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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 林光彬 , 辛念军 新自由主义研究综述与研究新思路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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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研究综述与研究新思路 林光彬 , 辛念军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研究综述;新思路;朝圣山学社 [摘 要] 本文首先对当前的研究状态作了一个综述;接着提出基于“朝圣山学社”为基点的一种研究思路。本文认为,1947年4月1日成立的“朝圣山学社”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联盟的出现与形成,它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大本营”,以它为核心展开研究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研究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脉络的清晰线索。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上仍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按照学派来研究新自由主义会引起分析上的混乱。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 [收稿日期]2004-11-10 [作者简介]林光彬(1973-),男,陕西绥德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辛念军(1974-),男,四川光安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20世纪后四分之一,“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并成为时代思潮的主角,取得“强势”话语权,一时间甚嚣尘上,横扫全球。其理论以经济学为主,努力打破社会科学研究的界线,广泛影响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研究,其影响与当年“凯恩斯主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政界、学界乃至商界议论广泛,频频见诸报刊媒体,各种文献讨论犹如潮水,有引进介绍者,有推广传播者,有批判借鉴者,有反对者,不断掀起研究的高潮。本文拟对目前的研究状态做一个综述并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一、当前新自由主义研究状态综述 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的含义在今天可以说是纷繁各异,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并不是一套单纯的、铁板一块的教条,它跟别的学说或意识形态一样,有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的新形态。[1] 从当下的情势来看,各种文献与报道中往往把这些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一锅煮。当前的混乱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名称与内涵的混乱导致了批评的混乱。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个词是由奥伊根领导的弗莱堡大学学派创造出来的。不过,弗莱堡学派所描述的图景并不是信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那种正统自由主义,奥伊根及同仁们支持某些自由主义反对的政府干预行动。[2] 这就是说,尽管弗莱堡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是“新自由主义”的成员,但如果把弗莱堡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阵营来批判,可能还没有找到主阵地。 人们一般把哈耶克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一书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宪章。佩里·安德森认为新自由主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世。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潮起源于高等学校中的经济学界。他把美国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保守主义”经济学派称为“新自由主义”运动,并认为该运动的基本论点包括四个方面(思潮)或四大传播渠道:“货币主义”思潮、“人力资本”论、“所有权”运动、“公共选择”论,并认为后三种思潮与货币主义的各种论点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1](P2)[3] 爱德华·赛义德等认为,新自由主义有许多别名,如“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供应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结构调整”。[2][4] 巴里·克拉克把古典自由主义流派在当今的各个分支:新奥地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的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法与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宪政经济学、自由意志主义、供给方面经济学、货币主义、产权理论等包括各种思想的综合体,仍然称为古典自由主义流派。把剑桥学派经济学的分支:新凯恩斯主义、新组合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等称为现代自由主义流派。[3](P20、49))[5]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种类,即自由市场理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强加在无助者身上的官方理论;第二类可以被称为‘事实存在着的自由市场理论’;市场规则对你有利,对我则不然,除了暂时的有利。正是这一‘事实存在着的自由市场理论’在17世纪以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19世纪早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刚刚诞生的一个经典时刻”[4](P319、43)[6] 由此可见,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也不统一,甚至是同一个学者,也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不过都认同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继承人。 国内学者在新自由主义范围的界定上也存在混乱情况。罗湘(1983)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货币主义”、“人力资本”论、“所有权”论等;狭义的则只强调市场机制、自由竞争的作用、反对过多地干预经济的理论。[1](PIV)[7] 傅殷才(1994)等把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构成的学说称为“新保守主义经济学”。[5][8] 杨德明(1995)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陷入理论困境,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迅速形成为一股国际性经济思潮。在西方,这股思潮被称为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有代表性的流派有三个,即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6][9] 何秉孟等(2003)认为,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学派林立,观点繁杂,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供给学派等等。[7][10] 顾钰民、伍山林(2002)、李其庆(2003)认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潮,主要包括:伦敦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8][11] 方福前(2003)认为新自由主义主要包括: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弗莱堡学派和伦敦学派可以不归入新自由主义阵营。在狭义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同于芝加哥学派。[9][12] 杨丽(2002)认为,从对传统自由放任原则的恢复力度和提出的政策主张看,大体可以分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温和的新自由主义(弗莱堡学派)和创新型的新自由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新产权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三类。[10][13] 左大培(2004)认为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20-30年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大辩论,主要包括:美国的芝加哥集团、英国的以伦敦经济学院为中心的集团、奥地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集团、拉丁语国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集团、德国的弗莱堡学派。[11][14] 吴易风(2004)认为,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与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有许多派别,其中有:新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弗莱堡学派、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原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曾任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政府经济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曾为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出谋划策的北欧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12][15] 从以上国内研究者对新自由主义范围的界定上,我们可以看出,情势十分混乱,有的从狭义与广义上界分,有的从学派上界分,也有的从对自由主义的信奉程度上界分,还有的从集团视角出发界分以及把学派与经济学家混合在一起作罗列式的界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之间的界分存在不小的差异,无法形成一致的看法,而且往往都没有理清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无法让人们知道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际联盟组织成立于何时何地。在笔者看来,这些界分十分容易混淆视听,使人们产生误解,无法形成系统的认识。比如,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就有一些学者不能划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行列[16]。再者,各个学派的理论差异很大,往往对同一个问题甚至有着相反的看法。此外,必须指出,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曾经被称为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或者自由主义阵营的保守派,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后,他们与保守主义的联盟自动解除,被称为个人经济主义者。 其次,国内外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呈现混乱的局面。 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学说主要体现在IMF、WTO等国际机构的政策之中,成为许多政治家和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动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方案的基础。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基本思想是:国家在现代社会中不应该起任何作用。当今社会必须回归到亚当·斯密于1776年所指出的自由放任主义。如果亚当·斯密的理论被称作“经济自由主义”,那么它的再生就应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其核心就是资本家享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13][17] 哈贝马斯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暗暗地把民主的立宪主义简化为贯彻经济自由。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私人统治来代替公民的政治自治[18]。[14]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是一种旨在摧毁集体结构的纲领。其理论纯粹是一种数学上的虚构。它一开始就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在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的名义下,它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的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19] 法国著名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学者苏珊·乔治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给予资本以近乎绝对的追求利润的自由,从而使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不再受社会和国家的控制,这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应该允许市场机制主宰人类的命运。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竞争——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公司之间当然还有个人之间的竞争。竞争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把绵羊从山羊中、把男人从男孩儿中、把适者从不适者中区分出来。它被假定能够以可能的最好的效率配置资源,无论是物质的、自然的、人的还是金融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经济应该运用它的规律指导社会,而不是正相反。[20] 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和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 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4][21] 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揭示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反市场经济、反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将国家和垄断企业一体化,成为一种压迫多数人、剥夺多数人利益的暴力机构;推行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安德森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当代的霸权地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十年最重要的方面可以简单地确定为新自由主义在事实上的巩固和普遍的蔓延。这一点当时并未得到普遍的预见。在1989-1991年苏联阵营解体时,即使它的敌手也不是立刻就明白: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横扫东西方的壁垒。许多东欧的不同政见者、西欧的进步人士、北美的保守党人当时都以为:左派一旦从斯大林的遗产中得到解脱,就将获得富有希望的再生。直到1998年,《今日马克思主义》仍满怀希望地宣称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但是,新自由主义改变了时代潮流。安德森列举了新自由主义时代潮流在全球引起的大规模社会经济变化:其一,美国资本主义以不可思议的八年繁荣再次响亮地宣示了它的老大地位。其二,通过联盟掌权的欧洲社会民主党转向美国模式。其三,日本资本主义陷入深刻的衰落,南韩和印度接受解除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标准。其四,全球市场体系中最薄弱的新俄国经济已稳定化。安德森认为,从这场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西方思想界不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对立,即制度性对抗的观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整套原则统治全球,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他特别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变得更绝对之时,左派应采取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布迪厄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13][22] 何秉孟等认为,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概括起来说就是一句话,即: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就当前美英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而言,其主要经济理论观点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7][23]另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捍卫的是19世纪式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9][11][24] 张世鹏认为,新自由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的特征就是坚决拒绝劳动价值论,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把资本的利益放在首位。新自由主义就是恢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激烈竞争局面以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5][25] 李其庆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综合;它具有多元性,它有多种名称如新保守主义、新古典综合主义等,又区分为多种理论流派,但又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即私有制经济学。[16][26]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超越。如李任初认为:“凡是不抱偏见的人都能看出,新自由主义者对现实的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的认识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后退,而是从那里前进。他开始弄清了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原因,并把握了市场与政府间的结合部位,从而使二者相辅相成,各得其所。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比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更优越的理论。[17][27] 刘昀献也认为,当代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彻底抛弃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成果,只要不含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当代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发展史上的一次成功的变革,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复归。[18][28] 从上述研究可见,第一,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与本质,国内外学者也存在极为不同的认识。第二,批评者往往把新自由主义理论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划上等号。而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的主义、理论,因此不能把新自由主义和现在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体系划等号,更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简化为“华盛顿共识”。 二、基于“朝圣山学社”为核心的研究思路 一切严肃的科学研究(当然包括经济学研究)无一不是从清理和界定其研究对象开始的。上述研究的混乱状态,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研究路径,以理清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历史线索。经过对新自由主义知识谱系与联络组织的考察,笔者主张,与其把扯不清的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来研究,还不如以1947年成立的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学术组织——朝圣山学社(the Mont Pelerin Society)[29]——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联盟形成的标志与大本营,以他们的宗旨和历次召开的会议主题为其思想发展脉络,以该组织的经济学代表人物为中心,以他们的共同理论基石与主张为线索展开研究,给人们提供一幅清晰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地图册。这是基于这样几个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可以说明以“朝圣山学社”为中心研究新自由主义思潮,比前述混乱的研究局面要好得多,也使研究奠基在更可靠更统一的基础之上。 首先,作为一种国际思潮不能没有一个国际组织为支撑,更重要的是,只有在一个纲领明确、有共同世界观的组织下,我们才能更直观的看到新自由主义学者理论之间的思想联系,易于对他们的理论做连贯的分析。而“朝圣山学社”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1947年4月1日,“朝圣山学社”首次大会暨成立大会,就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家的著名大学的36位世界一流学者,他们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Aaron Dierector、M.弗里德曼、F.H.奈特,巴黎大学的M.阿莱斯,斯坦福大学的Karl Brandt,纽约大学的John Davenport、Hazlitt、米塞斯,剑桥大学的Stanley R. Dennison,弗莱堡大学的奥伊根(Walter Eucken),牛津大学的Erich Eyck,普林斯顿大学的F.D.Graham,布法罗大学的Fritz 马克卢普,底特律大学的L.B.Miller,伦敦经济学院的Karl R.波普尔、L.罗宾斯、C.V. Wedgwood,曼切斯特的M.博兰尼、John Jewkes,日内瓦大学的William E. Rappard、Wilhelm Ropke,罗得岛的George J.斯蒂格勒等36人,囊括了目前认为的几乎所有新自由主义的开创者。而且“朝圣山学社”的学术目标和宗旨是:通过鼓励诸多不同学科,尤其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就公共的和国际的重大问题进行交流而与学术专科化或专门化取向作斗争;通过增进那些信奉某些相同的理想和重大观念的人士之间交流观点的方式,为维护和改善自由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并且认为,如果没有与私有产权和竞争性市场这些制度相勾连的权力和创制权的分散制度,那么人民就很难想像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维护自由。鉴于我们深信一场根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运动必须得到知识论辩的支持并重申正当的理想的基础,我们在对立场问题做出初步探究以后认为,对于下述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特别研究是可欲的:1.对当下危机的性质进行探究和分析,以使其他人清楚地认识到这场危机在道德和经济层面的基本渊源;2.对国家的功能进行重新厘定,以更加明确地区分全权性秩序与自由秩序;3.对重新确立法治和确使按下述方式进行发展的各种方法进行探究,按照这种方式,个人和群体不能侵犯其他人的自由,而且私有权利也不能允许变成掠夺性权力的基础;4.对通过那些有利于创新和市场发挥作用的手段而确立最低标准的可能性进行研究;5.在与那种把历史知识误用于推进各种敌视自由的教条的做法进行斗争的方面,对各种斗争方法展开讨论;6.对创造一种有助于保障和平和自由的并允许建立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秩序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并不想进行宣传,也不试图确立任何精致且具有阻碍性的正统教条。我们不与任何特定的党派结盟。[30] 第一次大会确立了两个核心论题:一是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之间的关系和自由经济政策方案的具体内容的论题;二是对反自由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展开讨论。会议最后一天,哈耶克提出了一套基本原则作为一种共同基础,即一是我们相信尊严、珍爱个人自由,二是我们相信私人财产权制度。在“朝圣山学社”50周年纪念会议上,美国的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回忆说:朝圣常常是对他们希望达到哪儿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尽管朝圣者对如何达到这一目标通常有不同看法。他们一般也不知道旅途将碰到哪些麻烦。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与会人物来自方方面面,融合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经济学家与欧洲温和的自由市场主义者。讨论中的分歧是明显的,一类是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者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争论,另一类是有神论者与不可知主义者的分歧。1984年,学社在英国剑桥开会,朝圣山学社会员已经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惟一的例外是上帝与黄金(金本位制)。[31]

其次,在没有成立“朝圣山学社”之前,新自由主义者往往是以孤立的方式或在极小的群体中进行探究,无法形成一种国际思潮所需要具备的组织条件(机构、队伍与宣传网络),而只有在“朝圣山学社”成立以后,新自由主义者才有了一个国际联盟,一种思潮的形成才由可能逐渐变为现实。哈耶克在1947年第一次朝圣山学社大会的致辞中说,“我很惊讶地发现,不少人士虽然孤处各地,然而却研究着本质同样的问题,并采取了极其近似的理路。然而他们孤立地或者在很小的团体中进行着探索,常常被迫捍卫其信念的基本原理,而很少有机会就一些更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交换意见,而惟有形成某种共同的信念和理想基础,才能展开这种研究……显而易见,我们似有充分的理由建立某种组织,以有助于重新开放种种使那些持有某种共同世界观的人们之间得以进行交流和通道。”[32] 现在,以“朝圣山学社”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联盟是一个巨大的国际网络,包括基金会、学会、研究中心、公共出版物、学者、作家和公共事物者等,他们有一套出版、发展、包装和推出他们观点和相关教条的有效手段。 再次,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基本上囊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绝大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学术贡献与影响也主要由他们做出的。比如经济学上的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加里·贝克尔等都当过“朝圣山学社”的主席,此外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德姆塞茨、阿尔钦安等新制度学派的代表基本都是其成员。在学术上,1974年,冯·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新自由主义在学术上勃兴的起点;随后,1976年、1979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西奥多·舒尔茨也相继获得该奖;进入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学界不断发展壮大,1982年、1986年、1988年、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阿莱斯又相继获得该奖;9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天下,一批经济学家相继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中:1991年的罗纳德·科斯、1992年的加里·贝克尔、1993年的道格拉斯·诺斯与福格尔、1995年的(小)罗伯特·卢卡斯,1996年的莫里斯和维克里、1998年的阿玛蒂亚·森,2002的弗农·斯密斯(Vernon·Smith),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学术上成为西方的主流。诺奖历史上共有14位理论经济学家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理查德·考奇特曾经指出:朝圣山学社的创建者包括了全球最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中很多人都对他们本国、尤其是对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德国,曾经影响过战后德国经济政策的朝圣山学社著名会员包括:瓦尔特·奥伊根、威廉·勒普克、路德维希·艾哈德。他们对西德非常成功地转向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蓝图与实践指导。艾哈德从1949年到1963年担任西德经济部长,然后就任联邦总理,一直到1966年,勒普克和奥伊根是他的顾问,他是战后西德政府中负责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人物。在法国,朝圣山学社会员雅克·吕厄夫是戴高乐将军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主要顾问。在奥地利,朝圣山学社会员莱因哈德·卡密茨在战后的奥地利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在意大利,朝圣山学社的创始会员路易吉·埃伊诺迪后来当选为意大利总统。在英国,朝圣山学社的创始人哈耶克被撒切尔夫人称为精神导师。在美国,里根政府的六大部门聘任的74位经济学家中,有20位是朝圣山学社会员。[33]总之,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朝圣山学社”的思想在欧美经合组织国家取得全面胜利。随后,拉丁美洲和东亚的经济改革与自由化;1989-1991年,柏林墙的倒塌,德国的统一与前苏联的解体,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在欧洲与亚洲的全面胜利,并最终确立了其理论在世界范围的霸主地位。 最后,朝圣山学社是一个严密的信奉纯粹自由主义的国际学术组织,而且是私人组织,不受任何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集中体现了古典自由主义正统继承人的大部分特征,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哈耶克说:“除非成立的是某种私人组织,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危险,因为跨国界的联系会日益为那些同现政府或政治机器具有这种或那种联系的人所垄断,而且也注定会服务于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些人士,他们能够直面来自于反自由主义阵营的反对观点,他们同这些论点作斗争且努力达到一种立场,由此他们既能批判性地回应针对这种立场的反对意见,又能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如果这样一个常设性的组织要实现它的目标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是一个封闭性的团体:它并不向所有人开放,而只对那些与我们有着某些共同信仰的人开放。”[34]

三、结语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仍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的新企图是:试图把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市场竞争的法则推广应用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与所有社会领域。就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本质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上,它属于个人主义,认为个人选择是一切分析的起点,理性人范式是一切分析的基石;其次,在社会的演进与建构认识上,它强调演进、竞争的逻辑与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法则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再次,在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上,它主张自由主义;在哲学与认识论上,它属于先验论、彻底的主观主义与不可知论系列;在知识论上,它强调知识分散论与人的有限理性;最后,在价值论上,它主张效用价值论,把价格的逻辑作为分析经济交换的轴心。此外,他们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对不同经济体系、经济调控方式的运行效率进行了比较,也对那些非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从而为他们日后在政策与政治领域得到认同奠定了基础。

[1] 哈耶克指出:虽然我一生都把自己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晚近以来,每每当我称自己为一自由主义者时,所感到的疑虑亦愈来愈多,这不仅是因为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在美国常常会引起误解,而且也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我的立场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之间,甚至与英国的功利主义者的自由主义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所谓的“自由主义”,与今天那些打着自由主义这一旗号而进行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无甚关联。在美国,按我理解的那种意义使用“自由主义”这个称谓,现在已是不可能了。美国人倾向于用“严格限权自由主义”取而代之。但是更为重要的事实却是,由于自由主义只是在自由运动吸收了法国大革命所弘扬的赤裸裸的和好战的唯理主义之后才取代了辉格主义,又由于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把那种辉格传统从侵入其中的唯理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种种影响中拯救出来,所以,从历史上看辉格主义才是我所信仰的那些观念的确当称谓。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1-203页。 [2] Greg Kaza: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s 50th Anniversary;又一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学者组成的松散的群体开始打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旗帜。见韩震: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 [3] 伦敦学派自坎南去世后,二战开始后罗宾斯从政,在20世纪30年代即使是哈耶克加入他们也是少数派,拉斯基领导的社会主义派才是当时伦敦学派的大多数;而芝加哥学派的兰格、勒纳等人就属于新古典或凯恩斯学派。 [3] 转引何增科编写: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原载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1998年12月号,皮埃尔·布迪厄: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3] 苏珊·乔治(Susan George):新自由主义简史(梁孝译)《国外理论动态》2002-11;Susan George: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Twenty Years of Elite Economics an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for Structural Change,Conference on Economic Sovereignty in a Globalising World Bangkok, 24-26 March 1999,www.globalexchange.org/campaigns/econ101/neoliberalism [4] Pelerin 是法语朝圣的意思。朝圣山是瑞士著名的风景胜地。 [4] 原文见http://www.montpelerin.org/aboutmps.html,汉译文见邓正来选编译:《哈耶克论文集》,第553-572页,自由与交流——“朝圣山学社“首次大会开幕词。 [4] Greg Kaza:The Mont Pelerin Society's50th Anniversary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Freeman, a publication of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June 1997, Vol. 47, No. 6.亦可见http://www.fee.org/vnews.php?nid=3790 [4] Friedrich Hayek(1947):Opening Address to a Conference at Mont Pelerin。收入哈耶克的《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中文见:邓正来选编译:《哈耶克论文集》之“自由与交流——‘朝圣山学社’首次大会开幕辞”,第555-557页; Greg Kaza:纪念朝圣山学社50周年,秋风译 [4] [英] 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278-281页;更多的资料参见R.M.Hartwell, A History of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5)(《朝圣山学社史》)。 [4] 邓正来选编译:《哈耶克论文集》之“自由与交流——‘朝圣山学社’首次大会开幕辞”,第557-558、567页 参考文献: [1]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 伊丽莎白·马丁内斯,阿诺尔多·加西亚,爱德华·赛义德.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短论[J].国外理论动态,2002,(11). [3]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视点[M].2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 诺姆·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5] 傅殷才主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6] 杨德明.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J].当代思潮,1995,(5).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6);何秉孟主编. 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8] 顾钰民,伍山林编著. 保守的理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 [9] 方福前.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J].高校理论战线,2003,(12);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面性[A].载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 杨丽.析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影响[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3). [11] 左大培.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几个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4,(1). [12] 吴易风.略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A].载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3] 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J].岭南学刊,2002,(2). [14] 沈红文摘译.哈贝马斯谈全球化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现代性[J].国外理论动态,2002,(1). [15] 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6). [16] 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3,(5). [17] 李任初.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的蜕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8] 刘昀献.论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功能[J].新华文摘,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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