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福州的三坊七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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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的三坊七巷与现代经济学[①] 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②]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世纪回眸暨纪念严复翻译引进《国富论》一百零五周年 摘要：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由三坊七巷文化孕育出的一批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严复、陈衍、陈岱孙和陈彪如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006年是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百零五周年，回顾一百年前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三坊七巷走出的这群人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贡献，重新审视一百年后中华民族正和平崛起的今天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三坊七巷；现代经济学；严复；陈衍；陈岱孙；陈彪如 一、 引言 三坊七巷，这片福州古代富绅宅第街区，不仅以其浓厚的闽越古城民居特色的建筑闻名于世；而且这里人杰地灵，尤其是近代，由三坊七巷文化孕育出的一大批历史风云人物，大大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由盛变衰，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从三坊七巷走出的一批人——其中有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沈葆桢、维新派的骨干成员林旭、被康有为称为“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严复以及同盟会的重要成员林觉民等，他们矢志于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并以他们的实践，加速了这一进程。在这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华大地上不少有识之士目睹中原大地哀鸿遍野、民生凋敝的现状，痛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即可以“王天下”的朴素经济理论根本不足应变图强，因而积极学习近代西方国家经济思想，探索富国强民之道。三坊七巷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翻译著书、办报宣传、兴办教育并身体历行地实践，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严复、陈衍、陈岱孙和陈彪如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今年是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百零五周年，回顾一百年前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三坊七巷走出的这群人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贡献，重新审视一百年后中华民族正和平崛起的今天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 三坊七巷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贡献 应该说，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经济社会和经济学的零星认识起源于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1785-1850）。林则徐与三坊七巷关系密切，其故居距此不远。这里是他少年时经常游玩的地方，文儒坊内现存有林则徐的母亲家故居。青年林则徐曾受教于三坊七巷有名的经学家陈寿祺，在治学、做人、办事等方面受到陈的不少启迪。三坊七巷文化已深深浸入这位民族英雄的体内。在广东禁烟时期，林则徐在与侵略者的斗争实践中，意识到国人对王朝之外的世界的无知、中西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作为有识之士，他急于改变国人“震于英吉利之名”而“不谙诸夷情”的现状，开始组织他的翻译班子，有目的地收集外刊、书籍进行翻译。[③]在译书过程中他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先声。（一）中国理解《国富论》第一人严复（1853-1921）在林则徐之后，中国社会陆陆续续就有人开始翻译介绍西学，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加快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中寻找富国强民之路。然而，现代经济学被正式引入中国却是始于福州人严复比较系统地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当时所译书名为《原富》，在西方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正式建立）。三坊七巷中的郎官巷现存有严复晚年的故居。严复是福建船政学堂的第一届学生。在这所洋务派开办的新式学堂里，少年严复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化。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后官费去英国留学。学习之余，他十分留心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思考着英国的富强与他们政治民主法律的关系。奇怪的是这位满脑子装满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人回国后竟然醉心于科举，而且屡败屡战，一连参加了四次。但是发生在1894年7月的一件大事却使他从科举梦中震醒。中日甲午海战，日本借此一战，迅速崛起，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而清王朝一败涂地，国几不国。[④]残酷的现实给中国士大夫们心理上的打击抑或有甚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我们究竟败在何处？这位思想的猛士苦苦思索着。于是严复把目光投向了国家的制度，是落后的国家制度导致了国家的衰亡和战争的根本失利！他几十年深思熟虑的心底溶岩被甲午海战所激发，往后他所发表的文章和翻译的书籍，仿佛可以看到当今制度经济学的影子。 1895年2月至5月，严复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法制礼教是中国富强的根本障碍；1897年，他又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个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口号，并一连27篇文章刊出，发表“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国”的变法自强的主张；1897年12月开始翻译英国博物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观点引起了全国思想界的震动，终于确立了他一代思想家的地位。严复始终关注国家繁荣富强的问题，他的史观又使他坚信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比其他资产阶级学说更适合中国的情况。《天演论》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翻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其中该书所倡导的市场经济中的优胜劣汰的原理与《天演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是何等的一脉相承！在翻译的过程中，每译到可联系中国实际或有感触之处，他就以按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书中总共有289个按语，计6.6万多字，集中体现了严复的经济思想，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和改革的要求。在按语中他深刻认同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两人在反对政府干预、反对垄断、自由贸易等方面达成共识；联系中国实际，他提出要正确把握农业和工商业、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还批判了洋务派在中国实行的官僚垄断政策和中国传统的“义利观”，等等。严译本的问世距今已有100多年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他在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所写的按语，对研究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今天如何发展将大有借鉴作用。《原富》的翻译出版开拓了国人的的眼界，打破了中国人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局面，对当时的中国文人学者起了启蒙作用。在翻译《原富》之后，严复又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来分析20世纪初的经济问题。严复于1901年短期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部的华总办之一。其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指出“必求富强，要著发端，在开铁路”[⑤]的观点，提倡“借助于外力”引进外资办路矿。他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针对晚清自铸铜元、百物腾贵的社会弊病，他提出停铸铜元和制定“法定之限”的务实的解决办法。[⑥]他提出的这些开路矿的主张和货币改革措施无不反映了他熟练运用斯密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后来担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并在北大设立最早的经济系——商学科。2001年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的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一百周年活动，正是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二）经济改革实践家陈衍（1856-1937）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失利不仅震醒了严复的科举梦，它同样也震醒了另一位严复的同乡陈衍。陈衍家住在三坊七巷文儒坊大光里。1895年春他进京会试，当看到国难当头、民族危机四伏，这个书生顾不得功名了，立即从书斋中走出，由他起草，与林纾等人一起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领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当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他的变法主张时，他的另一位同乡陈季同也在上海创办了《求是报》宣传西学，与严复南北呼应。陈衍被力推为《求是报》的主笔，陆续写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现状的论说，广受欢迎。后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主办《商务报》，并参与新政。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陈衍为改变“官中人员与有商务之责者，不留心商务”的现状，他与下属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共同翻译了《银行论》、《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地理》、《商业开化史》、《商业博物志》、《日本商律》、《破产律》等多部经济著作，还在《商务报》上连载了《欧美商业实势》，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作了大量翔实的报道。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商业不旺，国力不富，何日能与欧美诸国连辘并驰。”从严复翻译《原富》到1911年间的十年，中国大陆仅出版了十六本经济学著作，[⑦]其中由陈衍主译的占了半数以上。陈衍不仅是位优秀的翻译家、金融学家，而且还是伟大的经济实践家。晚清实行的是银币铜币双本位制，实银的重量标准和计算单位严重不统一，这种货币本位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外国货币大量涌入，加剧了我国货币领域的混乱局面。从19世纪70年代起各国逐步废除了银本位制，银价开始下跌，铜价开始上扬，给清朝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陈衍忧国忧民，面对中国货币长期不统一和铜贵银贱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危害，他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良策。陈衍把所学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与个人的经济思想灵活地结合起来，撰写了《货币论》一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货币筹集资金搞活经济的专著，也是第一次以货币为主题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讨论的经济著作。他切中实践，提出了近代货币改革的新办法：缩小一文钱的使用范围，将制钱尤其是一文铜钱回收并改铸为十紫铜元，十文以上的商品用十紫铜元和小银元购买，这样有利于减少制钱的使用量，缓解钱荒，搞活经济；统一货币发行权，建立金本位制——以金元为主，辅之以银元、铜元，再发行等值的纸币作为辅助；改进印制钱钞的技术，采用难以伪造的外国暗字银纸，遏制假官票的泛滥。[⑧] 这些货币改革理论都是陈衍长期考察中国货币实况，兼采西法之长形成，因而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张之洞采纳其建议，创铸十紫铜元，一时济市场之急，行南北各省，前后数年共赢利一千四百余万银圆。这些款对清末湖北新政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对其他省区的新政起着示范作用，加速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陈衍推行的货币改革堪称中国人第一次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现状，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成功实践。陈衍不愧为一代伟大的经济实践家！（三）中国教育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陈岱孙（1900－1997）在近代，三坊七坊就聚居了福州乃至福建大部分的硕学通儒。文儒坊47号的陈家便是三坊七巷浓浓书香的代言人。这一家曾经一门六子科甲，其长子就是一代帝师陈宝琛。陈岱孙就出生在这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其祖父陈宝璐，陈宝琛之胞弟，系光绪年间进士，曾供职于翰林院，散馆后回福州任鳌峰书院山长。陈岱孙幼年就就读于该书院，自幼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十五岁那年，少年陈岱孙考上了福州鹤龄英华中学学习数理化；1918年夏，青年陈岱孙考上了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留美预备班），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先后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早年留美经历，使他融中西文化于一身，为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7年，陈岱孙回国并在清华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经济学教学研究生涯。[⑨] 在他平凡而杰出的教育生涯中，先后担任清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校的教授，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七十年来，他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许多是后来的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始终站在教学的第一线，年逾八旬还坚持上讲台，年过九旬还亲自带研究生，敬业精神令人称颂不已；他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丰厚的学术功底、高超的教学艺术、严谨的学风、平易近人的态度都令一代又一代学子称道并引为楷模。他不仅在教育界堪称楷模，而且在其学术生涯中，不断探索，开创了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先河。50年代，他自编《经济学说史讲义》，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西方经济理论，第一次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60年代初参加《经济学说史》教科书的编写；70年代末编写《经济学说史专题提纲》，后又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说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亲任中华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为我国经济学说史的教学和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学术思想之活跃、著作成果之丰富都是空前的。他在1981年出版的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现代经济学必读的书。1979年至1981年他对魁奈著名的《经济表》的研究开辟了蹊径，其成果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独一无二。十多年来他发表的专著、论文、回忆录、随笔和各种序言，总计不下百万字，都包含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在国人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历程中，陈岱孙多次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改革开放的初期，经过20多年的隔绝，外国经济学对国人十分陌生，出现有些人不加审别地进行盲目推崇。对于现代经济学有深透研究的陈岱孙及时撰写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章，提出要以我为主，以符合国情为主，做到“洋为中用”，切忌“食洋不化”。文章一经刊发，给当时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的热潮注入清凉剂。陈岱孙，以其智慧与人格光芒，划过整整一个世纪，成为受人景仰的教育界和经济学界一代宗师！（四）新中国国际经济学的奠基人陈彪如（1910-2003）文革后，中国经济学教育百废待兴。当已是古稀之年的陈岱孙，在北京主持“国外经济学讲座”，再次扛起传播现代经济学的大旗时，他的一位同乡在上海正为创建新中国的国际经济学学科体系而竭心尽力。他就是陈彪如。这两位经济学老人，一南一北，两相呼应，不约而同地走着与他们前辈乡贤严复、陈衍相同的道路。陈彪如系福州闽侯人，幼年家贫，其父辗转全国各地谋生。想必也受到了三坊七巷浓浓书香文化的影响，父亲特别关心孩子的教育，常常以“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激励子女们奋发学习。陈彪如的求学经历与陈岱孙颇为相似：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后进中学学习数理化；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44年又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专攻经济学。回国后面对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通涨严重的经济现状，陈彪如立志要找到一种先进的经济理论，作为改变中国经济现状的依据。带着这种富国强民的愿望，他从此走上了经济学研究的道路。生前，他担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多个大学的教授，从1952年起，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从事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学的研究。 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彪如致力于传播现代经济学理论，写过专著，并翻译出版了许多当代西方主要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作——成为解放后在中国大陆翻译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第一人。译作有美国菲歇尔著的《利息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英国米克著的《劳动价值学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一版）、美国狭德著《凯恩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美国勒钠著《统制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英国顾特尔的《福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美国阿克利著《宏观经济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英国罗宾逊著《现代经济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美国贝尔与克里斯托尔合著的《经济理论的危机》（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以及格鲁伯与沃克尔合著《服务业的增长》九部著作。个人著有《什么是凯恩斯主义》、《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汇率》等著作，对当时国内经济学界了解现代经济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文革后的80年代，陈彪如再次焕发了学术青春，致力于中国国际金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1988年所著的《国际金融概论》一书一出版，即被国家教材委指定为国际金融专业的专用教材，并获全国首次高校金融类教材一等奖。该著作的面世，填补了该学科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初步建立了新中国国际金融学的学科体系。[⑩] 陈彪如坚持理论研究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晚年他主持多项国家课题研究，为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懈努力。200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发起的“陈彪如国际金融学术基金”论坛，是国内第一个以个人姓名命名的金融学术研讨会。这正是向这一代国际金融学大师为新中国经济学所作的贡献致敬！ 由三坊七巷文化孕育出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实践家还有陈璧（1852-1928，晚清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刘攻芸（1900-1973，原民国财政部部长）、王赣愚（1906-1997，曾在南开任教，原财经学院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施耐（1906-1991，原上海财经学院院长、中国财经学会副会长）等，他们都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此笔者就不赘述了。三、近现代三坊七巷经济学人才辈出的原因 闽地多才子，三坊七巷才子扎堆。在近代，从这里走出的人才遍布中华大地各领域——文学、艺术、政治、商业、军事、外交，科技，等等。他们将历史的瞬间照亮。从这里走出的经济学家也开近代中国经济学传播与研究的先河，从而加速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进程。福州的三坊七巷、一个中华文明不应该忽视的地方，探索近现代中国三坊七巷经济学人才辈出的原因，对于中国新世纪经济学的研究、人才的培养具有深远的意义。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良好的书香文化的传承是三坊七巷人才辈出的前提条件三坊七巷人向来注重读书和子女教育，良好的书香文化在这里广为传承。大户人家几乎家家办有私塾，还召集亲朋好友的子女来就读。两江总督沈葆桢幼年就曾就读于林则徐的家中。沈葆桢也极重视家庭教育，甚至自己掏钱办私塾，他生前几乎每封家书都叮嘱子女读书，并且告诉子女，读书主要是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在这种浓浓的书香氛围中，这里的学子在科举中一直很风光。道光年间，这里的曾家和郭家都一门五子科甲，而文儒坊的陈家更是一门六子皆中举——其中四个进士，三个翰林，这在当时的福建绝无仅有。从三坊七巷走出的近代百名历史风云人物，几乎都是读书人出身，而且很多人倾心办教育，沈葆桢、陈宝琛、严复、陈衍等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 近代的福州对商业的相对重视为学子学习经济学提供了宽松的氛围福州远离政治中心，对商业没有中原人那样轻视，反而相对扶持。这里许多名人的故居以前都曾住过商人。位于三坊七巷大格局中间的南后街曾是一条热闹的商业文化街。这里还是福州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宫巷的刘家1900年创办了福州电气公司，随后又在塔巷创办了福州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而刘家兄弟的祖父就是林则徐的大女婿刘齐衔——曾官至河南巡抚。在当时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都抱着“为政不言利”的古训时，三坊七巷这种“读书不轻商”的氛围在全国也是少见的。（三） 海洋文化所赋予的开放心态为近代学子学习和传播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条件福州是沿海城市，在近代又是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广阔的海洋文化赋予三坊七巷人以开放的心态，使他们更愿意、更有兴趣接受新事物，没有中原人 那种“天朝上国”的狭隘视角，即使是饱读四书五经的大儒们。严复、陈衍、陈岱孙等人都有私塾教育的经历，甚至某些人还怀有很深的科举情结，然而他们最终都成为一代西学大师，都通过翻译这座桥梁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学，包括现代经济学，以图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在近代中国，翻译水准最高的地方在福建，尤其是福州。中国翻译界有句名言“举世译才数严林”。“严”，就是严复；“林”，就是林纾。而这两人与三坊七巷都有很深的渊源。（四） 福建的船政文化为三坊七巷在近代中国西学人才（包括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先行优势林则徐在译书活动中所反映出的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师夷长技”的主张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其中就包括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林则徐的二女婿沈葆桢。他在林则徐的影响下，积极引入西方先进的造船技术，创办马尾船政学堂，为近代海军及各领域培养了不少人才。福建船政学堂、这一所新式学堂，为三坊七巷人了解和学习西学提供了一扇窗口，使他们先于国人了解和学习现代经济学。这里第一届的毕业生中就有中国第一个引进《国富论》的严复。陈璧也曾参与福建船政局的整顿，从这里学到的务实精神和西洋技术为其清末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知识储备。由船政文化带来的务实精神使更多的三坊七巷人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出洋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艺、文化、经济、法律等知识。林觉民、陈岱孙、刘攻芸、冰心、林徽因、萨本栋等都有留洋的经历，其中就有许多人赴笈欧美学习现代经济学。他们日后在各自领域都作出了贡献。四、一些思考 转眼间，一百年过去了，昔人都已作古。今天我们翻开历史，回想一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当民族处于危亡、国几不国的重要关头，在中国的一个地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忧国忧民，大力宣传现代经济学，探索富国强民之道，这会给我们今人以怎样的启示呢？今年是严复翻译《原富》一百零五周年，回顾历史，缅怀三坊七巷人在现代经济学传播和实践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联系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状，笔者作了些思考：（一） 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经济学教育所必须大力提倡的分析三坊七巷的经济学家们的求学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曾受过私塾教育，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理念深深影响着他们日后的作为。正是怀有对中华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甲午海战失败后，严复才会拍案而起，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思想政治主张从他的笔端倾泻而出；陈衍才会从科举梦中震醒，与在京学子一起发动公车上书，并在日后著书办报，大力宣传现代经济学。正是怀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当青年陈岱孙看到上海黄浦公园门口的“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时，才会在心灵上经历了深巨的创伤，从此刻苦学习，一生孜孜以求富国强国之道。他们都是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立志有所作为；特定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陈彪如说过，“我是一个平凡的人，过了平凡的一生，但我有个心愿，那就是为祖国富强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1]这个信念支撑着他一生的经济学研究。可见，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我们不能狭隘理解为“中庸之道”。怎样从儒家文化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融入到现代经济学教育中去，培养大量有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经济学者，不断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使中华民族早日复兴，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是我们每个经济学教育者应该思考的重大课题。（二） 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应深深扎根于社会科学的土壤中从严复等人的学术成就上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更是一名兼收并蓄的学者，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严复是一个翻译家，在翻译界首倡“信、达、雅”，其作品的译力在近代中国首屈一指；他也是位法学家，首个精辟归纳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西方法学观；他还是个教育家，曾担任过复旦大学第二任校长和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提出的“兼收并蓄，广纳众流”思想成为北大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依据。他对西方的民主、宪政、人权、法治、哲学、历史均有很深的造诣，是个真正的学者型的思想家。陈衍也是一位学者型人物。他是诗人，出版风靡一时的《石遗室诗话》；他是教育家，曾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过；他还是位史学家，晚年主编1000多万字的《福建通志》（迄今为止，该书仍是福建省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广博的社会知识结构，使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比他人看得更深、更远。陈岱孙生前就倡导经济学教育应将专才和通才结合起来；大学经济系应培养科学人才，而不是技术人才；学生应有金字塔式而不是独峰式的知识结构。他的这些教育理念至今对我国经济学教育研究仍富有启迪。 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学界有人鼓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把经济学凌架于所有其他社会学科之上；也有人鼓吹“数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把数学和经济学等同起来，似乎经济学就是方程和数学模型的推导；更有人主张把经济学归入理学学科。这些观点是多么荒谬！经济学应重视实证的数量的分析，但经济学从本质上应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扎根于社会科学的土壤。这点国外经济学界早已注意到。1942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成立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就是为了矫正“美国大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越来越往褊狭的路上走，这样将会造成许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者”（林毓生《思想与人物》：页293-306）的现象。该委员会的最大特色是要求学生必须读不属于本身科系的“原典”——比如经济系的博士生读莎士比亚，文学博士读斯密的“原富论”，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12]这种做法在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经济学从社会科学中脱胎而来，并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吸收营养。许多现实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远非一些方程和数学模型所能概括。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关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建立在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现今流行的制度经济学也要从法学、史学、社会学中吸收素养来丰富、发展自己。（三）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经济学不是囿于象牙塔中的学问，是经世致用之学,如果脱离了实际，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陈岱孙就主张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搞教学。1981年，他在其撰写的《经济学是用之学》一文中再次强调这个道理，指出：“从16世纪说起，迄于今日，古往今来的所有经济学家或学派的经济思想的生、发展都离不开一‘用’字。先是，新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待决的问题。然后经济学家就针对这些经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分析；对其有关事物的运动提出有论据的解说，形成论。这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促进、控制现实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基础。” 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在三坊七巷广为传承。这里有名的经学家陈寿祺在其任鳌峰书院山长期间就主张“学贵躬行”、“践履笃实”的学术精神，注重对学生传授“有用之学”。这种治学精神为其弟子林则徐所传承。鸦片战争后，他首先“开眼看世界”，提出向西方学习，为中国近代新风气的开创者。陈寿祺是其讲求“经世之学”的早期启蒙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已成为三坊七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坊七巷走出的经济学家们都是伟大的实践家。严复、陈衍、陈璧都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经济学社会学的知识来分析旧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对策，并身体历行地实践，试图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陈岱孙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也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陈彪如晚年也积极致力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他们的实践充分说明了“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这个道理。（四） 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翻译事业，吸收国外经济学精华部分，为我所用，是中国经济学接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必由之路从三坊七巷走出的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是伟大的翻译家。他们都通过翻译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仍要走开放之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曾有人说，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仍处于凯恩斯时代。这种说法，从现在看来有些过，但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开始普及。然而由于长期的封闭落后，在短短的10年、20年时间内要想消化国际经济学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的研究成果，其难度可想而知。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经济学翻译事业，培养大量既懂经济学又懂翻译的人才，通过翻译这座桥梁，主动吸收国外经济学的一切优秀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分析解决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为21世纪的中国繁荣昌盛奠定基础。五、结束语 比较一百年前的历史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会发现历史是何其的相似！近代中国，从林则徐的“师夷长技”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洋务派学“长技”的实践，当时的国人做着学西洋“长技”以自强的梦。甲午战争的失败使这个梦破灭了。在中华大地上，严复第一个系统地论述制度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批驳了洋务派“技术强国”的论调。随后的维新派、同盟会再到中国共产党都看到了制度对国家富强的关键性作用，只不过对“新制度”的定义及采用的手段不同罢了。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广为传播，有人提出了“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历史又一次重演了。然而，技术、资金可以引进，制度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可是文化毕竟是无法拷贝的。今天的中国正驶向新经济的轨道，一国的优秀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发重要。也许哪一天会有人提出“文化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该从三坊七巷文化中传承下什么？三坊七巷文化中有哪些值得挖掘的东西，可以融入到我们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今人深思的问题。行文至此，本文也即将结束。在动笔前，笔者再一次造访了福州的三坊七巷。这座被建筑专家将其与山西的平遥、云南的丽江和江苏的周庄相提并论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如今在岁月的侵蚀下，已残破不堪。许多名人的故居已吞没在都市建设行进的步伐中。笔者不禁一阵心痛。三坊七巷是福州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张名片；三坊七巷文化给福州人太多的辉煌记忆和精神动力。三坊七巷不仅是福州的财富，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财富。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能否失去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一个缺乏精神文化支持的民族，经济能否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愿有关政府部门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保护好三坊七巷，保护好我们的民族文化，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可以值得回忆的文化和精神家园。 Fu Zhou’s “San Fang Qi Xiang” and the Dissemination & Practice of Economics in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neoteric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to China, a crowd of economists from “San Fang Qi Xiang” made a tremendous contribu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 practice of Economics in China. The outstanding delegates include Yan Fu, Chen Yan, Chen Daisun, Chen Biaoru, etc. This year is the 105th anniversary for the translation “Yuanfu”(“The Wealth of Nations”) by Yan Fu. To look back on the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Economics by this group from “San Fang Qi Xiang” and to reconsider the economics’ study in Today’s China will benefit the study of China’s Economics greatly in future. Key Words: “San Fang Qi Xiang”,Economics, Yan Fu, Chen Yan, Chen Daisun, Chen Biaoru 【参考文献】 [1] 邵雪萍、林本椿.林则徐和他的翻译班子[EB/OL]. http://www.fli.com.cn/fjtranslator.htm [2] 北北. 三坊七巷[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 [3] 严复.路矿议.[A].严复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 俞政.20世纪初的严复的经济思想[J].徐放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1月，第29卷，第一期 [5] 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J].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 [6] 吴硕、陈规.陈衍经济思想评价.[J/OL] . http://www.econ-sytage.net.cn. [7] 陈岱孙.从求学到教书[EB/OL]. http://reading.cersp.com/DeepRead/200601/700.html [8] 毛增余.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M]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版 [9] 林行止. 经济学家[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 李秀丽.从亚当·斯密到严复[J]. 财经问题研究 2004年12月，第12期 [11]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史述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严复.原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①] “现代经济学”这里指的是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后的经济学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 [②] 本文是2006年12月湖南省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 [③] 邵雪萍 林本椿 林则徐和他的翻译班子[EB/OL]. http://www.fli.com.cn/fjtranslator.htm [④]北北. 三坊七巷[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 [⑤] 严复. 路矿议 [A]严复集：第一册[C]. 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⑥] 俞政. 20世纪初的严复的经济思想[J]. 徐放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 第一期 2003年1月 [⑦] 林毅夫 胡书东. 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J]. 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 [⑧] 吴硕 陈规. 陈衍经济思想评价[J/OL]. http://www.econ-sytage.net.cn. [⑨] 陈岱孙. 从求学到教书[EB/OL]. http://reading.cersp.com/DeepRead/200601/700.html [⑩] 主编：毛增余. 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M]“我国国际金融学的大师——陈彪如”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版 [11]主编：毛增余. 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M].“我国国际金融学的大师——陈彪如”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版 [12] 林行止. 经济学家[M]. P48-50 “芝大另有精英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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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经济学 现代经济 三坊七巷 发源地 经济学 经济学 三坊七巷 福州 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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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是福州人吗？

福州历史上也是有伟人的！lz介绍的不错！

本文写于2006年10月份,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写此文的时候有几个动因:第一,2006年是严复翻译引进<原富>105周年,在2001年时北大的CCER已经开专题纪念过了,所以时隔5年,重新回眸这一段历史,有一定的纪念价值;第二,当时福州三坊七巷还未得到修复,令本人十分心痛,很想找一个切入点来讲讲三坊七巷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于是找到了这个切入点----应该说三坊七巷文化孕育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对中国近现代西学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也是中国当前第一篇将三坊七巷文化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相结合的文章;第三,另外一点就是本文的家乡情结了,很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更多人关注福州,关注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很高兴,现在三坊七巷正在得到修复,三坊七巷文化正在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三坊七巷是福州历史的文脉,一定会成为福州现代化建设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其实三坊七巷关于一些经济学家的历史故事还是不少的.2007年适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逝世十周年,笔者写了篇<20世纪经济学家的两面镜子>以示纪念,发表于<中国社会导刊>的9月份上旬刊,这里论坛已经有人转帖了.

1900年，中华大地阴云遍布；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中华民族带着深深的屈辱迈进了20世纪。这一年中，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的两个大户人家——刘家和陈家，先后迎来了两个小生命：一个是后来曾经叱诧民国金融界、担任民国财政部长的刘攻芸；一个是一生一心从教、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的陈岱孙。一年后，他们的前辈乡贤严复翻译引进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英文原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现代经济学被正式引入中国；他们的另一位同乡陈衍，正在清末湖北洋务新政的大潮中，大力倡导“实业救国”的理念，积极宣传现代经济学。两个小生命的诞生，让三坊七巷为中华民族的富强兴盛再一次默默积蓄着经济学后备人才。三坊七巷，这片福州近代富绅的宅第街区，住着当时福州大部分的名门望族。各大家族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各有联姻关系，不可避免地错综复杂了。刘家和陈家也是如此，刘攻芸是清末一代帝师陈宝琛（陈岱孙的伯祖父）的外甥，论辈份，还比陈岱孙长一辈。刘家的祖宅在三坊七巷的光禄坊的10-13号，而陈家在光禄坊和文儒坊都置有宅院。两家既是近邻，又有亲缘关系，关系不可谓不亲密——称之为同一个大家族亦不为过。两个家族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历代英才辈出，在当时都可以称得上是三坊七巷浓浓书香文化的代表。刘家十四世刘家镇为当时福州巨富，是林则徐的挚友，曾创办当时福州有名的圣功书院和凤池书院；刘家镇的两个儿子刘齐衢（刘攻芸的曾祖父）和刘齐衔（林则徐的大女婿）同榜双进士，往后几代读书当官的颇多；从十七世刘崇佑开始，接连两代都留过洋，新思维、新知识的获得使他们能够成功投身近代福州的实业界，名燥一时。刘氏家族的血脉中渗透着政、教、商三重文化因子。而陈家在教育科举的道路上却表现得更为专注：明清两代中进士的族人竟有21人之多，为当时福州地区首屈一指；最辉煌时，这一家曾经六子皆中举——“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在当时福州成为美谈；宝琛、宝璐（陈岱孙的祖父）等兄弟都曾担任过当时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的山长，教育恩泽惠及八闽。几近相同的家族出身和成长的文化氛围，使刘攻芸和陈岱孙在30岁前的人生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两人同年出生，幼年都曾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早年都有清华学校学习（刘后来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留学欧美的经历，都主攻财政金融并获得国外知名院校的博士学位（刘获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岱老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完成学业后都于1927年回国，后都任教于清华大学。在清华，他们也曾短暂地共事过。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像他们两位获得国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的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可谓凤毛麟角。两个人本来可以携起手来，秉承家族无私育人的传统，共同致力于教育事业，很可能成就中国经济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历史在1929年这一年开始转向了。1929年，刘攻芸从清华调任中央大学，教授银行学并进行银行实践，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实权人物。1929年8月，刘为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所赏识，出任中国银行总会计，主持账目更新——刘攻芸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数年后，同样的机遇垂青于陈岱孙——他被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相中，力邀其出任民国财政部次长。然而，那一刻陈岱孙委婉地拒绝了。晚年岱老曾经不无风趣地对此调侃道，自觉能力有限，官场陋习看不惯，挣钱又累，再加上求学时学的是财政金融，只学花钱，没学挣钱。言语中透着清高。对现实官场的看不惯，使他从此专注于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事业，27岁有机会参与组织清华大学的经济系，并且很快成为系主任，开始掌握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导向。而刘攻芸在人生而立之年的叉道口，开始踏进财政界，实践着他经济治国的理念。同一个家族出身的两位经济学家，30岁前，行进着相同的人生道路；30岁后，一个从政，一个从教，演绎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经济学风雨人生。对于20世初立志赴欧美学习经济学以服务祖国富强的海归知识分子们，他们大都选择着三种不同的职业生涯：或是一心从教，为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培养更多经济学实用人才，陈岱孙是此类的典型代表；或是从书斋中走出，踏入政界，将经济学这门致用之学服务于中国现实社会，刘攻芸是这方面的实践者；或是两者皆有之，以马寅初为典型。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些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都不可避免地同风起云涌的社会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命运也同国家的命运共沉浮。对国家的责任感和民族的使命感，使他们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都义无反顾地去实践，即便他们有时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正是由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青年陈岱孙在上海黄浦公园门口看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时，才会从内心经历深巨的创痛，从此远赴欧美，刻苦学习现代经济学，孜孜以求富国强民之道；27岁，在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又毅然回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祖国，自甘清贫，任教于清华。即便是后来经历了财政学心血手稿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的学术打击后，他仍自强不息，又专心致力于西南联大的重建和教学工作。动荡的时局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又使他绝不容许自己仅仅做一个书斋式的经济学家，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又积极“入世”，为国家民族献言献策：抗战期间，陈岱孙发表了许多文章，或抨击国民党的亡国政策，或为抗战出谋划策；1946年，他与闻一多、朱自清等联合发表了《十教授的公开信》，反对独裁，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建国。拳拳的爱国之心，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当陈岱孙在教育界实践着他的教育强国的理念时，刘攻芸正一步步地向民国财政金融界的权力中心迈进。刘的通达仕途既有赖于他的卓越才于，又得益于其前辈张公权的提携。张嘉璈、这位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货币史专著《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的片断》一书中，对其才干及学术成就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在这位务实的金融界前辈的提携下，刘从最初的中国银行总会计升迁至央行副总裁（1947年3月）。于是，民国时期许多重大的经济事件都不时地活跃着他的身影。作为一个正直的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刘攻芸在民国的黄金时期，为维持币制的统一和经济的稳定，也做了不少事，其才于为当时金融界所瞩目。1946年至1949年这四年，无论经济上还是政冶上，都可谓是国民党统冶时期最跌荡起伏的四年——国民党重燃战火，财政赤字剧增，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数届内阁治理通胀乏术，政府一连更替了五届内阁。继宋子文内阁倒台后，张群继任行政院长。这时，张嘉璈被委任为央行总裁，邀请刘攻芸作为副手出任副总裁，共同维持已是风雨飘摇中的国民政府财政。当刘攻芸为维持国民政府的金融盘子竭心尽力时，陈岱孙与清华、北大两校十五名教授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反对国民政府“救治”经济危机的方案——两个昔日的同窗好友，政冶上，从此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对于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刘与其前辈张嘉璈都坚决表示反对，认为没有充足的准备金，发行新币等于发行大钞；然而，他们寡不敌众，金圆券如期面世了。金圆券的面世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垮台。1949年初，在国民党核心人物都准备滑脚之际，刘攻芸又在这个时候接受新的任命——出任央行总裁，后又出任李宗仁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毅然挑起了这个财政破摊子。李宗仁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不无感激地写道，“刘（刘攻芸）和翁（翁文灏）都得到了我最大的尊敬，因为在那个时期没有人想卷入政界，完全是爱国心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利益。”李宗仁的这句话说得颇为公允，当时蒋介石下野，国共开始新一轮的和谈，国内和平尚有一线希望，然而国民党内部就是缺乏这种在关键时刻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担当的人。程思远后来回忆道“那时李宗仁已请求法院修改行政组织法，……，只留下八个部和两个委员会，藉示精简，但找不到人来当部长，这表明时局危难，无人愿跳火坑。”对于一个浸淫国民党政界二十年的资深经济学家，刘攻芸对自己的选择将要承担的后果不可谓不清楚，但是他毅然地站了出来。刘后来受到了蒋介石的辱骂，从此“失宠”，到台湾后，更成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对他来说，更大的耻辱却是从此背负“帮蒋介石偷运黄金去台湾”的骂名。今天，在关于他的有限的简介中，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这一点。这位即便当上了财政部长的书生，对当时的金融时局的掌控也颇为乏力——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瞒过李宗仁和刘攻芸，将大量的黄金、美钞偷运到台湾。于是刘攻芸成为了众矢之的。逃离大陆的那一刻，这位堂堂的民国财政部长想必是凄凉无助的——作为李鸿章家族的孙女婿，对这一家人都不能“保全”，只能带走家族中的三个后代。而这一年，陈岱孙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接他离开大陆，又谢绝了友人劝他去美国定居，自愿留在清华园，迎接新中国的成立。陈岱孙的人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刘攻芸的晚年也是不如意的：他在台湾呆不下去，又辗转到香港；1963年，新加坡独立后，去新加坡经营矿业，做事又百般不顺，事业一败再败；于1973年，带着诸多遗憾离开了人世。而此时的陈岱孙以其内敛达观的性格熬过了十年动乱的文革，迎来了他的学术生涯的第二春。陈岱孙、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经济学老人，又一次站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前沿，再次扛起传播现代经济学的大旗，在北京举办了“国外经济学讲座”；在人生最后二十年，不懈地无私育人，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培养了大量经济人才；他身体力行地创作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其主导意见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走向。陈岱孙以其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完美地实践了他的“我的一生只做过一件事，那就是教书”的人生理念。刘攻芸和陈岱孙，这两个同属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从同一个大家族中走出，人生的境遇是如此的不同！大浪淘沙，历史是这样的巧合。相同的出身，相同的求学经历，不同的职业道路，最终不同的人生结局。一个跟了国民党政府，虽有才而不能施展，最后郁郁而终；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一生倾心教育研究和经济建设，最后成为受人景仰的教育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比较一下这两位同一时代、相同出身背景的经济学家的人生旅历，我们在感佩岱老无私育人的人格风范和平凡而精彩的教学生涯时，我们也在感叹刘攻芸郁郁不得志的无奈人生。当然，由于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必苛求刘攻芸最后的政治选择。但是，他们身上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那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关键的时候都勇于挺身而出，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种内心的勇敢与坚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士”的精神大义。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带着深深的屈辱进入20世纪；一百年后，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逐步实现着岱老青年时“足兵足食”的国家富强的理想。今天，我们经济学者的人生职业道路或有不同，然而这种精神、这种理想都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只要我们大家都有如此信念，中华民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一定能真正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岱老的未竞事业正由他一代一代学生及经济学后辈学者继承着……    谨以此文纪念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逝世十周年！

要是将来有人能够为当近代的经济学家作传就好了.

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去年,我去福州螺州的一个朋友那,她是螺州陈氏家族宗祠(陈氏家族就是陈岱孙的家族,它是福州人文科举史上的一朵奇葩,明清两朝一连出了21位进士和许多历史文化名人)的一个民间导游员.去年她发现陈岱孙的灵位至今还未进入宗祠,原因竟然是岱老无儿无女,没有子孙为他交牌位费,于是她亲自掏钱制作岱老的牌位.但是宗祠的管理员还要其交纳管理费用400元,她据理力争,认为陈岱孙一生无私奉献,为新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作出如此大的贡献,应该免收管理费,理应受到众人的敬仰.终于,在一些家族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去年的夏天,岱老的灵位终于被排入了陈氏宗祠.

陈岱孙的灵位进入陈氏宗祠的去年夏天,离陈岱孙逝世整整十年了!在福州民间,一个人死后,牌位进入家族宗祠是一件对其后代来说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中国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一代宗师,一生无儿无女,无私奉献,死后十年后,才有人记起他的牌位进入宗祠这件事,这不能不令本人十分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