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宁：如何创建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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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宁：如何创建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2005-05-27

我本身不是做教育工作的。刚才听了刘博士的讲话很受教育。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政策研究，也就是关注我们国家的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同时也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这当然不一定受欢迎。刚才刘博士已经讲了，批评是任何人都不欢迎的。人嘛，都是自我肯定的。连这点儿自信心都没有，不如自杀算了。但人犯错误又是无法避免的。不管多么英明的领袖人物，也不可能一辈子不犯错误。因此，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不断地进行检讨和批评，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和西方现代经济、工业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知识经濟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前的国际竞争，已经转变为人力资源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中国人力资源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创办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任务，并采取了211工程、985工程等很多具体措施。这些做法无疑是重要的，有远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创建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第一个问题，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是什么样的。我不是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举不出很多教育名家的格言，但可以通过实例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曾经在牛津大学做过一年的研究工作，也访问过哈佛、芝加哥、威斯康星等大学。我想通过亲身的工作接触，谈谈个人的感受。 首先，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不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我们现在一说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往往把眼光集中在一些硬指标上。且不说实验室、图书馆的设备水平和规模大小，是不是研究生人数超过本科生人数就能够称之为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了呢？我看不一定。还有一些人热衷搞什么排行榜。这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商业机会。很多机构，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本身，都想成为最有权威的大学排名评价机构。这个排行榜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是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当然，除此之外还可以加上各个大学获得专利的数量，毕业生中当总理、部长或者当科学家的人数等等。这些硬指标都有一定道理，但它们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刘博士刚才所说的：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更注重的是人文传统，学术自由，以及平等的教育理念。国际一流大学应当有自己的尊严。国外知名大学的名誉学位不是随便可以授予某一个人的。我们现在有不少大学，巴不得给人家一顶博士帽，来换取更多的外部资助。 在世界上学费最高的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里，我没有看到过类似我国那样的贫困生。从肤色上、交谈中可以了解到，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第三世界，但他们不用为自己的生活担忧。因为这些被牛津、哈佛录取的学生，都得到了学校的奖学金资助。我问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头儿：你们为什么要每年出这么多钱让外国学生来这里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呢？他回答说：这些学生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资助他们不仅能够保证哈佛大学教学和科研的质量，而且可以增进我们对世界事务的理解。这样一种国际化的视野，对人才的尊重，以及对教学和科研质量的执着追求，恐怕是创建国际一流大学更重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出国基本上没有任何阻碍了，大学里也增加了不少外籍教员和学生。但我们缺乏这种国际化的视野，以及争夺国际一流人才的紧迫感。 梅贻琦先生讲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流大学靠的不是校园豪华、人多势众，而是名师、名系、名专业。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则不仅要把知识创新、观念创新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而且事实上要成为知识创新和观念创新的主要场所。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这方面最优秀的人才吸收到大学中来。因此，对有天分的学生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还给奖学金，是西方大学普遍的做法。理由很简单，人的天分与家庭富裕程度无关。有天分的孩子是根据统计学规律，按人口密度大体上平均分布的。只有通过适当的选拔制度，把这些孩子集中到大学里来，使他们的天分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一代、一代地师承下去，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创新能力。这种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的积累，不仅有利于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进步，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贫困生的问题，牵涉到大学的办学宗旨问题。大学是吸引和培养优秀人才的场所，不是有钱人镀金的地方。 西方国家贫困家庭的孩子并非一定选择上大学，但是如果因为学习成绩好或者某一方面特长被大学录取的话，一般都能够得到奖学金，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助学贷款一般给予那些职业前景较好，不愿接受家庭资助，或者没有能力继续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我和教育部门的朋友讨论贫困生问题时，不赞成把助学贷款作为解决学生经济困难的唯一措施，认为应当首先免除学费，大幅度增加奖学金。既然你通过考试把人家收进来了，就应当为他们创造安心学习的条件。大学不是义务教育，我不反对大学收费，但是交费能力不能成为大学招生的唯一根据。如果打着教育“产业化”旗号，用金钱标准将有才华的学生挡在大学门外；或者贫困学生即使进了大学的门，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则不仅违反了我国“有教无类”的教育传统，也不利于在大学里形成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大学是一个孕育人类理想的精神殿堂，不应当把社会上贫富差别那一套搞到这里来。 第二个问题，哪些因素不利于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靠的是学术能力和人文传统的积累，急功近利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 其实在西方国家，也并非所有大学都是一流的。美国几千所大学中，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不过几十所。我国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办成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我们的毛病是一说干什么事情，就大伙儿一窝蜂冲上去。近年来，在教育行政部门的默许下，很多高等院校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也不管是否具备条件，都往211工程、985工程里挤，以为挤进去就变成国际一流大学了。用这种政治动员方式来创办国际一流大学，恐怕只能是南其辕，北其辙。此外，在教育“产业化”口号的鼓舞下，高等院校之间相互攀比，大专变成本科，系所升格为学院，专科大学通过合并扩展为综合大学，再来一个全面扩大招生。这种急于求成的办法，确实可以做到校园环境改善，院系门类齐全，教员、学生数量达标，但教学质量和人文精神肯定下降。有些大学合并之后，选了那些最听话的人当校长，导致一些不服气的教学、科研骨干流失，结果反而伤了元气。 从体制角度讲，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大学在我国科研领域的定位问题。由于前苏联体制的影响，我们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直分属教育部和科技部领导。这种教育、科研“两张皮”的体制，将科研任务主要交给大学以外的科研机构承担，不利于大学自身研究能力的提高。即使在传统计划体制时期，一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例如“两弹一星”等，也是在突破教育、科研体制分割的情况下取得的。如何将大学的研究工作纳入国家科研体制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由教育部来制定，科技体制改革方案由科技部来制定，缺乏在更高层次上对教育、科研体制的改革进行综合性的考虑和统筹规划。在国家科研经费大量流入科技部下属科研机构的情况下，研究型大学的创建必然遇到很大困难。 要创办国际一流大学，从办学方针到组织方式，需要进行一系列变革。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自己在思想上并没有做好准备。例如西方一流大学，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在财产组织方式上都是“公司（corporation）”，有自己的董事会，按照非盈利机构模式运行，可以接受社会捐赠，但财务报表和人员待遇要接受公众的检查和监督。在教学、学术问题上则是教授治校。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如何将党的领导、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学术自由、学者自治原则结合起来，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的具体事务干预过多，学校内部缺乏自由、平等的学术气氛，筹资渠道和财务管理制度也不规范，教育、科研人员的流动依然面临很大的阻力。不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加以认真的解决，就不可能跻身于国际一流大学的行列。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现在美国要建美国的网络图书馆，欧洲要建欧洲的网络图书馆，我们自己大学的图书馆也要联网。将来的网络图书馆是“全球通”。虽然国际上对防止有害信息传播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不可能在网络上杜绝有害信息。我们总不能因为有害信息的存在而不让年轻人接触网络吧？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大学生都是社会上最敏感的人群，他们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我们应当允许年轻人思考，不要怕大学生在思想上犯错误，要相信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能力。实际上谁都不可能一贯正确。现在的一些所谓理论权威，当年有几个在文化革命中抵制过极“左”路线的错误？正确思想是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只有采取开放、进取的态度，我们才能在信仰危机和金钱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来创建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呢？首先要解决一个目的问题。其次要做出一系列制度上的改变。光靠我们的良好愿望，创建不了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第三，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不要指望一口吃出个胖子来。 创建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可能出于不同的考虑。如果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工具的话，你就没有必要搞这种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只要做到刚才刘博士说的第二个阶段的服务型大学就够了。如果我们认识到目前中华民族面临的价值观和信仰危机的严重性，并力求改变的话，就应当把创建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作为重振民族精神，重建人文信仰重要条件。没有学术上的平等和自由，没有独立的现代批判精神，我们就不可能在被五四运动砸碎的5000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国人的信仰和价值观。邓小平同志说，要经过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过去的信仰和价值观正在接受市场和金钱的考验，接受国际竞争和资源环境的考验。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只有维护所有人的尊严和自由，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体制方面除了前面所说的教育、科研、产业之间的分工与相互关系外，高等教育本身应当有所分工。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理工科大学，农业大学、师范大学、高等技工学校等，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特定的发展目标，没有必要都变成综合性大学。普通大学也不可能都办成研究型大学。大学主要任务首先还是要搞好教学。如果想办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可以选择几所基础好的综合性大学，政府在经济上给予一定帮助，但主要不是给钱，而是给予它们进行体制改革探索的自由，例如开办专业、招生和选择教员的自由。这类大学光靠政府投资不行，应当按照西方非营利机构的模式组成董事会，广泛吸纳国内外的社会资金，在世界范围内招聘人才，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鼓励教授、学生自主创业。这样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有可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办大学固然离不开钱，但还有一个钱如何用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爱国商人邵逸夫，为教育事业捐了很多钱，结果都用来盖房子了。许多大学中都有邵逸夫楼，邵逸夫图书馆。这和国外大学的做法是类似的。但从提高学术水平的角度讲，更重要的是“软件”方面的投资。牛津、哈佛大学有很多教授职位是社会捐赠的，称为讲座教授。捐赠人用自己的名义成立一个基金，用基金收益为讲座教授发工资，资助他的教学、科研活动。房子固然要盖，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房子里干点事儿。现在国内很多大学挣钱并不难，但只是个别人先富起来了，整个学校的教育科研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此外，学校有了钱应当设立奖学金，帮助贫困学生。现在除了考试，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选拔人才。对于被选拔上的贫困家庭学生，学校有责任保证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心学习，热爱学校，报效祖国。 最后是国际视野问题。一个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必须全方位开放。现在有些大学开始做这样的尝试。它们采用的不是买“死”千里马的办法，而是引进“老”千里马、或者引进“小”千里马的办法。用这种办法，表示我们招揽国际一流人才的决心，也确实引进了一些优秀的年轻教师。但我觉得除了引进国外人才外，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够培养出人才来。这就需要改进我们的教育、科研体制，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强化优秀大学之间的人才交流，将教学、科研与国家经济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那些没有条件全面进军国际一流的大学，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总有一些系，一些专业可以达到国内一流或者国际一流的水平。只要有了带头的系、带头的专业、教授，就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环境和人文传统。没有这样长期的积累，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是空话。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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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这是在什么地方的讲演？我1999年听过他的报告，很幽默，讲完后总是有一大群人和他交流， 他好象是清华大学学工科的 后来似乎上中央党校博士，后来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