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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重农主义的国民财富的交换
——资产阶级是斯密的叛徒和人类的敌人的探讨（8）
斯密之所以是重农主义，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把国民财富看作是物质财富，而不是价值财富或者货币财富。国民财富既包括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也包括这些物质财富的价值，既包括供消费的资财，也包括用来取得利润资本，既包括这些资本获得的利润、工资、地租、利息、赋税等等收入，也包括用来交换的货币。因此，所有这些国民财富的性质就是物质的性质，而不是价值的性质。斯密的交换和重农主义的交换是一样的，都是财富的分配方式。由此可见，斯密的国民财富的交换就是重农主义的财富交换，这种交换的本质特征就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和别人的剩余产品的交换，因此是物物交换！
在探讨完了国民财富是如何增加的以后，就要看看国民财富是如何交换的。
第二部分，国民财富是如何交换的
五，什么引起分工
什么东西引起分工，或劳动分工主要是出于人性中的那些本质。分工的直接根源乃是人类爱把东西互相交换的癖性。这个癖性只是人类所共有的，其他动物都没有这个癖性。没有人看到过一只狗（最聪明、伶俐的牲畜）用骨头来和它的伴侣交换另一种东西。当人要想获得他所爱好的东西时，他也是把具有足够诱力的东西排在别人面前，从而打动他们的利己观念。可使用以下的话来说明这个心理：“给我所想要的东西，你就也可获得你所想要的东西”。人想望任何东西时，不是像狗一 样，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善心，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利己主义。除叫化子外，没有人依靠他人的慈善心肠。即就叫化子而说，如果他完全依赖他人的慈善心肠，也会在一星期内饿死。人类喜欢把东西互相交换的癖性，并不是基于各人天资和才能的不同。与其说分工是才能的结果，不如说才能是分工的结果。既然人们喜欢把东西互相交换，来供给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就无需种种不同的才能。他们可以按照各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适当的交换。这样，我们就说明了才能的不同不是人们爱把东西互相交换这个癖性所建立的基础，而这个癖性正是分工的根源。这个癖性的真正基础是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喜欢说服别人这种本质。
六，分工的程度必须和商业的范围相称，如果只有十个人需要某种商品，这种商品制造的分工，绝不能达到像在有一千人需要它的情况下的程度。其次，旨在促进富裕的分工，总随着交通的改良而日臻完善。关于商业，有以下问题要弄清楚。
第一，什么情况决定商品的价格
每种商品都有两种价格：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这两种价格从表面看来似乎没有相互的关系，但其实却是息息相关的。这两种价格都受某些情况的支配。
如果一个人所得的收入，足从维持他在劳动时期的生活，足以支付他的教育费，足以补偿不能长命和营业失败的风险，那未，他就得到了劳动的自然价格。如果人们能获得劳动的自然价格，他们就得到了足够的鼓励，而商品的生产就能和需求相称。
至于货物的市场价格，它是受完全不同的情况的支配的。买者来到市场时，他从来不问卖者花了多少费用生产它。货物的市价，视以下三种情况而定：
首先，需求或对于货物需要的情况。没有用处的东西，便没有人需要。其次，和需求对比的货物供应的充裕或缺乏。如果缺乏，价格就会上涨，如果能够应付需求，价格就会下降。最后，需求货物的人的贫富。当一种货物的产量不够供应人人的需求时，竟买货物者财力的大小，便成为决定它的价格的唯一因素。货物的贵贱，是看购买者是上层阶级的人还是下层阶极的人而定。只具有一定财力的人才有力量购买金器皿。购买银器皿的人属于社会的另一阶层。小麦和啤酒价格决定于全世界人民的购买力。由于这个原因，普通日工的工费对小麦价格有极大的影响。当麦价上涨时，工资也上涨，当麦价下跌时，工资也下跌。在小麦供应短缺的时候，正像在航海中一样，总会引起饥荒，这时麦价便扶摇直上。这时小麦变成较高级人民的购用品，较低级人民不得不以大头菜和马给薯为粮食。
我们可以看出那种政策倾向于使市场价格升涨到自然价格之上，那种政策就倾向于使国家富裕趋于低减。价贵和物缺实在是同样的东西。在货物充足的时候，便能把货物卖给较低阶层的人民，他们有力量付较低的价格；但当货物缺乏的时候，他们便买不起。因此，就货物是社会的便利品来说，如果只有少数的人能拥有货物，社会就过着比较不愉快的生活。
使货物市价永远停留于自然价格之上的事物，都会减少国家的财富。 这些事物如下：（1）对工业所课的一切的税，对皮革、鞋、盐、啤酒或酒（因为任何国家都有酒）所课的税。（2）专利制度也会破坏国家的富裕。（3）把独占权给与公司也有同样的结果。面包商和屠宰商往往任意提高他们货物的价格，因为除他们公司外，没有其他人可从在市场上出售肉和面包，因此，不论好肉坏肉，人们都得去买。
正像把市价抬高到自然价格之上的措施不利于国家的富裕，使市价跌到自然价格之下的措施也有相同的影响。使用法律或章程把价格抑低到自然价格之下的措施，只可用之于出口货，ZF对售四十先令以下一夸特的麦，每夸特给五先令津贴。由于发给津贴，这种货物就变为容易出售，而且产量也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津贴破坏了所谓生产的自然平衡。人们从事这种货物生产的倾向，现在不是和自然需求相称，而是和自然需求与附加的津贴相称了。它的影响，不但限于这种货物本身，而且把从事没有得到这么大鼓励的货物的生产的人吸引过去。这样，产业的平衡就被破坏了。
总的说来，最好的政策，还是听任事物自然发展，既不给予津贴，也不对货物课税。
第二，关于货币作为价值的尺度与交易的媒介
当人们经营许多种类货物时，就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作为价值的尺度。假定只有三种货物即牛、羊和麦，我们便不难记忆它们的相对价值。但如果共有一百种货物，在比较时，每种都有九十九个相对价值。由于这么多价值不容易记忆，人们自然会想到把其中之一作为共同衡量标准，通过它来对其他货物进行比较。
首先选作这种标准的自然是人们最熟悉的货物。因此，在荷马时代，被选的是黑牛和羊。与此相似，还有数量的自然标准如噚（即 6 尺）、腕尺（约 18—22 寸）、寸等。这些量衡标准是从人体的长而来的，各国从前都曾经使用过这些标准。由于需要这样的一般标准，使得同一的数量具有同一的价值，所以金属似乎最适合这个条件。在各种金属中，金银的价值最易确定。因此，人们把金银规定为比较各种货物的最准确标准，因而也把它看做是最适当的价值尺度。由于金银成为价值的尺度，它也就成了交易的工具。很久以前，人们就需要把货物拿到市场上去；但除非价值尺度同时也是交易媒介，否则就不能适当地进行货物交易；
人们把已经看作价值的尺度的东西，同时用作交易的手段。金银具有一切优点。金银保管时不会发生损耗。金银不会损坏，并且便于携带。但金银的效用，并不是完全由于作为交易媒介而来的。金银虽然从前未曾用作货币，但已经比其他金属贵重。金银更为美观，能擦得更光亮，更适合于制造器皿，只是锐利工具不好用金银来制造。由于这些原因，金银成为最适当的价值尺度与交易手段。但为使金银能够更完满地充作这些用途， 必须有方法确定它们的重量和成色。
应该注意，数量的标准总是愈变愈大，而价值的标准总是愈变愈小。英镑本来值六十三先令，现在已经减少到仅仅值原来的三分之一弱。另一方面，数量的标准却变大了。原因是，这适合于ZF利盆的要求。面包商和酒商的利益在于数量标准尽可能地缩小，因此ZF设置检查员监督他们，每当标准被缩小的时候，就把它放大一些。我们所有来自罗马尺、罗马时、罗马寸等的标准，现在都比原来大了许多。数量的标准就是这样愈变愈大的。
现在我们来说明价值的标准怎样变小。当ZF把铸币权收到手中时，它自然要负担铸币的费用。私人如果也铸币，必得把它的真值减小，否则无利可获。
在公债还本届期时或在发给军饷时，ZF需要二百万枚铸币，但只有一百万枚可得利用，于是ZF收回流通中的全部铸币，把它重新改铸，保持原来的外观，但搀杂以更多的贱金属，从而把原来的一百万枚改变为二百万枚。各国都曾行过这个办法，但英国由于一直享受自由，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常常改铸铸币。现在英国铸币的价值，已降到从前三分之一左右，而许多国家的铸币，只值从前的十五分之一了。
这种做法有很大的不便。减低铸币成色会使商业受到阻碍，至少会使商业遇到很大困难。人们必须重新计算要给付若干新币才合一定数量的旧币。人们将无意把货物运到市场，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卖得多少的钱。这样，商业便萎靡不振。此外，减低铸币的成色会使人民对ZF失去信心，他们将不敢再把钱借给ZF或和ZF打交道，因为害怕将来也许只能收回一半的钱。由于ZF自己行诈，自然也得允许人民同样行诈，以新币偿还旧债，而这就是没有还清足额。可是，由于以下原因，减低铸币成色是暂时有利的。货币有两种用途，一为还债，一为购物。在铸币成色低减时，十先令就可还清二十先令的旧债。一切日工的工资都是以新币支付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能超过大部分人民能够偿付的数目，所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若干时间内将便宜一些。可是，国王虽暂时得些好处，终久要吃大亏。把一枚铸币变为两枚固然是一种利益，但他的收入必定减少，因为一切赋税自然都是以新币缴纳的。为防止这项损失，法国以及所有其他国家，都通过公告使铸币所兑换的货币数增加一倍而不改铸铸币，在收回铸币后和重新发出铸币前，把铸币价值提高，而于缴纳下期税款之前，又把它的价值减低。减低铸币价值总比提高铸币价值有更大的不良影响。提高铸币价值使债权人吃亏，减低铸币价值使债务者吃亏，但照理说来；应该要照顾债务人的利益。如果我本来只负十镑，而被迫偿还十五镑，一般产业必定会大大受到阻碍。
劳动者201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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