青一代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反省。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希望和年轻的读者，也和我们自己这一代人重新直面这些问题，探索这些问题。这本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没有结论的，可能彼此还充满各种矛盾。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回顾了你年轻时候的事情，包括在贵州的18年。那段时期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钱理群：当然是美好的。但话说回来，历史回忆在一定程度上会淘汰一些不愉快的东西，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但实际上当时是非常艰难的，真实情况可能比今天回顾要更复杂一些，也不是一直都很乐观，充满了郁闷、苦恼和徨惑，但最后还是走出来。今天回顾，那段日子对我的生命是特别重要的。我可能明年还会出一本书，谈贵州的。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谈到了贵州对我的意义，我曾经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因为贵州是自然风景很好的地方，鼓励了我的赤子之心。第二，我和很多贵州“真人”接触过，养成了我堂吉诃德的气质。第三，“文革”时我在贵州底层的经历，培养了我对社会的关怀，底层的性情，民间的立场。另外，贵州的18年，某种程度上我沉潜下来，读了18年的书，这为我以后的学术发展奠立了根基，打了底气。所以我是非常感激贵州的，可能是贵州塑造了我。

南方都市报：在贵州你度过了十年“文革”，三次被打成“反革命”，两次逃亡，经历了血雨腥风。“文革”十年留下的可能是另一种影响吧？

钱理群：其实是留下一种恐怖感，这种恐怖感与我今天的很多立场、观点有直接关系。一种是对专政的恐怖，实际上与我今天反对意识形态的专政主义立场有直接关系。第二种是对无辜者死亡的恐惧，这也是我今天的立场，以任何名义、理由出现的对无辜者生命的剥夺，都是我所反对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反抗的意志被利用了，一种精神的迷惘，这是一种更内在的恐怖，精神被利用的恐怖。这也决定我今天的立场，绝对不能够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

我们那代人关心政治，也对政治有点厌恶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确立了两个目标，低层次的是当一个称职的老师，高层次的是回到北大当老师。但你考上北大研究生时还在“当学者”和“当战士”间彷徨，你觉得回到北大就丧失了“当战士”的可能吗？

钱理群：“当战士”是有具体所指的。因为“文革”的后期有些人是民间思想者，我自己就属于民间思想者。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开始，民间有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当时参加不参加这个运动，是不是投身到民间的政治型自治运动中去，我是犹豫的，也是我作为知识分子内心的内在矛盾。我们那代人的特点是关心政治，但同时对实际政治有点厌倦，有点害怕，也有点厌恶，这是非常复杂的，这可能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矛盾。

南方都市报：你并不回避讲这个弱点。

钱理群：这可以说是弱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当时是把政治看得更高，有一个理念是它是可以质疑的。我们当时对政治的理解是比较狭窄的，而且民间运动使其复杂了。知识分子缺乏行动能力，行动犹豫不决。

南方都市报：你考上北大之后，相对来说远离了政治，更接近学者的道路。

钱理群：但这也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觉得自己在乡野培养起来的野气，会被学院的东西给闷死、规范掉。这背后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包含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行动和思想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背后有一系列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钱理群：我找到一个方式，就是“精神界战士”这个概念，鲁迅也说过，精神界战士的特点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首先“立意在反抗”，真正的知识阶级永远地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因为他怀有更高的彼岸的理想，对此岸是永远不满足的。“指归在行动”，强调实践性，不仅坚守理想，而且身体力行。这是精神界战士两个特点的含义。精神界战士关心的是人的精神问题，他反抗的是精神奴役，从精神方面去改变精神奴役。精神界战士不同于一般的直接参加社会实践或政治实践的战士，他的实践、行动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样的选择与学者有内在的统一。因为学者也关注精神现象。但学者是学理的讨论，而精神界战士把学理的讨论转化为思想文化的启蒙活动。这在某种活动上是把学术普及化。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但同时也是互相矛盾的，用鲁迅的话说，一个学者要冷，也要热，一个学者忽冷忽热，也很有冲突。(笑)所以我在这里讨论我自己的感悟，一方面是坚持学术研究，同时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我出入于两者之间，用比较形象的说法是，我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这是中心和边缘、高层和底层、学院和民间、城市和农村、精英和草根的两极。这两者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但又相互冲突和制约。这种出入两者间的选择也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是丰富的痛苦，(笑)是有一定张力的。

南方都市报：出入于两者之间，有时候游刃有余，但有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跟现实矛盾的地方。

钱理群：不仅是这些外在的矛盾。比如我刚才说的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为思想启蒙是以学术研究为背景，但这也容易把学理简单化。其实我们骨子里是更迷恋学院的，喜欢一群朋友高谈阔论，生活在书本里，按本性来说是这样一个学院知识分子。一旦参加社会实践，你就成为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有很多很多你不愿遇到的事情，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有时会觉得自己空虚，因为讲得太多，就觉得讲空了。完全在学院里呆着，又觉得学院的空气会把自己窒息了。这是充满矛盾的。

如果我们连青年都不相信了，那就绝望到底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年青一代的学者，有你这样经历的不多，学院派的氛围会越来越重。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是在革命时代培养出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在贵州那个地方，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本来和历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都是些历史之外的小人物。但“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些小人物卷进了历史潮流。如果没有“文革”，我一直在那里呆下去，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这使我们这一代跟历史形成一种血肉般的联系。对于我来说，我研究历史，实际上也在研究自己，有生命的累积，对我有生命和学术体系的意义。这种研究有很强烈的存在意识，有强烈的情感在里头。这种东西当然有它的优势，就是有比较丰富的生命内容，它的历史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了，在某一时期你是历史的参与者，你对历史的一些理解、感受，别人很难理解的，你更能把握。这样的研究会有一定的理性意义。但是与历史纠缠得过紧，可能遮蔽一些东西。所以各代人有各代人的问题。年青一代的优势可能在于他们比较客观、冷静，还可能会比较缺少历史感，缺少某种激情，因为历史是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就可能会有冷漠和隔膜。在我看来各有优长，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我觉得应该互相吸取，发挥自己的特点，同时对另一方有所吸取。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你是同代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吗？

钱理群：我的同代人不都是像我这样的。因为我始终卷入历史潮流中，是主动投入的，同时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就是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如此紧密，会导致历史对个人空间的挤压。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可能对这种问题比较敏感。而我的敏感点不在此，在于我的历史参与意识和外在历史条件压抑我参与，我想参与它不准我参与。像我的书，总是过于紧张，别人读起来会有一种压迫感。缺乏从容，这是我的毛病。

南方都市报：现在的学者离现场、离社会、离民众太远了吗？

钱理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这是具体条件造成的，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去生活一遍，他们是旁观者。但有一些内在精神是需要的，需要继承和发展。我觉得首先是对学术本身的承担，另一个是对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承担，这两者可能是现在的学者比较缺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自我的承担。这三种承担也包含了我们这一代的内在经验。承担的方式可以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你对年轻人非常关心，在全国各地讲课，给无数陌生的年轻人写信。你为什么一直对年轻人充满希望？

钱理群：有很多人批评我，说我有青年崇拜。我承认，我反问一句，你不相信青年相信谁？与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青年这一群体是“五四”启蒙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贺桂梅的分析，很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继承“五四”的传统的，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特点。相信青年，在某种程度上青年被象征化、符号化了。青年其实是代表一种人性，对青年的信任就是对人性的信任，是对希望的追求，或者说是一种反抗绝望的努力。如果我们连青年都不相信了，那我们就绝望到底了。我曾经说过，作为教育者，当一切都绝望了，唯一不绝望，或者说不敢绝望、不能绝望的是青年。下一代都绝望了，你还能有什么指望？你也知道青年是有问题的，但你还是要相信他们。

南方都市报：关于青年的问题，你也表达过很多的担忧，包括“调侃的一代”、“自由主义”、“快乐为上”。

钱理群：80后这一代有两亿零四百万，是不小的数字，而且他们已经被世界看成是中国的代表了，比如姚明、刘翔、韩寒。怎么看待这一代人和这一代人怎么看待自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大家对80后很不满意，我不是太认同，我的研究是，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人不满。我总结了几条。第一，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问题，不仅80后，我们也有问题。第二，每代人的问题都只能靠每代人自己来解决。第三，每代人最终都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就获得一种为更下一代所羡慕的一种价值。同时，每一代人都会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又被下一代继续解决。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对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剖析，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下一代来解决。每代都这样。这样我们就能更加客观地看待80后的一些问题了，我觉得不应该忽视他们的问题，但也不必夸大、不必紧张、杞人忧天，他们会承担起来的。我相信时间。

南方都市报：你那一代留下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其实我书里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还需要下一代继续来思考。我们那一代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曾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放弃了思考的权利。

南方都市报：你不会觉得80后刚好相反，太过于强调独立思考吗？

钱理群：对，这走到另一个极端。我前面讲的80后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八十年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九十年代也是当代青年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必须回到中间来。这本书是我们这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遗言，带有反思性、个人性，也带有有限性，留下我们这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让下一代重新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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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方都市报 文化大革命 学术与政治 知识分子 独立思考 青年 钱理群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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