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报道,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诺金撰文称,从近几年来的情况看,仅仅根据经济运行走势,在上半年观望、下半年发力,使经济总是在“前低后高”中循环是不行的。应当用当期举措引导长期预期,在当期政策的稳定性上下工夫,走出“经济走弱,来点刺激;经济走强,刺激退出”的循环。为此,主张用“降税、降息、降准”的办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首先,要降税。降税政策要优于财政政策的直接发力。通过总量性和结构性的降税,既可减轻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提高预期收益、激励投资积极性,又可通过结构性的降税甚至负税方式,加大对投资方向的引导,既尊重了市场主体的地位,自主决策,实现了ZF的调控意图,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薄弱环节得以加强,又可以避免ZF投资可能产生的诸多问题。财政政策还可以通过建立风险基金或财政贴息,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服务业、绿色环保等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贷款贴息和资金补贴制度,推动企业开展转型升级。
其次,要降息。融资难、融资贵是目前企业面临的两大困难。对一个应该倡导实体经济、倡导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把大量储蓄资源用于投资国外获取低收益,国内一方面资金成本大大高于对外投资,两者相差1倍以上,另一方面又大量以5倍于对外投资收益(4%:22%)的成本吸收外资,这是极不合理的融资格局。要改变这种格局一方面要充分搞活金融、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改变投资政策,使更多的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国内投资;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加强金融市场管理,严禁以钱生钱、迂回曲折层层加码的所谓金融创新。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真正体现稳定性,一方面货币信贷的增长不能时紧时松,波动过大;另一方面市场利率不能时高时低,过大起伏。央行应该侧重引导长期资金成本下降,鼓励长期投资。金融政策要搞活,已经投放流通中的资金要由市场去决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不宜过多的“行政性”干预阻滞资金的流动。要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统筹协调主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券商柜台、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要根据长期资金来源创新长期资金运用方式,为长期投资安排好合理成本的资金融资方式。
第三,要降准。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前些年受制于汇率和结售汇制度安排的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压力已经减轻。今年以来,新增外汇占款下降。5月份,人民银行外汇占款仅新增3.61亿元,环比骤降99%,增速创最近11个月来新低。前些年为了对冲这种压力,存款准备金率曾高达22%,至今也在20%左右的国际最高水平。这样高的准备金率实质上是银行为宏观经济失衡买单,也是近年来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等所谓的金融创新产生的原因。降准不但可以为经济释放流动性,增加资金供应,降低市场融资成本,也可以改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秩序,提高金融机构效益。目前中央银行已经进行了两次定向降准,对市场已经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还应加大力度,实行普降与定向相结合,直至把准备金率降至国际国内经济可承受的合理水平。
近年来,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前30年平均10%的年均增速,一路下行到目前保7.5%的底线。对此,理论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移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必然结果,是正常的、必要的,不必大惊小怪,无须也无力采取措施应对;另一种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危险的,应该引起警惕,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应该采取措施,充分挖掘增长潜力,稳定经济增长势头。笔者持后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处于准通缩之中,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是当前最大的风险。中国经济领域里的薄弱环节较多,风险隐患在增多,诸如房地产问题、地方ZF融资平台问题、影子银行问题、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等,都需要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前提,保增长、保投资相当重要。为此,在大力推进改革、增强长期发展后劲的同时,要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市场预期,稳定近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