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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分析社会资本动作的过程中从现象出发，由表及里，由简单到复杂，由个体到抽象，其主要的方法是将经济活动中各类繁杂的活动进行分析，由物与我的关系，引申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从主几类关系中寻求发生关系的原因，于是最终发现之所发商品可以交换，交换有一定比例，货币最终充当一般等价物，其原因是商品的二重性（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商品对人有使用价值，这是物与人的关系；商品与不同的商品进行一定比例的交换，这是物与物的关系；而其交换的比例，又是因为不同的商品具有的不同的一种可以对比的无形的东西，那就是其价值，商品的二因素（价值与交换价值），而其中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异劳动。
由于劳动的种类不同，形式多样，于是劳动产生的价值大小的衡量是无法精确表示的。马克思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用“一种商品的价值由另一种商品体现”来说明价值。同时提出“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先将生产商品中付出的劳动通通转化为无差异的简单劳动，后用这咱简单劳动生产本商品的时间来衡量劳动量；进而表示出商品中包含的价值的大小，他从人类劳动的角度分析了商品、交换和货币，并且以此为基础，进而展开对社会大生产中各种现象的分析。
总之，在对商品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运用抽象的方法将商品视为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物品，并且更加注重人类劳动在价值和用不用价值形成的作用。因而我们似乎可以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的人根据其劳动创造价值的大小分成不同的群体，由于分工的存在，这些群体间不断地有价值（商品）流淌，以满足生产生活的继续，或许这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最直接、最简洁的描绘。
思考：简单劳动可抽象为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产生价值，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两种形式同属于同一生产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换比例问题时，认为其价值尺度是抽象劳动，比例由抽象劳动的量决定。虽然抽象劳动的大小难以精确衡量，但实际生活中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是一定的（短期），也就是说价值的刻度是实际存在的。那么，这个价值的衡量是市场机制的客观性及人类对商品感受的主观性决定的吗？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分析市场价格与供求时，通过效用函数与预算函数推导一种商品的需求曲线（P-Q curve），同样，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因素。
是否在价格、需求量、供给量的决定上两种经济分析方式有互补的地方？
“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 个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资》一篇三章2节流通手段。
二、流通中的秘密货币的产生及其自身挺有的价值的特征提示了商品、劳动、交换、价值的本身所属的自然关系。但该关系终究是人类生存引起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货币也是商品，只是它是愿意接受的商品而非选择性接受的商品，它具有这样的性质一是由于其主观上是价值的凝结，这是先决条件，二是在客观之上，人类各自独立生产某种物品后，其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交换来其它物品就是必须的，而货币这种主观的功能又决定了其客观上的作用，使人人都用货币来“买”自身所需的物品。当然，这是发生在商品时代早期的现象。
当人类的社会法治、精神道德进步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特别是信用的建立，国家机器的产生，现代社会“文明（civilization）”的建立等一系列软的文化上的认同产生时，货币的职责就像一个“证明”。
这个“证明”是证明你拥有多少已经实现的“价值”，并且你可以用你的“价值”来交换你需要的商品。这也是货币形式进步的一个结果。正如当今社会，人们很多情况下已经将货币化为一种信用的符号。这不仅仅是“信用货币”的产生，而更真实的应该是“信用货币”的消亡与“符号货币”的产生。
其中，或许已经有些东西偏离了价值规律。
因为“符号货币”的产生是依附在国制度、法律及“立法者”、“权威者”等诸多势力集团中的，依靠强制暴力实行，人的劳动的价值的量的决定已经不是“完全竞争市场”或是“供需均衡”那样简单，但也并不像“万恶的资本家”那样的直白，而是反映在“集体、个人、现在、未来”中的看似合理的矛盾中，或许是一个“我活着到底需不需要这样一些不定的考察的过程中，忘却了自身生产的价值，无私而无奈地或是自私而贪婪地奉献或是汲取”。
三、关于资本产生的认识《资》中对于资本总工式“g-w-g’”中的矛盾即“g-g’”等价交换的矛盾进行了分析，认为单纯分析g-g’的过程，在流通中资本实现了增值，而g-w，w-g’都要以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于是增加的价值既不产生于流通而又产生于流通，看似矛盾。经分析后发现在w中，由于加入了人类的劳动，所以之后的交换价值增加了，因而可以说劳动力也是商品或劳动创造了价值。
由于《资》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主要从商品、劳动力、交换入手，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并不着重分析现代商业中的流通环结以及不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的金融、服务业，因而对于高利润风险的金融业的解释略显不足。
合理的金融业是由于实体经济的需要而形成的，以实体产业为基础的，以完善的规则为保证的。而金融业又是资金融通为主要业务的产业，其中的劳动的投入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其生产资料是“货币”，而货币作为资本进入到各实体产业及货款活动中，进入到实体产业的资金目的同样是增值，对于单个资本家，其获得的是其雇佣劳动都创造的剩余价值，而金融投资者所获得的是其投资方向中所有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中的抽取，是更大范围的剩余价值的获得。存在的疑问是金融投资者并没有参与生产资料的劳动，其剩余价值只是以下几层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总和。由此看来其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更高级的“资本家”。而现实中又不得不承认金融投资集团的作用之大，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机器、大规模交通、通信行业等）的作用，从这一点上看其对市场方向的判断、对大量信息的处理也是劳动，是他们给了劳动者创造价值的机会，这社会的生产、进步白蛇传了方向，其劳动的价值不可否定（其价值量的大小有待讨论）。
对于资本家的作用的划定正是政治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的不同之处。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指出资本家的作用的积极的一面，而西方经济学中则将资本家才能作为了一种生产资料（起源于马而萨斯？？）。因而也致使双方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立场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客观上《资》更像是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更具有工具性，这也正是18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细化和分化的结果（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的细化使得经济学分成了分别以经济哲学为主体（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计量实证为主体（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的两个大类）。
四、增值中的社会关系如何认识生产力的源泉（劳动力、科学力、自然力）
在马克思看来矛盾的存在是事物发展的根源，所以考虑生产力的源泉的必须寻找与之相对应的对立统一体，既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推动着双方不断的向前发展，而生产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劳动都的相互关系和分配方式，由此可见，生产关系中的核心内容是围绕劳动者展开的，所以本人认为，生产力的源泉是劳动力。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生产关系的不同，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产生。并且，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为其劳动以获得剩余价值，而工人又因为没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为资本家劳动。这就形成了资本家与工人的雇佣关系。
在不考虑文化道德因素的前提下，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得剩余价值并尽可能多地获取。因而会想方设法地增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但受到人自身及自然条件的限制，劳动时间在一日之内不可能无限增加，于是要增加剩余价值量，会产生以下结果：
第一种情况下，由于必要劳动时间不就而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可能会影响到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因而可能对劳动力造成损伤，进而不利于生产。但是此方法是最简单的。
第二种情况下，要有生产维持劳动力再生的生活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为前提，这样才能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降低其必要劳动时间，但在多个生产者、生产集团参与的生产活动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条件——技术、工具在一个部门或集团中的提高是暂时的，最终会导致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因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是必然的。
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一切需要，但能满足一些人的大部分需求时），剩余价值的生产会起来越发达，进而导致工人的收入相对于资本家起来越少，甚至发生“马太效应”。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也会面临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或停滞。
这是道德、法律建设（上层建筑）不完善或不能及时跟进的结果，也是资本家的自然性大于了人性的结果。但经济的危机往往会使人们从新认识自身过去的行为，并在思想上做出修正。
直接的修正是随着物质基础的是日益完善而导致的文化、思想文明的进步，资本主体生产关系中思想的进步体现在长久的劳资双方的斗争中，现代的工会是其最突出的现显，双方相互的制衡和妥协使生产力在一个自然而又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发展，使生产更趋于合理和人性。在创造剩余价值的时候也保证劳动者适当的权利，因而资本家的优势地位是难以改变的，而劳动者的要得也始终并且必须有法律的保护，否则劳动者会成为“文明社会”中的“奴隶”，这种奴隶不是强制的人身及其劳动力的控制，而是包含在（隐藏在）生产关系中的奴役与被奴役。经济问题最终导致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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