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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对于人类劳动的意义

从自然过程通过人类劳动的耗费而创制财富的角度看，任何工具等文明物品，都是劳动耗费后的“物化”，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了。这样，从价值角度看，工具、机器等资本形态不过是人类劳动耗费的一种历史性的“异化”了的存在与运作方式。因此如果机器等能够形成新价值的话，那也不过是人类劳动形成价值的一种方式。而从工具的使用价值来说，它则是人类劳动的一种手段上的帮助与延伸，是劳动借以更大地发挥自己，同时节约自己的手段。比如人类创制出望远镜，就可以使人的眼睛看到更远的地方，使人的知觉感知到更远的边际；创制出机械起重机，就可以代替人类体力劳动吊起超重物品。因此工具从价值形成与效用上都不与人类劳动构成矛盾。劳动创造文明，所创造的文明物品反过来使劳动得到延伸和节约，这是很自然融洽的事，就象一个人生儿育女，子女长大后反过来帮助她做这做哪一样。

在此再特别指出的是，工具及一切文明物品的使用使人类劳动得到节约，因此在采用了工具后的劳动中，创制出来的物品所包含的代价耗费应该更小，而不是更大。这样，物品价值就变小了而不是相反。所以，“工具（作为资本等等形态出现）也形成新价值”是不对的，它的作用不是形成一个更大的价值，而是节约价值，节约耗费。我们在今天的经济现实中已经看到，如果一个生产者花大笔金钱采用机器生产同一类产品，所生产出来的单位产品（比如每个产品）所具有的代价耗费必定要比过去完全采用人工生产更低，否则就没有理由采用机器生产。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相同物品，采用机器制作与采用人工制作，它们所具有的售价十分不同，前者比后者便宜得多。

三 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价值以成本的形态出现在产品中

所以，人类劳动是新价值形成的基底（即最基础），其它生产要素，就不必再过来“凑热闹”，说自己也是形成新价值的要素了。由于这些生产要素在物品生产过程中会将自己本身原先具有的代价耗费转移过来，如果再加上活劳动及这些生产要素所形成的新价值，那么物品所凝结的代价耗费就过大了。这对生产者、对资本家并没有好处，因为这意味着所生产的物品其成本耗费相当大，意味着它在市场上根本不可能赚到利润。我们必须记住：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必须越小越好，而不是越大越好。[1]而劳动（必要劳动）之所以会加入到新价值形成中去，那是因为需要新的必要劳动来创造新的物品。如果将来有朝一日创造新的物品不再需要人的直接劳动，那么所有新的物品也再没有新的价值形成出来了。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物品的价钱不会因新物品的生产而更高，使人们花更低廉的代价就可以得到这些物品。

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它在生产及流通经营的物品中便直接转化为相应的成本，即生产经营这个物品的经济活动过程的费用支出。比如，一个物品在生产与流通中花费了100元固定资本，50元流动资本（包括工资），还有税收，地租，各种行政性收费，营销过程中的各种费用（甚至包括给买方单位与个人的回扣、好处费）等等50元。这样，这个物品的成本应是200元，你必须在市场上卖出200元以上的价格，才有利润。当然，如果你正好卖出200元，那就没有利润可言，但还可收回“本钱”，不算亏损。对于价值体现为成本的情况，马克思这样说：“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所以，商品的资本主义的成本价格，在数量上是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不同的；它小于商品价值”。[2]在此，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成本：资本耗费与劳动耗费，其中资本耗费的成本小于劳动耗费的成本，因为后者还包含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作为劳动耗费，也是人类劳动所要支付的一种成本，虽然它是一种“无偿”的成本。可见，尽管许多人对价值以成本的形态（无论是“个人成本”还是“社会成本”）表现出来感到难以理解，但价值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确实表现为成本，表现为必须得到补偿的一种成本耗费---“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买回在商品生产上的各种生产要素”。[3]

成本最基本的性质就是趋向最小化。所以，必须想办法使一笔成本降到最低，看看有哪几类收费是可以免除的，整个生产费用是否可以更大压缩与节约。不要小看这一点，它往往是一个社会发生变革的关键原因。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向广大生产劳动者所收的税、费太多，就会增加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使其产品竞争力削弱，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的衰败。比如目前中国所进行的机构改革，一个重大目的就是要减小广大生产劳动者与消费者的经济（税费）负担，减小相应的生产经营成本，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的竞争力。这种改革的意义还不单只局限在政府机构改革，而且还在各个经济部门。因为如果没有互相依赖的各个经济部门的高效率低成本，也就没有整个社会经济的高效率低成本，一个基础行业的高效率低成本，是其它相关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比如电力行业高效率低成本，就能够向社会提供更为廉价的电力，从而促进全社会用电行业及电器制造行业的充分发展。

当然，如果市场能容许你有一个较高的成本份额，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事情，这样你就可以从容扩充某些支出，比如增加劳动工资，增加工作人员，增加科技投入，改善工作环境等等。而这一切都需要你的产品维持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上；但过高的价格总是对广大消费者造成损害。比如，商品的巨额电视广告费必定要由更高的商品价格来维持，而这样的价格对广大消费者无疑是一种损害；所以如果说人们喜欢购买广告中的商品的话，他们却不愿意这些商品因广告而变得更贵。所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些厂商经常花一笔相当于广告费的资金，来低价促销，这既产生广告效应，又给消费者实际优惠。比如我们经常见某电脑商打出“万台电脑特优价”，以让利的方式做广告。

晏智杰先生在《新探》中虽然介绍了“生产成本价值”方面的理论，但他并未指出成本的基本性质：即成本是趋于最小化的。他看来十分赞赏萨伊的理论，认为：“萨伊正确地把土地、劳动和资本看做生产的三个要素”，[4]并跟着萨伊说：“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5]他认为，按这种理论，“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决定于它的生产成本包括运输、保管等环节的费用在内”。[6]当然，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取决于对商品的所有代价耗费，由此而构成商品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耗费，必须是最小化的，因而相应的价值是趋向于最小的。在生产方面，这些成本必须压缩到最小程度，否则生产者没法生存。这样，如果某些生产者能够不需要运输、保管等环节就可以将商品卖出去，那么哪些需要运输、保管的生产者，就会因为他们的商品需要花费这样的费用而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因为没有这些费用，商品可以更低价格卖出，从而使具有这些费用的生产经营者陷入困境。地租能构成新价值吗？如果有地租，那确实是；但如果有人不需要支付地租就可以生产，那他不是更好吗？因此，地租能够形成新价值，并非好事，它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日常经济生活中，某些人租用别人的房子与地盘做生意，他必须为此支出一笔租金；但有些人则在自己的地盘与房子上做相同的生意，他不需支出这笔租金费用。这样，其它条件相同时，双方市场竞争力之强弱便很清楚，被支付租金的人，必定因这笔租金支出而处于较弱地位。

晏智杰先生在《新探》中提到李嘉图当年曾极力反对当时英国的“谷物法”，[7]认为它限制国外谷物进口是为了维持英国地主的高地租，从而损害整个英国经济的利益。可见晏智杰先生应该从中领悟到：地租的存在并非总是件好事情，它加大英国商品的成本，是损害英国经济的一种低劣手段。比如银行利息性质上就完全象地租，利息高则资金使用者所花费的代价就必定高，由此投资而形成的产品成本及价格就必定高。而利息是归资本所有者（储户和银行）“不劳而获”的。所以这笔不劳而获的利息越大，投资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就越受到阻碍。[8]关于李嘉图对待当时英国“谷物法”的态度，马克思有这样的阐述：“李嘉图知道，谷物法（1815年）的实行是为了制止价格下降，并且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价格下降。因此，李嘉图着重指出，自由发生作用的地租规律必定会---在一定疆域之内---使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投入耕种，从而使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地租靠损害工业和广大居民的利益而上涨。李嘉图在这里无论从实际方面或历史方面来说都是对的”。[9]可见，200年前的李嘉图比现在的学者们还要进步得多，因为他主张破除地主阶级的特权，使他们不能再通过地租的收益来坐享其成，变成一个寄生性的“食利者”。可现在的某些学者竟然主张恢复地租（在形成价值中）的作用，难道他们想要恢复一个地主阶级吗？[10]

如果资本与地租能对物品价值产生影响，那并不是要提高物品的价值，而是要降低物品的生产与经营成本，从而使物品可以获得更大利润。比如地主要提供更好的土地，使耕种者能够获得更好收成；同样，资本投入所形成的机器等设备，也要发挥更好的效果，从而起到减小产品成本的作用。可见，资本与地租，不是在提高作为代价耗费的价值量，提高相应的成本，而是通过降低这种代价耗费而获得更大利益。

李嘉图、马克思至今还比现在的学者更深刻高明就在于：他们认为只有人类活劳动才有资格形成新价值；因为他们深刻认识到，价值的实质是代价耗费，应该压缩到最小程度。在他们看来，将来物品生产对人类劳动的耗费必定越来越少，使物品以最低廉的代价供给人类需要。他们之所以坚决批判地租和资本能够形成新价值的观点，是因为他们看到，有两个阶级---地主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作为“食利者”在坐享其成、不劳而获，通过加大相应物品的价值而获得他们的生存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强行附加上去的价值，广大劳动者与消费者就不会支付更大代价。

关于地租纳入价值形成与社会分配的问题，马克思说过一段精彩言论：“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开始的，而土地所有权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单单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本身就给问题作了答复。资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使农业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不能剥夺土地所有权占有一部分农产品的可能性，这部分农产品资本要据为己有，就不是靠它自己的活动，而只有靠没有土地所有权存在这个前提。在土地所有权存在的条件下，资本就不得不把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让给土地所有者”。[11]所以，我们从历史进程中看到，资本主义最终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把地主以地租方式掠夺去的那部分产品重新夺回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消灭封建地主，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都是基于相同的道理，即“剥夺剥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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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书作者看来，本书的一个基本意义就在于确立了价值的“代价耗费”属性。通过这个价值属性，使我们能够对普遍存在的“价值越大越好”的价值“迷信”现象进行揭露与批判。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33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3页。

[4]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第150页。

[5]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第150页。

[6]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第149页。

[7] 参阅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第71、148页。

[8] 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充分阐明：货币利率过高，会起到抑制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在经济活跃时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与经济泡沫，是各国都共同采取的基本措施。当然，经济衰退的时候降低利率，也是一个基本措施。

[9]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第262页。

[10] 正常的地租，是因地主对土地的资本投入的结果，这种投入使土地形成较大的生产力，产生更大的效益。地租就是这更大效益之下的利益分配的分割。

[11]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第270页。关于地租的作用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试验：假设一个国家现在仍然处于封建地主时代，那么由于地主阶级需要从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上收取地租，所以肯定要使这个国家（以土地为生产要素所生产出来的）所有相关产品的成本价格上涨，因为，没有这种价格上涨，就无法额外支付地主的地租。但是，世界市场的竞争性并不容许这个国家的价格过高。因此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陷于两难困境：不提高价格，难以支付地主们的地租，提高价格，难以被市场所接受。这就是地租对经济的作用，十分明显，它的作用是反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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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主义生产 剩余价值理论 政府机构改革 土地所有权 主流经济学 工具 劳动 连载 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