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胡琨 (欧洲金融与货币政策，德国研究)在线访谈问答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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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胡琨老师
研究方向：
欧洲金融与货币政策，德国研究（侧重于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地区结构转型与发展政策

工作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工作经历：

• 2011年9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
• 2011年2月-2012年12月 中国欧洲学会秘书处
• 2007年-2008年 Deutsches Institut fuer Entwicklungspolitik, DIE (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
  

教育及访学经历：

• 2009-2010, 德国波恩大学地理学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为《中国老工业地区可持续发展之机遇-徐州实证研究》。
• 2007-2009，德国波恩大学地理学研究所，获地理学硕士学位(Diplom)，辅修农业社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毕业论文为《欧洲老工业区转型研究》。
• 2003-2007, 德国波恩大学地理学研究所，获地理学学士学位(Vordiplom)，辅修农业社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
• 2001-2003，德国齐根大学德语学习，获德国大学德语水平入学资格（DSH）。
• 1998-2001，武汉大学信息学部（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土地管理本科，肄业。
  

问答汇总：
Q1:坛友pipiyangmin：
德国资本市场与其他欧洲国家资本市场存在些什么不同
A1：
这位同学，很抱歉，我的学养有限，这个问题很早以前就被我关注，但是却一直没有时间做深入的研究，目前更关注成果中所论述的一些领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跟你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流。

Q2:坛友雨季的火花：
京津冀地区如何转型与发展?
A2：
这位同学，看到你的问题，我想套用哈耶克的一句名言，即“转型与发展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一个地区的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地区内各类行为主体（即拥有不同利益关切的不同利益集团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取决于此种互动是否能够促进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出现、壮大并可持续的发展。就此而言，地区的转型与发展并不会以各级ZF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各级ZF也不过是整个系统中各类行为主体中的普通一员，有其认知、行动手段和方式的局限，更有其自身（甚至与地区转型成功相冲突）的利益考量。如果各级ZF在结构政策的框架下过度干预地方经济，反而可能让本地区的资源无法更好得配置在更有竞争潜力的部门，导致生产要素更严重的错配，从而加剧转型的难度。我个人认为，一些ZF对规划的偏执和对规划效果的盲目自信，此种”知识的狂妄“，是很多产业或者地区结构政策很难实现预期目的的重要原因！

Q3:坛友区域经济爱好者：
胡老师：您好！
我到美国访问时发现好多高校都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可以说对中国了如指掌。
请教您一下：我们国内学者中对 美国、欧洲等进行研究的是否很多？ 研究深入的是否很多？
非常感谢您！
A3:
因为我刚回国办理入职手续的过程中，在中国欧洲学会秘书处做过一段时间秘书，对国内欧洲研究学界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说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吧。
国内研究欧洲的机构，稍具规模的有三十余家，有些是实体，比如我们社科院研究所、现代国关院欧洲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有些则是由来自不同单位人员组成的虚体，例如北大欧洲研究中心，人大欧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等，目前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欧洲研究的国内学者，在五百人以上。
客观的说，我们的欧洲研究还是很不够，主要原因，我个人觉得
1.很大一部分从事欧洲研究的学者，是外语专业出身，缺乏某一专业领域的系统训练；
2.目前更多处于一个掌握欧洲事实情况的阶段，大多数研究立足于转述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缺乏原创性研究；
3.部分学者有职称、工作需要以及个人影响力的考虑，很难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精深的研究，更多时候随热点而动，学术上无法进行常年的积累；
当然，对于年轻学生和青年学者来说，这个领域很多学者之前所做的积累工作，还是很宝贵的！这个领域同样也有很多的学者。

Q4:坛友songlinjllive：
怎么看中国的对外政策研究都像在开玩笑:经费人员不足，学风不正，评价无标准，腐败盛行。谁会相信他们的研究结果？
A4:
可能我个人不是做国际关系或者说对外政策研究的，所以对这位同学提到的问题没有太切身的体会。
说说我个人的体会吧，其实，很多年前以来，我就听到过很多对国内学术风气的抱怨，很多人将自己的不顺利或者投机取巧，都归因为大环境的不健康。
我只想说的是，这位同学说到的问题，对于一个真正有志于学术的学者来说，都不是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最关键的工具，是各类文献和自己的脑子，这些并不需要过多的经费来支持；而只要自己热爱学术，就如韦伯所说“以学术为天职”，看轻职称职务和所谓影响力之类的，学风不正又有什么重要的呢？至于评价无标准，我觉得则不然，无论多高端的学术期刊，都是需要一定的高质量论文的，自己的学术工作做的扎实，研究成果自然就会找到发布的好平台，有好的平台发布，还需要什么来评价呢？至于腐败盛行，涵义太广泛，我就不好作评了。
就我个人来讲，最关键的诉求就是尽力钻研透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让自己从内心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才有理由让别人信服。回国三年多来，我没有透彻研究的领域，基本上不会发表意见；而我所发表的研究成果，自信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我相信我们这个领域很多学者也是如此，学术风气的好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作，怨天尤人，甚至因此推卸个人责任，是不可取的。
顺带说一下，我过去的一年半，在《欧洲研究》发表了四篇论文，篇的英文版被刊登于欧洲人自己办的JEI，可以说，至少这篇论文的水平已经不输于欧洲同行；而第二第三篇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第四篇刚刚出来，前几天被《上海经济评论》全文转载，我相信人大复印资料也会转载。人生很短暂，不要被虚名所累，尤其是学者，有历史穿透力的文章才应是关怀！

Q5:坛友狂热的爱好者：
首先，非常感谢老师的在线答疑！
我的问题是：欧债危机对德国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呢？经过一系列的欧盟国家协商与调整，在这次冲击下，现在德国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哪些方面最需要改进与完善。谢谢~
A5:
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问！
    欧元区这一货币联盟作为一个“非最优货币区”，其内部宏观经济条件（如银行监管体系）和经济结构各不相同，在面对各类经济冲击（economic shock）时，极易遭受各种不对称冲击（asymmetric shock）。在共同货币下，欧元区国家丧失了通过汇率政策这一重要手段来调整失衡，但一方面，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充分、欧盟层面缺乏统一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工资政策缺乏弹性等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尽管《马约》第104c条第2款与《过度赤字程序议定书》第1条规定，欧盟成员国应把财政赤字与ZF负债分别控制在3%与60%以内，对此却并没有刚性的约束；因此，竞争力不强的成员国通过各自为阵的财政扩张政策（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又得益于以德国等国信用为基础的低融资利率，故希腊等国可在金融市场轻易获得低成本并超出其财政承受力的资金，金融市场风险不断累积）来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必然选项，导致其公共债务随之大幅上升，承受金融市场冲击的能力愈加脆弱，从而在2007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而在“不救助”(no Bail-Out)原则下，各国须对本国负债负责，导致高负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信用度走低，融资成本上升，又反过来加剧债务危机，从而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重债国难以为继，引发欧元区金融市场动荡，并波及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进而危机整个欧元区的存亡。这就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
    因此，欧元区通过建立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制度（OMTs加ESM）暂时平息金融市场动荡之后，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建设期。而此种建设的方向，则从上面的论述已可见端倪，即：
1.督促竞争力不强的国家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增强竞争力，尽可能减小欧元区宏观经济失衡的压力，可以预见，而这一改革的方向将参考德国从1982年以来所进行的回归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方向路径：“减税、削减福利、私有化、削减补贴、劳动力市场松绑、减少市场管制”，即尽力减少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确保市场的完全竞争，以提升竞争力。
2. 建立银行联盟（banking union，包括单一监管、清算和存款保险机制），对金融市场的最重要主体（银行业）进行统一审慎监管，确保整个欧元区金融市场安全与稳定，以有效应对外部金融冲击；
3. 在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制度改革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引进更具刚性的财政约束与转移支付机制，甚至财政联盟（fiscal union），以平抑各种原因产生的不对称冲击，从而完善“最优货币区”，稳定货币联盟。
    最近一年多以来欧洲/欧元区的相关举措基本上在这个框架内进行。
    这就是欧债危机和相关国家须进行协调和调整的背景。具体到德国，1970年代，凯恩斯式总体调控下过度的国家干预严重损害了德国的竞争秩序，德国经济陷入增长困境；为应对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挑战，1980年代以降，德国致力于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回归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经济竞争力因此逐渐恢复，从而才会在欧债危机冲击下表现不俗，这大大增强了德国的制度自信。
    因为德国等经济体的强大竞争力和共同货币区的建立，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已形成以德国为代表出口推动型国家和以南欧国家为代表的债务驱动型国家的共存和互补的模式，一旦债务驱动型国家的债务难以为继，危机自然就会爆发。这些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提高欧元区的工资比例，借此减少南欧国家支出中的债务比例，从而消解债务危机。我个人则认为，南欧国家的竞争力不足，恰恰就是因为国家对经济过程干预过多，如果再施行更积极的工资政策，对于解决问题来说无异于南辕北辙。因为债务危机的根源是欧元区的非最优货币区性质，所以思路应该放于完善最优货币区，目前欧盟的政策措施也印证了我的这一思路。而德国无疑需要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并承担更大责任！
    希望我的回答令你满意！

Q6:坛友fantuanxiaot：
用欧洲市场建立DSGE和CGE吧
A6:
首先要说明一点，我虽然在德国本科和硕士阶段的一个辅修专业是国民经济统计学，但天资愚钝，学到最后也没有什么体会，现在在统计方法领域基本上属于无知，很抱歉，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给予这位同学过多回复。
因此，我下面的话可能多少有些酸葡萄心理，因为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西方很多社会科学学科对实证主义和计量方法至上的质疑与摒弃，我个人对后现代和复杂性有更多同情的理解，所以我的学术思维中更多的是新自由主义、法国调节学派、鲁曼系统理论和行动理论（虽然国内通常讲行为理论，但是我的训练中行动和行为是完全不同且须谨慎使用的概念，我始终拒绝以行为理论称之），我很偏执地认为，基于均衡的设想，通过计量方法来化约复杂的研究对象，更多时候是一种数字游戏，或者是如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回避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就很难对研究对象无法有真正深刻的认识。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计量统计学外行的观点，有人拍砖我也不会意外了。
补充一句：有不少学者用DSGE模型来考察欧元区所遭遇的不对称冲击（欧洲学者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才使得欧元区遭遇不对称冲击的结论得以成立，《欧洲研究》最近要出的一期里面好像有一篇类似的文章），显示出不错的结果；作为学术研究工作的一种工具方法，计量方法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个人反对的只是唯计量方法至上的观念。

Q7:soar1120：
您好，请问JEI的全称是什么？
A7:
这位同学你好，JEI全称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根据SJR数据，该期刊在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类中2011年世界排名16，其杂志的主题是欧洲一体化研究，类似于咱们国内的《欧洲研究》，主贴上有一些介绍。

Q8:坛友野草1992：
胡老师，您好，您是研究德国经济的专家。众所周知，德国的鲁尔区是一个资源枯竭成功转型的范例，在阅读相关的资料学习中，有提到一个关于发展工业旅游的产业发展方式。再好我所在的城市也是一个资源枯竭型转型的城市（煤炭），但是鲜有关于工业旅游的相关规划，针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与工业相关的旅游业相关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A8:
这位同学，说一说我个人的看法吧。
    资源枯竭型城市之所以面临挑战，并不仅仅是因为资源的枯竭，与此相关的产业和就业难以为继；更是因为城市的发展被锁定在旧有的发展模式之中（包括智识、政治和功能等领域的锁定），这种路径依赖让新的产业无从产生，而逐渐陷入衰败。因此，转型的突破点在于如何破除这些锁定，从而在当地培养出可持续发展的新产业（不仅仅包括全新的产业门类，也包括基于之前产业优势基础之上的旧产业之升级和新应用）。
    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个思路展开，这位同学提到的工业旅游，鲁尔区曾经在1989-1999年实施过一个重要的项目-IBA，投资25亿欧元（其中公共资金15亿，撬动私人投资10亿，另有数据为50亿），对Emscher河流域约800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了文化、生态、社会和美学改造。这一项目1.利用了鲁尔区特有的工业文化景观，变废为宝；2.改善了鲁尔区因长年工业发展导致的环境破坏，改善了当地的image；3.为新的产业出现提供了现代化和便利的基础设施；4.最重要的是，各类项目工作的施行在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产业关系和新的智识（旅游业只是其中一个领域），为破除各类锁定，发展新产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此种规划发展得不仅仅是旅游业，更是为整个地区打破路径依赖，从而从内部产生新的增长动力打下了基础；再辅以对研发和创新的扶持和推动，从而在项目结束后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让规划项目带动地区的内生增长，实现地区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项目结束后，就一切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德国鲁尔区的转型最值得我们借鉴的！

Q9:坛友bigstone99：
胡老师您好！在这轮金融危机当中，德国的一贯以来的表现非常抢眼，你认为其市场经济制度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尤其是结合当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谢谢！
A9:
社会市场经济的的核心理念是：“只有一种市场竞争秩序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福祉和导向社会公正”，即国家应优先建立和维护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辅之以必要的过程政策和社会政策，但任何过程政策与社会政策都应遵循绩效原则与辅助性原则，使之朝着适应、而不是破坏竞争秩序的方向推进。因此，社会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和中央统制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不是提供完全保障的福利国家，而是一种注重社会的特殊类型市场经济，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行，但辅以社会补充和保障…通过实施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来有意识地将社会目标纳入”的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借助竞争秩序实现的经济增长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增长政策优先于分配政策。   
    在秉承这一理念的艾哈德领导下，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1970年代前后，总体调控下的国家干预愈演愈烈，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被视为过时，竞争秩序受到严重损害，德国经济陷入滞涨。这一形势下，赫尔穆特﹒科尔领导联盟党于1982年重新执政，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为增强德国的竞争力，科尔宣布回归社会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科尔ZF在“从更多国家到更多市场”的口号下重建竞争秩序，一方面赋予价格稳定以优先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削减财政赤字、减税和税制改革、缩减社会福利支出、推行私有化、减少市场管制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等措施促进市场竞争。这一改革进程历经波折，在2003年达到高潮，   社民党总理格哈尔德﹒施罗德与本党传统经济政策理念切割，提倡走介于新自由主义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新中间”路线，其“支持市场经济，但非市场社会”的信条就是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的清晰表述，故其上台后总体上延续了科尔ZF的改革思路。因此，他在极大阻力之下于2003年以“我们将削减国家职能”为号召推出德国战后力度的，包括减税、削减补贴、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现代化等措施的改革方案 – 2010议程，在回归社会市场经济之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施罗德ZF的改革，标志着德国两大主要政党的经济政策纲领大体上已无二致，故其改革措施多被随后执政的联盟党安格拉﹒默克尔ZF所继承和发扬。2003年以来，德国物价稳定，市场财政赤字与社会福利支出不断缩减，面对2007年以来的各类危机冲击，德国经济能迅速走出困境，科尔以来历任ZF坚持回归以 “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功不可没。
    实践证明，一方面，在借助竞争秩序实现经济增长之外，须通过必要的过程政策和社会政策确保竞争秩序所处整体经济环境的稳定，以从根本上保障竞争秩序；但另一方面，过度的国家干预与社会保障违背绩效原则与辅助性原则，会损害竞争秩序和经济活力。而对于我国来讲，如何克服各类因素所导致的竞争限制（特别是国家对经济过程过度的干预）和通货膨胀无疑是目前值得思考的问题。

Q10:坛友怕淹死的鱼儿：
您好，胡老师，有个问题请教，总所周知，德国以制造业见长，一直以来保持着强大的经济动力，尤其在这次的欧债危机中，成为欧洲经济和解决危机的发动机，我想知道，在全世界都大肆发展金融的时候，德国为什么能保持强劲的实体经济发展？其金融业发展如何？是怎么支持实体经济的？
A10:
谢谢你的问题，国内似乎有种偏见，认为德国实体经济发达，而金融业没有得到相对发展。而事实上基于德国金融监管模式，德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相当发达，德意志银行、安联保险与德累斯顿银行都具有极庞大的投行部门，并且在海外有巨大投资，金融危机对于德国金融机构的冲击也不可小视。德国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德国良好的信用，使得在德国融资成本较低、加上改革所导致的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产品链向海外延伸、以及德国产品的质量，让德国制造业产品在中高端市场具有强大竞争力，产品的利润亦相当可观，所以一些国家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在德国并不是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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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 在线访谈 德国 中国社会 货币政策 研究所 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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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棒的问答，我再看几遍。

“资源枯竭型城市之所以面临挑战，并不仅仅是因为资源的枯竭，与此相关的产业和就业难以为继；更是因为城市的发展被锁定在旧有的发展模式之中（包括智识、政治和功能等领域的锁定），这种路径依赖让新的产业无从产生，而逐渐陷入衰败。因此，转型的突破点在于如何破除这些锁定，从而在当地培养出可持续发展的新产业（不仅仅包括全新的产业门类，也包括基于之前产业优势基础之上的旧产业之升级和新应用）。”

受教，A10末尾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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