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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改革行进至此，在产权和政治体制方面做根本性突破的呼声日高。而田国强却告诉我们中国发展的初始条件及其自然惯性决定了，产权等所谓完全、根本的解决方式，到目前为止仍旧是完全、根本的行不通。
但田国强又是乐观的，作为机制设计理论大师赫维茨曾经的弟子，他判断，要使中国的制度变革向 “好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现在是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的时候了。
中国奇迹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中国经营报》：你十多年前有篇谈论经济转轨的论文，有个地方我很感兴趣，就是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你首先不赞成大面积的民营化或私有化，而是相信它会逐渐内生。这和一部分经济学家观点不一样，他们认为应该先完善产权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其实这也还关系到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评价，现在大家分歧仍旧比较大，你怎么看？
田国强：这篇文章是我1994年写的，至今已经14年了，而我的观点并没有任何改变。在那时，我就推测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将会有三个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与民营化。现在来看，基本上是按照这三个阶段发展的。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来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通过给予人们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与承认个人利益的激励机制，也就是早期的松绑放权的改革，让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使得非国有企业蓬勃发展起来了。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来看，中国经济的平稳转轨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经过十多年激进式改革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也相当不错，经济增长率也很快，但由此认为中国也应该进行激进式改革这种观点仍然不见得成立。中国之所以采用渐进式改革，而没有采取大规模的私有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等全方位改革，是初始条件不同，从而采用的改革路径也不应该相同。首先，中俄两国本身的初始经济条件不一样。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在改革初时的人均GDP比中国改革初时的人均GDP高出许多倍，经历过激进式改革，他们的GDP都掉了50%甚至更多，人均仍然还有1000多美元。而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左右，掉50%就只剩下150美元左右了，试想如果中国的人均GDP真的掉了50%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中国没有条件进行激进式的改革。
其次，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的文化属于西方文化，比较强调民主、法治，做事情先讲规则。而中国在很多情况下则更强调对于传统的尊重，做事情总是讲平衡，希望有一个好的皇帝或领导人，而不是先强调民主和法治。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这两个初始条件不一样决定了中国与俄罗斯改革路径的差别。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维持了30年的高增长，崩溃论与奇迹论一直并存，你认为根本性原因何在？
田国强：中国30年的渐进式改革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对应着三次思想上的大交锋，每一次交锋及其带来的思想大解放都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分别是真理标准讨论、姓资姓社讨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讨论。这就形成了改革开放30年中三个特征鲜明而逻辑一致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十三年（1978~1991年）是拨乱反正和商品经济阶段；第二个十三年（1992~2005年）是确立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今。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制平稳转型、国际威望显著提高的三大成就，我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发家致富的积极性。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最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科学技术创新，再到制度创新。我觉得这些因素并不单一，应该被综合利用。我们谈科技创新时，难道对所有的行业就不能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了吗？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比较低，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产业升级、知识创新，那么如何解决中国存在的就业问题？
《中国经营报》：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观点提出了很多年，一直触动着大家对发展的反思。中国这样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可以持续吗？
田国强：对于这种通过抽象、模糊的定义来谈论具体改革方式的方法，我不是很认同。所谓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谈论的就是要先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或创新还是后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或创新。我认为有些地方可以是先发的，有些地方是后发的。有些制度是现成的，不需要创新，只需要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即使是这样，中国的改革进程也需要许多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杨小凯说的先发优势、后发劣势，主要是说要先对制度性方面有所建设，就是说要把长效机制建立起来，从长远来说，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关于要不要制度创新，我跟杨小凯有过一段谈话，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新东西，都应该一分为二来看，许多制度安排和科学技术等都是现成的，早已存在，对中国来说或许是新的，但是对外界来说可能不是新的。中国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的。从配置资源的效率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很多的资源浪费，是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在给定的经济制度环境下，需要首先解决效率问题。
一切问题源于政府、市场界定不清
《中国经营报》：你一直强调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关键在于同时重视效率、公平与法治三大因素，那么你认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在发展中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
田国强：我认为目前制度问题主要在于如何合理地界定市场和政府边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搞清楚，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和谐发展。当前存在的几乎所有深层次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要弄清这两者的边界，首先要搞清楚政府的四个基本作用：第一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政府必须做的，市场是做不到的。第二是让市场公正而有效地运作，在市场经济里面发挥裁判的作用，要制定一系列让市场有序运作、有效运转的规则和法律，发挥人们的积极性，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但是又不能无序，让人们在自由的时候能够公平交易，能够保证交易的顺利完成。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有效的政府在市场能有效运作时，不要干预，至少是必须减少政府的干预。这样，有效政府则必须是有限的政府。第三，要在市场失灵时发挥作用，比如在处理环境问题、污染问题、收入差别过大等问题时，市场会失灵，政府就要去做。最后一点，政府也作为经济人参与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去。比如说，为了国家的安全，就必须有国有企业。从这四个方面作出思考，就可以看到哪些方面政府做多了，哪些方面政府做得还不够。
市场经济也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分工，必须以民主法治为枢纽来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府能够清楚什么该多管什么该少管，逐渐形成一种文化，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和谐了。
《中国经营报》：你的导师赫维茨先生因机制设计理论去年获得诺奖，他的离世令人遗憾。你个人对机制设计理论也颇有研究，机制设计理论在具体边界界定中有什么作用呢？
田国强：机制设计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很多实际问题，如何让市场有效，往往就是一个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在个人信息非常不完全的地方，就需要激励机制来诱导信息。在竞争性领域中，市场能够发挥作用，政府就必须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政府管不了也不该管，宜粗不宜细；而对政府官员的规范，则宜细不宜粗，让人没有机会可钻空子。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基本的制度安排：强制性的治理和规制、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和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与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
不过，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主要应该采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应该少管，也就是通过各种激励机制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让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实现和谐兼容。在信息容易对称或监管的交易成本较小时，可以采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这种强制性的方法。通过这两种制度安排，就会慢慢地形成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这种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
《中国经营报》：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变谈了很多年，但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始终无处不在，实际操作上可能会比较复杂。
田国强：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不被约束的政府至多只能是个具有封建性质的法制社会；同样，一个全能的政府绝对不会是一个有效政府，它只会给市场运行设置重重障碍，滋生寻租空间。所以，第一，有效政府的存在是合理划分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结果。我们首先要把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定位、边界搞清楚。第二，它牵涉到许多权利、关系、利益的冲突，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这个问题实际牵涉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如果信息是极端不对称的，应该借由市场用激励机制来做，市场失灵的地方用政府去调节。总之，就是市场好的时候就让市场做，市场不好的时候才让政府去做。
《中国经营报》：现在已经到了非要进行制度创新的地步了吗？
田国强：的确如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基于这一点。目前的社会机会不均、收入差距过大、国民基础教育薄弱、民事纠纷上升的问题、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就是没有界定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所带来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在人们思想水平不怎么高，还比较注重个人利益的现实环境下，和谐社会构建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建立市场机制来达到。也就是在尊重每个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时，通过政府和市场分工与合作，就可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也就是说，构建和谐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的新观点。
《中国经营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等人关于经济计算的大论战催生了机制设计理论。当下在产权等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的作用如何发挥到最大化呢？
田国强：产权不明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比已经不高，即使在产权明晰的地方，政府的干预也过多。最大的问题在于怎样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民主法治，但现在很多法制定出来就不太规范，法律不能严格执行，政府干预经济，造成了“关系”是做好一件事的重要因素。说明中国市场化程度还相对较低。但它总是有个过程，你不能说一天就把它改好了。像郎咸平说的中国不应该去搞这个市场化改革，必须先把制度环境改得很完美才采用市场制度，这可能吗？完善的市场制度环境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没有压力，没有激励，谁愿意或支持改进制度环境？郎咸平说的这些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书生自说自话。
谁都知道有效市场是基于良好的制度环境，但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一蹴而就吗？没有改革压力它能够自己变来吗？中国的三次思想交锋都是由于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发生的，第一次真理标准讨论发生时，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第二次，某个季度的经济已经都变成负增长了，只能往前面走；如今又面临各种社会问题。没有压力能够往前走吗？比如说我给学生考试压力，如果我不给他们压力，有多少人能自觉学习？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郎咸平所说的是天方夜谭，而他其实也是改革方向争议的一个缩影。目前对于改革方向的争议，你又怎么看？
田国强：首先我承认郎咸平谈的是中国的问题和现实，我只是说他开的药方不对，不能因为改革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式和方向。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必须区分的问题，一是目标，二是实施过程，千万不能将它们混淆。目标容易给定，但如何实施往往非常复杂。要办成一件事总是要有成本的，有多少东西不需花成本就能获得？我们往前面走，当然会遇到问题，那么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退回去呢？争论是在这个地方。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人就马上用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个提法来反对市场化的改革，这样就引起了争辩，所以胡锦涛在2006年2月份的时候专门谈到，中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幸福感源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中国经营报》：每次这样公共大讨论各方观点都针锋相对，为什么会有不少民众支持郎咸平们？这是源于上层与下层沟通与意识的断裂吗？
田国强：民众支持郎咸平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郎咸平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在中国确实存在，且相当严重。另外，也有许多源于机会的不公和自身心理上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明明自己拥有同样的能力，却得不到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回报，而有人却通过不公平的机会和不规范的手段取得巨额财富。心理不平衡就造成人们尽管收入水平升高，但是大家不感到幸福。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郎咸平们是从悲观的角度看，还有一些人是从乐观的角度看，而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在经济水平那么高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觉得有很多不满意，社会幸福指数普遍比较低呢？
田国强：中国的幸福度不算低。幸福指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物质的东西，比如收入水平；其次包括工作事业的成就感、工作压力与社会的压力、朋友家人的情感和谐度；第三个是身体的状况。所以，幸福感源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你既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还有政治文明。在主流经济学中，完全只考虑了物质文明这一块，就是将收入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为什么人们收入上升，幸福感下降？事实上，在收入这一块，人们有一个攀比性。在改革开始前，有人为了没有得到五块钱的工资涨幅而自杀，难道他是差这五块钱？其实是造成了他心理的极度不平衡，一旦不平衡，就有一个负外部效应性，人的幸福度就下降。
《中国经营报》：按照国际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幸福指数确实不算低，应该在日本、韩国之上，但是实际经验来看，可能大家会有不同感受。在目前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大家的幸福感？物质与精神哪一块更重要呢？
田国强：我们有一个结论，当收入水平不高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解决生存问题。收入不断上升之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要想有更多休闲的时间，要享受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就会有更多的想法，会注重到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自觉地进行社会比较，看到别人社会地位比我高，心理肯定不平衡。这就是说我的偏好受别人收入情况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社会机会均不均等的问题，收入上的差别也会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要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物质要有，非物质这一块也要跟上。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方面都可以提高幸福度，比如增加休闲时间、政府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职业方面的压力、身体比较健康等等。
（徐琴对本文亦有贡献）
[此贴子已经被luhas于2008-7-20 11:32:2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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