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龚刚（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理论）1月17日在线访谈

大仙儿9 发表于 2014-1-16 14:34
老师您好：
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大一学生，我们现在还没有开设经济学类的课程，我一直在自学经济学，我想请 ...

央财学生的问题就这水平？还真不如云财的。

资料狂人 发表于 2014-1-16 07:47
坛友bear2013：
首先感谢人大论坛邀请龚老师来指点江山，龚教授，请您笑纳几个初级的问题：

       您的问题很大，但确实很重要。满意的回答需要很大的篇幅。我建议您看一下我最近刚出版的书《人民币突围——走向强势货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相信会对您有所启发。
      简单地讲，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收入水平则处于低收入阶段。中国越过低收入阶段（或第一阶段）的过程相对容易，只需将剩余劳动力调动起来，而其方式就是大规模的投资，即使投资所形成的技术是粗放和劳动密集的。我曾经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定义为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
      当中国进入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时，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劳动力成本将加速上升，收入水平提高，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此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即所谓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绝非易事。
       首先，中国以前并不是没有技术进步，但大量的技术进步是靠引进的。过去三十年，中国依靠引进技术，承接了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劳动密集型的底端部分——加工和组装。这一部分生产的附加值极低。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部分的分工如果中国不做，则必有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去做，因此，掌握整个产业链的跨国公司是不可能因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提高“加工和组装”的收购价值。
     由此可见，在第二阶段，要使经济继续增长，必须摆脱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从底端的加工和组装向中端和高端的生产（核心）零部件和产品设计转移。而这样一种技术上的进步绝不可能通过引进来完成，必须是自主研发。这就是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果中国不能在自主研发上有所突破，中国只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第一阶段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在第二阶段，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则直接是现有的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不仅在技术上具有优势，同时在货币上也具有优势（或具有金融优势）。因此，总体而言，在第二阶段，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是对内要实现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对外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即所谓人民币突围）。一旦这一总体发展战略确定以后，中国未来所有的体制改革，经济政策和调控等将以此为中心，这是解决现阶段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
      

龚教授您好，
     我们都知道技术革命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经济周期可能与技术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问题是：是否二战以来的经济周期都与技术创新有关，周期的波长如何划分？您是否了解相关的实证分析结果？对于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您的预测是何时会结束，是否会出现重大的技术创新？谢谢。

欢迎各位提问，我会对问题尽可能逐一回答，但请给我一点时间。

龚老师：您好！
3个问题：
1.产业生命周期问题，产业从 发育-成熟-衰退的过程.
2.结构转换问题，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经济增长阶段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
3.供给，还是需求。我认为中国经济更应该从供给，而不是需求角度解决问题。这种观点你是否赞同？
能否推荐一些研究这方面的重要学者？
非常感谢您！
天冷，注意保暖。
祝好！

龚老师，您好。宏观面上，针对当前各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如何评价现在所处的危机阶段？微观面上，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表现，如何评价我国的经济波动？

龚老师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向您提几个您领域中的几个我关心的问题
首先向请教几个您与林毅夫教授发表在China Economic Review上的那篇中国经济“超调”的论文中的问题
（1）在论文中，您推导出了经济中投资的behavior function，可以表达为如下的形式

您在文中认为Mu（t+1）可以作为一种投资的冲击。然而与一般的新古典模型中假定的技术冲击不同的是，我们似乎很难认定这种投资冲击的来源：在我看来它有可能来自于技术的变动，制度的变化，ZF政策的变化乃至于金融条件的改变，在这种条件下Mu（t+1）似乎很难像Mu（t+1）一样通过一个简单的AR(1)过程来建模，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在后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是否对这个变量做进一步的考察？
   （2）资本或者设备利用率这个概念在您这篇论文和您后续的论文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由此得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但是这个概念在企业的实际决策中到底发挥的什么样的作用，企业是否真的根据设备利用率决定自己的投资，为什么是这个变量而不是其他变量，是否有微观层面的研究或实证的结果支持，或者在凯恩斯主义的文献中有相关的论述。
（3）您在这篇文章和与杨光老师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有关中国工资演变的论文中都假定了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是具有弹性的，不能否认的是，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显著变化，帮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大量出现，这一假设存在的基础越来越成为疑问，在您看来这会对您一系列文章中的基本结论产生重大的影响吗？

其次，关于您在动态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的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探索
（1）与现有主流的DSGE模型不同的是，你的一系列研究似乎可以归结为“内生周期模型”，您所建立的模型确实能够模拟出经济周期的一些特征，但是现有的主流模型（由外生的技术冲击推动）似乎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经济环境到底是由那种模式推动的，您对您的模型的信心从何而来，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去识别我们经济中的周期到底由那种机制去推动？
（2）当代的宏观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数理化，您曾经发表过文章批判过这种现象，但是似乎您的文章中也大量运用着数学。您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未来在什么地方？是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模型变得越来越复杂，还是像sims所主张的，模型的复杂程度是有限的，应该更多的依靠数据，采用一种beyes主义的视角，各种模型（包括新古典、新凯恩斯、后凯恩斯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的，抑或您还有您自己的看法？在不久的将来会再次出现一次“卢卡斯革命”一样的宏观思想上的革命吗？
（3）作为一位偏向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您对现在处于主流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建模策略有什么看法，他们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龚老师,  请问如何看待中国的资源依赖和资源诅咒问题, 在中国是否存在呢?

龚老师：您好!
中国经济目前可以说是滞涨，显然，ZF主导是重要的原因。如何评价ZF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此外，能否推荐一些ZF干预导致的结果 方面的经典文献。
祝好！

   您认为您的“稳定非稳定机制”的理论框架能够解释发达市场经济的经济情况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导致模型框架的根本不同，还是只是对现有模型进行必要的修改（如在预算约束上加上信贷约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