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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中国思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逻辑 互联网是一个跨文明现象，它马上就会让人们感受到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带来的终极问题上的困惑。在这个关头，互联网中国思想的产生，来得正逢其时。
互联网中国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正如汪丁丁指出的，“中国现象复杂性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转型期社会。它同时有三重的转型：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转型。这三大转型期恰好重合在一起了，这就使得当前我们社会转型的各种层面(文化、政治、经济)的波动发生在同一段时期内，所以显得变化莫测，大家都迷失了，大家都开始寻求可以指导人生实践的理论。”
用汪丁丁的话说，中国问题——也就是转型问题——的问题意识应该由此上溯牭揭磺О税偎氖辍保簿褪墙橛谂┮滴拿鳌⒐ひ滴拿鳌⑿畔⑽拿鞯娜植煌欠侵淅刺崃段侍狻P伦笈珊?自由派的局限在于，他们把人类发展永远定格?？0世纪，既没有上溯到上一代文明，也没有展望到下一个文明。因此其问题意识，不足以面对21世纪的跨文明问题。
互联网中国思想的核心，是意义。意义是信息的本体，它既是物又是心，用它来弥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个意义通道，建立一条通向生活的“回家的路”，不致因手段而忘记目的。这样一种理念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不同于东西方文明的第三种取向，即信息文明、信息社会的取向。它是与第三次浪潮对应的人类第三条道路。
经济学的“第三条道路”
十多年来，汪丁丁教授从思想和方法两个方面，大力开拓经济学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从思想方面，将经济学的物的方面与人的方面结合起来，思考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的结合。努力将短期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长期内社会和谐发展内在结合起来。
从方法方面，汪丁丁引导反思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来审视问题。上世纪50年代斯诺提出“两种文化”之说以后，很多学者都试图走一条综合“科学”与“人文”的“第三条道路”，汪丁丁正是怀揣如此抱负，开始研读脑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现象学。
针对标准经济学走向科学主义的极端，汪丁丁将突破的重心放在了反方向上的行为经济学上。他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就是这方面突出的成果。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201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行为经济学”课程的课堂讲义。该书写作的主旨，在于通过演化论视角的提出，为“行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建构提供一套在演化论视角下的整合框架，将田野和实验室的实验，网络社会科学和脑科学三大研究方向归而为一，促成学术共同体内对于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是作者继《制度分析基础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之后的最新力作。
其中，网络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向是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群体主义的新综合。脑科学研究路向和田野及实验室研究路向，在这一综合框架内提供经济行为解释的海量数据。基于这些新的数据，行为经济学建立有限理性模型，解释广泛存在于生物界的合作行为。
后现代经济思想是互联网中国经济思想的另一成就领域。后现代经济思想也是科学与人文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如果说标准经济学的科学取向，主要体现在同质性假定上，后现代经济学的人文取向，主要体现在异质性假定上，旨在实现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融合。
国际上并无后现代经济学，因此后现代经济思想是典型的中国思想。后现代经济学试图解决经济与道德二律悖反问题的方法是，首先在经济学基本假定之上，建立“心物一元”这一标准。用与主流经济学家完全相反的感性分析“心物一元”的研究套路，对价值、交换、货币、组织、资本、制度、福利进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解释。用网络经济学扬弃农业时代“心”的经济学与工业时代“物”的经济学，使心和物在更高的网络意义的层面统一起来。
值得指出的是，《后现代经济》对后现代主义持肯定与否定两种态度。肯定的是其异质性假定；否定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技术抱有的排斥态度，认为异质性(心)不是农业的小生产，而是互联网支持下的情感、道德、关系、信任、合作，以及碎片化、多元化、个性化等。
政治学的“第三条道路”
王俊秀、胡泳和段永朝的《意义互联网的兴起与适当社会的到来》脱胎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课题，提出了以信息文明理念弥合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理念二元对立的政治学“第三条道路”。
政治学弥合权力和道德之间强弱二元冲突的“第三条道路”，在于以正当性替代合法性，作为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强调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等，主张建立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适当社会。
其中道理在于，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理性有最大化、最优等问题，但作为正当性基础的适当没有最大化、最优。不大不小，刚好适当(正当)，这就是“好”的标准。它既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智慧，又体现了互联网新兴的异质包容。回顾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历史，人类正好是跌在这个问题上。新左派和自由派争论不休，但都在削弱他人权力，扩张自我权力，没有跳出权力最大化的工具理性思维。而新的理论将作为终极目的的意义，置于工具理性之上，从而超越了原有话语的“恶的循环”(黑格尔语)。意义是内生于互联网的信息的终极价值，它是从互联网发展中自然显现出来的“道”。
适当社会强调从个人走向他者；从市场走向社会；从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走向自由获取的积极自由；贫富强弱不改变人格上的平等。适当社会的提出，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政治理念的颠覆，它削弱了各种权力扩张的思想基础，为强者与弱者的平等创造了条件。
新的学说强调生活政治的观点。指出互联网的遍在性给予社会个体前所未有的信息控制能力，让他们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可见度和更大的话语权。强调网民在日常生活中主张权利，个人在坚持着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就参与了生活政治。
在社群方面，意义互联网正促使人们回到团结性的共同体。跨地域的、紧密联结的数字化社群蓬勃发展，基于兴趣、需求和价值认同的社群以跨地域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纽带重新接合，社会团结得以重建。
文化学的“第三条道路”
互联网精神文明或网络文化的问题意识，源于“回到精神现象本身”。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工业时代精神现象学，强调以代理人为主体，以精英为中心的体现于各种精神活动中的绝对理念。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这种中心化的宏大叙事面临解构。互联网将去中心化的体验置于精神文明的核心位置，与文化代理现象相对，让精神文化复归网民自身认同，在生活中体验意义所在。
将体验置于文化学的中心是因为，体验必须由委托人亲自进行，而无法由代理人代表。体验之于网络文化，相当于异质性之于网络经济，正当性之于网络政治的地位，是新文化体系的内核，是下一代文化的新物种。
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文化的草根化、通俗化、生活化、娱乐化、即时化，就不难理解了。正如胡泳所言“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不是一个专业了”，将出现“全民做新闻”，艺术(乃至各种原来的专业精神活动)也“不是一个专业了”，将出现全民参与的精神现象。
网络文化要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心物一元”，把意义(为人的目的、宗旨)置于一切工具性的手段之上，犎靡徊糠秩讼瓤炖制鹄矗瓤炖执罂炖郑钪帐迪止餐腋！
从整个社会发展角度讲，全球网络文化正在向人的复归方向发展，从工业化时代对抽象价值、社会必要价值、共同价值、同质化价值的尊崇，变成了对各不相同的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具体价值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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