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情形:全国知名专家,人大三流学者
有些学者在全国非常知名,如考研培训中主讲《政治经济学》的包仁和出版过多种版本《考研英语》的王长喜等,不过在人民大学这么一个学术殿堂里,他们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声望和影响力,顶多算得上是三流学者。记得1994年包仁教授曾经教过《市场经济概论》和《产权制度改革》两门课程,没有想到他居然用了同一份讲义。也难怪,他成天都琢磨着怎样办考研班的事情,是没有多少时间来准备两份讲义,更做不来什么学问的。肚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就只有忽悠学生了。这与他的同事好哥们韩晓明相比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后来的包仁声名日盛,业务也越做越大,索性辞掉了人大教授的名分专门办起文化公司来——因为“包仁”这个名字已经与“人大版考研”联系在一起了,他身上已经打上了人大教授的烙印——即使不用“人大”这个标签,“包仁”二字也是具有防伪功能的。
第二种情形:高校学术精英,人大原装制造
如果包仁是有人大名而无人大实的假学者,那么这只是少数,人民大学还真培养过一批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学术精英,即使已经离开了人民大学,但人们还是能清晰地辨别出他们学问里的“人大味”,比如已经到清华大学做教授的魏杰,比如已经到北京大学的陈兴良,等等。
魏杰曾经被冠以经济学界“京城四少”之首的称谓,是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的博士,学识、才干、口才都没得说。很少有人知道魏杰的过去(据魏杰讲,还和贾平凹一同参加高考),但都知道他在人民大学的辉煌——他扬名立腕在人大,著书立说的鼎盛时期也是在人大。学术的发展、人才的更替难免潜藏着某些较量——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就是这样。当魏杰于1995年组织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一批中青年科研教学骨干编写那套“现代经济学系列教材”时,或许就意味着新一代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派”学者的母体分离出来——这种分离是痛苦的和不愉快的,正如魏杰在“编者的话”里写的那样:“书稿中一些观点由我做了重大修改,有的甚至是在写作同志不愿意的情况下由我强行修改的。因此,本书如果有什么问题,责任在我,不在具体写作同志。”
在后来人民大学的许多讲座中,这种较量开始白热化。作为经济学系主任的魏杰,还是拗不过尚未失去锋芒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本《经济学》(上下卷)也成了禁书。后来,魏杰郁闷地离开人民大学到国有资产管理局;现在的魏杰,已经在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稳定下来了,少了昔日的锋芒,并试图淡去身上的人大色彩。
而离开人民大学法学院加盟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没有魏杰这么坎坷的经历,也没有魏杰这么复杂的心理。很简单,就觉得人大法学院开始浮躁起来了,在刑法学科里没有了什么真学问,假东西开始蔓延——而他自己却是一个简单的做学问的人,到北大后,他受到了法学界应有的尊重。
第三种情形:学术前辈泰斗,生死人大情怀
在人民大学,有这么一批被称作“生为人大人,死为人大鬼”的人物,如经济学领域的宋涛、高鸿业,法学领域的高铭暄、曾宪义,历史学领域的戴逸,哲学领域的肖前、罗国杰,等等(已故的自不必说了)。人民大学其所以能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重镇,与这批学术泰斗的毕生耕耘是分不开的,这些学术泰斗既是学问家又是教育家——全国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蜚声中外的学术精英,有几成是他们的徒子或徒孙,我无法去考证,但有“人大学统”或者“人大渊源”的专家学者确实不在少数。
但当人们得知高铭暄先生因种种缘由弃人大而委身他处时(即使是退休返聘),在扼腕叹息之余,开始对这批最有资格的人大人产生了怀疑——他们心底除了学问、人大外,原本还有别的东西。当然,怀疑不无自私和偏狭——人才流动来去自由的今天,这些学者既是人民大学的,更是全国人民的——毕竟像高铭暄先生这样的还只有一个,其他的一个个终老于人民大学。
第四种情形:权力争斗交锋,总是胜留败走
说到高铭暄先生离开人民大学,不能不说他的爱徒赵秉志教授离开人大“转会”北师大。2005年5月12日下午,人大法学院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产生,原院长曾宪义卸任,王利明出任新院长;副院长为赵秉志、韩大元、叶秋华(兼)、龙翼飞、郑定。在当天的会议上,王利明代表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表示要为实现“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有此强大的阵容,人大法学院完全有资格踌躇满志地向世人宣称“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的目标胜利前进”。仅仅3个月之后,法学院即出现以赵秉志教授为首的“集体跳槽”,与赵秉志一起从人大法学院“出走”加盟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还有卢建平、阴建峰、刘志伟等业务骨干。
无论赵秉志与王利明两位在媒体面前是怎样地低调、圆滑甚至默契,但这被渲染为“中国法学界的大地震”的“集体出走”事件,还是无法掩盖它背后的那点浅显的事实。不过事后一段时间,赵秉志或许感觉到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人民大学法学院没有他赵秉志这个刑法学主力,替补队员仍然非常强大,而他离开了人民大学,确实有些水土不服——他学术的根基仍然在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