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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包政
[size=1em]引言：
最近中美之间的“商战”有些白热化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互联网、电信领域，而美国更像是挑战者。愤怒源于内心的恐惧，没有谁比对手更了解你，即便是假想敌。那么，从政府到企业，美国到底在紧张什么？他们又看到了什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看透互联网之于中国企业的本质意义，将会再次错过一个历史性机遇。包政教授对此已有持续的思考。
背景信息：美国在恐惧什么？
先有任正非在5月30日参加中国科技大会、给两院院士做报告后，6月3日便传出华为被美国商务部行政传唤的消息；紧接着在6月8号，美国本土公司Uniloc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将腾讯告上法庭，称微信的语音群聊、视频群聊功能侵犯专利，要求立即终止使用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微信市值被评估超过8000亿，微信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7亿，而美国最大的社交软件Facebook也才10亿。这足以令人想象，如果微信进军美国市场，将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
美国人发明了互联网，但他现在似乎开始恐惧！正如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直至80年代中期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超级经济大国，并在当时美日欧三足鼎立格局和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大趋势下，向美国经济霸权发起了全面的挑战，以至于令美国人大吃一惊。1969年9月诞生于美国的互联网，直至1991年3月才开始由军用转作为商用，被认为正是解救美国经济于水火之举。美国也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并再次将日本甩下。
1994～1995年北京开始有了第一个局域网。与美国互联网不同的是，它从一开始就一头扎进民间，活跃于商业领域。随着BAT、小米等互联网商业模式浮出水面，人们已经发现中美互联网运营之道的明显不同。综观各种分析言论，不少是诟病中国停留于模仿、应用层面，而基础科研及理论基本空白。但是最近以来，美国政府和企业却屡屡发怒示强，这到底是为什么？互联网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美国政府与商界如临大敌？
愤怒源于内心的恐惧，没有谁比对手更了解你，即便是假想敌。那么，从政府到企业，美国到底在紧张什么？他们看到了什么？如果我们不能看透互联网之于中国企业的本质意义，将会错过一个历史性机遇期。对此，曾经在日本做过数年访问学者的包政教授，已经有了持续的思考，并已经形成体系。
包政：互联网的创新方向
首先我想声明的是，我不懂互联网，尤其不懂互联网的术语，我只能用传统大叔的思维，来思考正在发生的未来。我相信传统大叔们很关心这个问题。我更相信互联网原住民也想听听传统大叔的看法，以便使自己的看法更接近真相。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伤害你的，是你对事情的看法。
1．互联网为何而来？
互联网是冲着供应和需求的背离而来。如果这个猜测是正确的，那么互联网是人类的福音。
互联网将在何种意义上改变这个世界？我认为互联网会改变产业组织方式。产业组织方式，也可以理解为产业再生产循环的组织方式。同时，互联网也会改变企业的组织方式。企业的组织方式，可以理解为企业再生产循环的组织方式（姑且不论企业组织方式问题）。
产业组织方式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可以把人和人直接连接起来，并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化的关系体系。对产业社会来讲，就是形成供求一体化的关系体系。说白了，供应者和需求者可以直接联系起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随时随地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连接起来。智能手机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器官，每个人可以凭借这个器官，与别人结成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人们完全可以依靠这种一体化的关系体系，来完成供求者之间的劳动互换和利益互换。没有必要像过去那个时代，必须通过产品或借助于商品，来完成供求者之间的劳动互换和利益互换。也没有必要像过去那个时代那样，从分工入手，经过严密的组织，去生产产品或物质财富。事情可能倒过来了，是从组织开始，从构建一体化关系体系入手，反向组织生产，组织供应链的生产。
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互联网是上帝给人类的一种恩赐，尤其是对中国人的一种恩赐。作为上帝的一种恩赐，它绝不是为了某些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一己私利，而是为了解决以往产业社会造成的一种恶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供求背离的问题。供求背离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威胁到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这是大事，这也是天道所指，这是互联网创新真正的方向。
2．工业时代的自然选择
在这之前，我们还真看不出来，如何去解决工业社会的供求背离问题。我们只知道工业大国为了争夺市场和资源，大打出手。互联网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它可以帮助人类解决供求背离的问题。
工业社会开启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理论也被称作为分工理论。他告诉我们，可以通过自觉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物质财富创造的效率。
分工之后，如何变成一个整体呢？亚当·斯密说用看不见的手，来解决供求一体化问题。不经意当中，就把供应者和需求者的关系，简单化为产品供求关系。也就是，借助于产品这个媒介，来解决供求一体化的问题。
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使这种简化变成现实。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化为物和钱的关系，简化为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关系。并且人们可以依靠货币的力量，拓展交易的空间范围，以及提高量产量销的规模，出现在陌生人之间的交易。
供求一体化的实质性内容是，解决劳动互换和利益互换。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在于依靠一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权威的力量，来协调供求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和利益关系。
这是一种几近完美的理论，西方社会就遵循这种理论，做出了制度性安排，或者说，依据这一理论构建了社会制度。人们习惯上，把这称之为市场经济体制。很多专家学者开始玩这些经济体制。建立了所谓的经济学，按中国人的解释，经济学就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并把亚当·斯密尊为鼻祖。
几近完美但不等于完美，否则，亚当·斯密不会有另外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很遗憾，经济学家并不把道德情操纳入经济学科的范围。他们关心的是规模递增带来的收益。德鲁克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当不了经济学家”。不过他倒是拿到了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的经世济民思想对社会的贡献。至今为止，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平民获得过如此殊荣。
很遗憾，人类社会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为每一家企业的商品，确立起普遍的诚信。相反，每一个企业面临着的生存竞争压力，使一切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学问都失效。尤其是营销学，蜕变为一种销售策略，一种促进销售的策略。
3．工业社会带来的麻烦
当人们分享着工业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忍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麻烦。这个麻烦说到底，就是供求分离之后，不能有效地实现供求一体化，不能有效地使供应者和需求者形成一个整体。相反，供求分离之后出现的是供求背离。供求背离的具体表现是，供应过剩与需求不足同时发生，也称过剩经济。
经济学家喜欢把这称之为结构性的矛盾。于是就有了相应的对策，依靠政府的手段或政策的手段，对产业结构乃至于产品结构进行调整，也称“调结构”。这样市场经济体制，就变得不那么纯粹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实践。
赫伯特·西蒙在《管理行为》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凭着直觉说，不应该叫做市场经济，也不应该叫做计划经济，正确的称谓应该是组织经济。我认为他的直觉是对的，供求分离之后，供应者和需求者必须变成一个整体。必须依靠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的有效连接，来奠定持续交易的基础。这是一个社会再生产循环的组织问题，这是一个产业经济循环的组织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用计划的手段，硬性把供应者和需求者连接起来，这是有问题的。其中主要的弊端就是，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会滋生官僚主义，抑制竞争以及抑制利益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丧失活力，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匮乏，也称短缺经济。
事情又回到了原点，人们希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就是在产品经济的条件下，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供求一体化的问题。从萨伊到熊彼得，再到德鲁克，那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主张，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营销理念，来维持再生产循环，并解决或抑制供求背离的趋势。当我们企图用一种精神或理念，或企图通过倡导一种精神或理念，来弥补社会制度安排固有缺陷的话，肯定是会失望的。
为了使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能够持续，人们必须全力以赴地维持货币的信用，必须依靠公信力的代表机构对货币的信用做出担保。这样供应方就放心了，可以把产品让渡给每一个货币持有者。因此，人类社会也就完美地变成了金钱社会，变成了一个以金钱为本位的社会，人们习惯上把它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真可谓，简约而不简单。
反过来，对每一个需求者而言，他们希望获得的是货真价实的商品，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供应者必须为自己的商品提供信用。
商品经济的全部难点在于，每一个供应者如何为自己的商品建立信用？否则供求之间难以建立持续交易的基础，生产的盲目性就会增加，生产的持续性就不能保障，交易的费用就不可控制，等等。
借用营销大师科特勒的话来说，尽管我们一直倡导4P策略，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惯用的还是4P中的1P，依然愦用的还是大肆降价促销。
至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情况也不乐观。在中国，企业家已经成为稀缺资源了。很少有企业愿意跨越时间和空间去配置资源，积累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然后跨越恶性竞争，跨越降价促销的陷阱。
企业当家人似乎更相信机会而不是信念。从而把获取机会的能力，寄托在资本市场的杠杆上，依靠兼并重组获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与新市场。
假如资本所有者或资本当家人，也只相信机会而不是信念的话，那么资本市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就不可减免。资本市场投机行为就很难避免。羊毛出在猪身上狗买单，就不是一句戏言，而是一件真实的事情。美其名曰，高端思维，财智人物的高端思维。如此这般，经济领域的麻烦，很容易演化为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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