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经济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从而评价经济增长的指标应当是反映技术进步的实物指标，但是，许多的实物统计指标并不能充分地反映技术水平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潜力，因此，对技术的发展、评价和与国际比较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这种努力是应该做的。如何评价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呢？如果按照人均GDP衡量，中国目前1000多美圆的水平在世界上是相当落后的，比发达国家要相差20多倍，但这却和中国的“世界工厂”、或者是“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不相称的。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中，已经使基本消费品的生产技术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在这方面跨越了半个世纪，目前中国在主要消费品的产量上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除飞机制造业之外，所有主要工业消费品的产量都可能在未来的5年内位居世界第一。在这些消费品生产的技术水平上，中国已经达到了国外90年代或90年代初的水平，比如代表现代消费产品的汽车生产技术已经可以达到出口的水平，本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代表家电行业技术水平的“平板电视机”的产量已经超过日本，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其技术水平只是落后于国外约5年一代升级换代水平或紧跟国外水平，而在数量的扩张上却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在机器设备制造上，发电、冶金工业设备的制造已经基本国产化了，机械和纺织设备的技术水平接近国外90年代的水平。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如制药、生物技术、高端电子产品技术等领域，与国外的差距比较大，但至多落后20年，而且这些技术目前有许多还都没有进入消费领域或国外的基本消费领域，如果用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为例，中国在未来的10年时间中就有可能在这些领域接近目前国外的水平。
上述对中国目前技术水平的评价可能是乐观的，但你只要从国外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程度看就知道它已经远超出人均GDP1000美圆的水平了，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正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也正是因为这种技术的发展，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25年前，中国只能说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与现代技术所产生的消费几乎无缘，但在今天，大多数的城市家庭和部分农村家庭已经能够享受到这些现代技术所带来的消费，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人们的消费水平已经接近国外的水平，无论是高楼大厦、交通和娱乐设施，还是居住条件和生活用品都与国外相差不多，人们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梦想都已经成为现实。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对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成功检验。
许多人一定会说，上述说法太片面了，至少存在两个重大缺陷：
在技术水平的分析中漏掉了目前我国消费品生产的许多关键技术是在跨国公司手中，比如汽车的发动机和设计、配件的知识产权是外国汽车公司的，这里要讲GNP而不是GDP。
另一个问题是，上面讲的只是一部分人和几个大城市，那么总体的人均消费水平怎么可以不考虑呢？
对第一个问题这里当然不否认，想要辩解的是，国际上评价各国的技术水平和国力时都采用、或首先采用GDP而把跨国公司包括在内，美国的GDP中也包含着大量的中国移民创造的财富和技术。
这里想要详细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即我国人均GDP、人均产量和人均资源与国外的比较，而这种“人均比较”的方法正是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我们上面的分析实际上也只是粗略的描述而不能构成对我国目前技术水平的准确评价，其目的正是为了与这种“人均比较”的方法进行争论，因为这种“人均比较”方法的后面经常隐藏着新古典的资源约束，许多经济学家通过这种资源约束把生产函数作为研究的基础，而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对于技术进步的分析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特别是当他们采用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指标来讨论这一问题时，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在前面曾多次使用这样的词句，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是人们20年前、甚至10年前所想象不到的或只是梦想，这些人里当然包括经济学家和他们所做的预测模型，不要说20年，你只要把10年前或1995年前的预测报告拿出来看一下就明白了，这种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路做出的预测报告和分析与实际的差距是何等之大，经济学家采用这种“人均比较”的方法来计算中国的人均资源，然后再用中国以前的统计数据计算投资的生产率和可能的增长，当然还有国外的统计资料的回归检验，这些研究方法并没有错误，但是当把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套到这种方法上时就坏了，因为主流经济学中根本就没有技术进步，其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完全是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测算和估计的，对国外统计资料的回归检验更是靠不住，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第二个国家在人均GDP为1000美圆时达到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美国在人均GDP1.5万美圆的1980年也没有达到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因为现在中国大多数消费品的生产技术都是90年代才有的，比如代表高科技的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而按照这种主流经济学所做的“人均比较”分析只能是讨论资源约束，一会儿这个瓶颈，一会那个瓶颈，使人们无所适从。
资源当然是重要的，但技术进步更重要。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约束是粮食生产和能源，但是，日本在70年代末就把农业劳动力降低到15%以下（70年代农业的生产技术肯定远低与现在），在人均耕地面积小于中国的情况下做到了农产品的基本自给，日本在几乎没有多少原油储量的条件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工业。可以说，除了粮食生产和能源外，现代技术的发展和消费品的生产几乎不受资源约束，更不受投资和资本的约束，因为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是假的或根本不存在，中国如果掌握了机器的生产技术，当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比如5年）生产出美国的所有机器，中国在上海的外滩用了5年的时间建起了可以和美国纽约曼哈顿相比的高楼大厦，这就是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当然不能按“人均比较”来算，更不能用美圆或人均资本来算。
关于技术进步，我们前面谈到的分工原理是有用的，分工是人们头脑的分工，在同等的条件下，人越多，技术进步的速度越快，这里当然不是人均原理，而可能是几何级数。中国有13亿人，目前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接近1500万，已位居世界前列，还有几十万的国外留学生，美籍华人在科技领域的贡献足以表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国技术进步的潜能是难以估量的。当然，中国的高等教育还不发达，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很低，但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把只有初中程度的劳动力投入在高科技的生产线上，比如手机和家电产品的生产都只是使用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村劳动力，只需通过不到1个月时间的培训即可上岗操作。13亿的人口所产生的市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任何一种产品被发明出来都可以在国内成亿的复制。
未来的技术发展是难以预测的，但对于现有技术的应用却是可以预测的，这就是“复制”，这种复制的速度有多快呢？我国手机的产量可以在5年中从1000多万增长到1.4亿，轿车产量的增长率在2003年超过40%（上半年为89%），如果手机和汽车的产量都可以这样增长，那么还有什么工业消费品不能这样增长呢？中国已经掌握了几乎所有基本消费品的生产技术，且不说技术发明，只是现有技术的应用对于13亿人口来讲就具有无限的潜力，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有效需求问题上述分析所要表明的是，中国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资源约束，也不是技术约束，而是有效需求的约束，这种有效需求的约束造成了中国经济目前的严重困难局面。
我们前面所表述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当前的中国经济中是再明显不过了。目前，超市里的所有产品可以说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但中国有几亿农民根本买不起这些产品，成市里的下岗工人也买不起这些产品。那些制药厂生产的粉末当然想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而且几乎没有成本，但老百姓竟然吃不起药。每年毕业的高校生有300多万，师范院校毕业生就有几十万，但农村的许多孩子上不起学，大多数只受过初等教育。中国现在可以生产“奔驰”、“宝马”这样的世界高级型轿车，但几乎所有的拖拉机厂都面临严重的亏损乃至倒闭，几亿农民依然在采用几十年前的手工操作方法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在目前有几亿人没有消费到超市里的那些产品的情况下，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却下岗了，而基本消费品的增长率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且许多产品的绝对量都在下降，同时却把占GDP一半的基本消费品用于出口，因为国内的老百姓买不起这些产品。在存在几亿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业化和成市化的速度却放慢了。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在广东和陕西出现过厂家销毁牛奶以维持牛奶价格的情况。而上述例子已经足以说明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程度。
导致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是1991-1996年的高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在1997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对于这种经济衰退的严重性、特别是产生的原因，在当时几乎没有被经济学界所认识到，这反映在1998年初所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1997年，当名义GDP增长率从1994年最高的35%下降到8%时，经济学家们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实际GDP的分析思路认为通货膨胀终于消除了而实现了“软着路”，并依此制定了1998年实际GDP增长8%的规划，但到了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出现严重下滑时，人们才开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幅度降低利率及准备金比率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而对于这种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解释却归之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人们消费偏好的改变，还有许多文章把原因归之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但却很少有人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当1998年实现了实际GDP的8%增长率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只是产生了不太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物价水平的下降并不是很高，而且认为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成果，通过这些政策就可以度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
然而，1999年，这种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充分表现出来了，尽管采取了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名义GDP的增长率依然下降到4.3%，或物价水平下降了2.8%，虽然实际GDP的增长率超过7%，人们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9年，全部国有企业净亏损200多亿，许多行业和部门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60%，大批的工人下岗，整个商品市场出现了全面的需求不足或生产过剩，商业银行也出现了大量的坏帐。这使人们不能再按照以前的8%实际GDP的增长率来考虑问题了，经济学界开始把通货紧缩作为讨论的热点，但经济学家们的讨论所得到的一致性结论却是想方设法使用一切手段扩大总需求，并借鉴了国外所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力图挽回局面。这些政策包括，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出，不仅增加投资，而且大量增加转移支付来增加消费，这些支出不仅包括通过投入大量的社保基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每年的增长幅度达30%），以扩大消费；在货币政策方面，存款利率降低到2%以下，准备金比率继续下调到6%；同时，加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降低利率、增加投资、清理不良资产等手段使他们能够转亏为赢；出台各种方案刺激社会消费和投资的增加，其中包括拉动股市，一方面为国有企业筹措资金，另一方面期待提高“财富效应”增加消费；在产业政策上，一方面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房地产开发，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劳动服务业的发展以安置下岗职工。
这些政策在2000年随着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出口增长率为27.69%）似乎取得了成效，通货紧缩被遏止了，实际GDP的增长率超过8%，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也出现好转，在随后的2001和2002年，价格水平开始回升，投资和实际GDP的增长率也开始上升，许多下岗工人被安置到第三产业重新就业，统计数据似乎显示出已经度过了难关，形势一片大好了，经济学家又可以讨论如何根据8%的实际GDP增长率来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这期间，许多经济学家对8%的实际GDP增长率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和经验检验，得出按照生产函数计算的我国潜在实际GDP的增长率为8%，这个8%的实际GDP增长率大有象美国3%的潜在增长率那样写进教科书中的趋势。在2003年和2004年，投资和GDP的增长率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3%，经济学家吸取了90年代的经验，大多数人认为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在经济学家“过热”的呼声中，政府采用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在2005年取得了效果，投资和通货膨胀率都显著下降，实际GDP的增长率重新向8%贴近，格林斯番90年代按照3%的增长率调节美国经济的成功似乎在中国再现了，经济学家也似乎要长期按照8%的增长率使中国经济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
这种8%的增长率和从199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是使我们摆脱了1997年以来的经济衰退和使经济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呢？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从一系列统计指标和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来看，自1998年以来的基本稳定在8%的增长率可能不是稳定增长，而更大的可能性是出现了类似于美国70年代和日本自90年代以来的“滞涨”，而且这种滞涨的程度可能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正是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
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首先是失业率上升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大大降低。
我国城镇失业登记率近年来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增长率虽然都在提高，但失业率却上升了，而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失业率也逐渐上升，这种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关系可以用就业弹性来表示，其值反映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从我国就业弹性变动的趋势，可以明显看出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就业弹性显著下降，目前我国总体就业弹性仅为0.0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另一个反映就业的指标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在我国经济高增长的1991-1996年，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都超过1000万人，但从1997年后，这个速度大大降低了，在1998-199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000年后虽然开始上升，但每年转移的劳动力都在500万以下。从1997年至2004年的8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只降低了1.4%，这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时期1年的速度都低。这种高增长、低就业或名义GDP的增长率与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滞涨”的典型特征。
第二，如前所述，由有效需求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产生于过高的资产值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我国1991-1995年平均的投资增长率超过40%，最高的1994年达到了62%，这使资产值大幅度上升，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1997年的经济衰退。自1997年以来，这种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加严重了。在资产值方面，自1997年以来，虽然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但资产值上升的比率却超过投资的增长率，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很少破产使原有的资产值没有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投资更多地转向房地产、高科技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股市的大幅度攀升也使企业通过并购直接增加资产值和利润，这导致了1997年以来折旧在GDP中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而且继续上升。如统计资料表明，从1997-2001年，折旧在GDP中的比重继续上升，如果考虑到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上升和折旧率只是机器设备的1/3，则资产值上升的幅度要高于折旧的变动。同时，工资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继续下降。
在收入分配方面，自1997年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由基尼系数所表示的收入分配一直呈上升态势，由1997年的35.98%上升到2000年的40.66%，2003年跃为45.8%，六年间上升了近十个百分点，这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而与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拉美国家相近。在金融资产的分配方面，2002年中国8.6%的富户占有60.47%的金融资产。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导致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走低，2000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48.01%，接下来的2001-2003三年中，消费倾向分别为46.55%，45.30%和43.35%。消费需求的不足也正是我国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在讨论美国70年代的滞涨时表明，在经济已经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的条件下，资产值的继续上升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继续下降是滞涨的主要特征。
第三，自1997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发展出现了畸形化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除了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构成影响以外，还引发了对不同行业商品的需求状况的变化，由此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工资总量对GDP的比重继续下降的条件下，有些行业的工资率却大幅度上升，如房地产和金融业以及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大幅度上升，在整个消费需求和消费支出下降的同时，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却在持续上升，这就导致了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地向高收入阶层倾斜。
自1997年以来，在主要消费品生产的第二产业中，房地产、汽车、通讯和一些生产高档消费品的高技术产业的增长率和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虽然基本消费品的产量有所增加，但这些产品在出口产品中占有绝大的比重，而出口的增长率则远超过GDP的增长率，为GDP增长率的2-3倍，在进口的消费品中几乎全部是高档的奢侈品。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并且分化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资率极高的金融保险、影视广告和娱乐、体育等行业，另一部分则是工资率极低的劳动服务业，这明显地表现出与收入差距过大所形成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倾向。
可以说，目前我国这种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的倾向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富人经济”，而这种富人经济会导致收入分配和需求、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由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高，则使消费品的生产向高收入阶层消费的行业转移，这就使这些行业的工资率大幅度上升，从而产生更多的富人，增加的GDP会在富人圈里循环。但问题不只是如此，由于高收入阶层所消费的往往是房地产和具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高科技产品，这就使投资大量涌入这些行业并形成更高的资产值，这种高资产值和高工资必然使其它行业的需求和就业逐渐减少，造成结构性失业，同时使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逐渐被排斥在新技术产品的消费之外。目前这种态势在我国经济中的发展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自1997年以来，在GDP超过8%增长率的条件下，不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大大放慢，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严重下降和贫困人口增加，而且城市中的下岗职工和部分再就业的职工收入水平也在下降，这些人有被经济增长“边缘化”的趋势。
这种由有效需求问题导致的严重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处境，提高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率将会使资产值大幅度增加和收入分配继续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如2003-2004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带来的是投资商把增加的银行贷款一股脑地扔向了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从而严重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物价指数的上升也使决策者采取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加以抑制，但是，要保证8%的增长率又必须保证一定的投资增长，谁又能保证这些投资不投向房地产业和汽车行业呢？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讨论了1997年后我国经济中所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美国70年代滞涨中出现的问题和特征是非常相似的，这是不是说明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并不是在稳定增长，而是遇到了严重的滞涨或与滞涨相类似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上述问题正是导致目前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超市里的产品许多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买不起，而同时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又失业了呢？因为资产值太高而工人的工资太低，这使得企业按照成本收益计算无法扩大这些产品的生产。举一个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住房成本中每平米建筑成本几乎没有变动，一直维持在700元左右，但由于地价的大幅度上涨使住房价格成倍的上升，老百姓怎么可以买得起房子呢？老百姓为什么吃不起药呢？因为药已经变成了奢侈品，富人可以出得起比穷人多几倍的价钱，药厂要根据这种需求来生产和定价，在竞争中其开发新药和审批成本、销售成本及工资都已经大幅度上升了，即使按照成本定价穷人也买不起，医药管理部门怎么也要根据成本来定价吧，连续17次的药品降价和整顿医药市场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目前高校的学费和生活费之高连普通的城镇家庭都难以负担，更何况比城镇居民收入低2倍多的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呢？近年来我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但这些出口产品的生产却是依靠农民工和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换来的，他们的工资根本买不起这些产品。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农民工靠他们极低的工资是不可能在城市里生活的，他们怎么可能迁移到城市中来呢？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根本不是资源和技术问题，因为那些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完全可以生产这些产品，而所有这些产品也都是他们生产的，是有效需求出了问题。
我们在前面讨论市场经济时特别强调，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的严重性是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竞争的游戏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则可能使它不再是游戏了，而成为对金钱的争夺，成为“货币拜物教”，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就存在着收入差别，当经济衰退而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时会使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如果这种贫富差别逐渐扩大而产生两极分化，则可能使一些人群陷入贫困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在我国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自1997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已经使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对目前所存在的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三农问题和农民工等问题必须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以避免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目前有效需求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案进行深入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对1997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上述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在主流经济学中是根本找不到的，如果说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资源约束和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家还可以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联系中国实际，如果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主流经济学家或许还能根据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你，只要把所有的市场放开就行了，实际上，这些政策建议只是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而不是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这些经验还是有用的，从而经济学家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问题上还可能懵对了。但是，就我国当前所遇到的这种有效需求问题则是与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和观念上根本对立的，主流经济学把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完全解释为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并按照这种思路去寻找和归纳统计资料和进行经验分析，以此来作为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可是这种总量生产函数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主流经济学按照其思路对经验的归纳分析完全是错误的，日本自1989年以来实行了几乎所有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验，但却使日本经济至今停滞了16年，其巨额国债已经使日本经济在短期难以走出困境。美国和英国是依靠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才摆脱了70年代的滞涨，而这种政策在中国是根本不能实行的，我国根本无法忍受象美国和英国采用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8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衰退。我们根本不能再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经验分析行事了。
让我们从实际GDP为8%的增长率的制定来分析经济学家的思路。实际上，前面所分析的当前中国经济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被8%的增长率掩盖了，难道经济学家不知道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上述问题且越来越向严重的方向发展吗？当然不是，经济学家知道所有这些问题，而且知道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产生于8%的增长率，因为这种8%的实际GDP增长率是根据生产函数算出来的，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和中国资源约束下最大可能的增长率，它可以使中国经济10年翻一番，其它的问题可以通过其它方法来解决，比如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正是这种思路，使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围绕着8%的实际GDP增长率进行，因为这是所能实现的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从而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国力，一旦经济增长率低于8%，所有其它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实际产量增长率的下降会使我们无法进行“帕累托改进”（即通过实际收入的增加来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那么实际GDP的增长率为什么不能超过8%呢？因为这会受到资源约束而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当然不是好事。
然而，当你向经济学家发问这8%是怎么来的，相信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拿出任何生产函数的证据来说明他的计算，也不可能举出任何资源约束的证据来说明这是我国最大可能的技术上的增长率，因为这种技术上的生产函数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所能依据的只有一点，即根据我国80年代以来的经验，当经济增长率超过8%时，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上就出现了通货膨胀，从而倒过来推论8%是最大可能的增长率。当然，中国经济学家用“生产函数”进行的这个8%的计算是世界上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或认可的，而且对中国能够保持8%的增长率大加赞叹。我们前面的分析表明，这种8%的增长率只是由货币供应量所决定的数据，它根本不能表明任何实物和技术上的含义，只是与其它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一起反映有效需求问题。如果说格林斯番按照美国100多年的经验统计围绕3%的增长率调节经济还可能懵对了，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仅仅根据我国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经济周期的经验就按照国外经济学家的方法进行经验归纳，其懵对了的可能性就太小了，它完全懵错了。
我们前面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日本、韩国的经验分析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稳定的名义GDP的增长率，以促进我国的货币化过程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4%，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达到1.7%，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28%，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是1.4%，我国的台湾地区和其它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都超过20%。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快的时期是1991-1996年，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5%，而且成功地实现了引进外资而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这些经验都说明按照8%的增长率调节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在统计上是通货膨胀，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只有7%左右，我们制定8%的增长率是参照了这些统计数据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为什么不想一想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超过其实际GDP增长率1倍以上的通货膨胀率才得以取得高速增长的，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已经禁止了人们这样去思考问题，它告诉人们的是美国70年代通货膨胀的罪恶。
人们会问，你难道不怕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难道不是经验事实吗？这里要反问一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统计上就是通货膨胀，而且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为什么并没有人严厉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长期容忍这种通货膨胀呢？因为这种稳定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它根本就不是通货膨胀，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汇率一直在上升，日圆的汇率可以从360日圆对1美圆上升到最高的70日圆对 1美圆，这怎么可以说是存在着通货膨胀呢？克鲁格曼在前些年给日本出的主意就是制造通货膨胀，但日本按照这个主意加大国债的发行和财政支出竟然没有制造出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真的象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定义和分析的那样，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过高的货币工资引起的，那么这种通货膨胀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再好不过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提高农民的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工资一同上涨将解决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2003-2004年的价格水平上升或名义GDP的增长只能带来土地价格和资产值的上升，这使农民和工人的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中下降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这种物价指数的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只能结合其它宏观变量进行分析，而决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我们害怕通货膨胀是因为1988年出现的“抢购风”和1991-1996年后经济衰退的经验，但这些经验是从来没有被真正说明过的。
经济学家对8%的实际GDP增长率的分析是如此，对于国民收入核算其它统计变量的分析和使用也是如此。在讲台上，经济学家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告诉学生这些变量是生产函数，他们采用这些变量进行生产函数的测算和提出政策建议，并对经验分析进行讨论，但是，这种根本不存在的生产函数是不可能应用的。实际上，经济学家对这一点是知道的或能领悟到的，特别是那些从事实际经济发展计划制定和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更懂得这一点（那些官员对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是不屑一顾的，虽然是教过他们的老师），财政部在制定税收计划时清楚地知道名义GDP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会增加多少，他们知道在1998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5%时通过增加1500亿国债支出可以使GDP（当然是名义GDP）增长率达到8%，他们也知道怎样调整企业的财务收支可以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在3年解困，怎样调整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减少不良资产，在调整这些数字时肯定没有把它们中的资本真当作机器和其它变量作为实物，可以说，他们在使用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这些名义变量来进行计算和制定计划和政策，而且根本不考虑任何技术上的生产函数。但是在观念上，他们依然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奴隶（凯恩斯，1936年），他们根本不可能摆脱几代经济学家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路所进行的大量的经验统计分析和研究（经济学教授在这里有用了），因为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虽然没有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甚至没有真正的货币，但是有一套观念体系（唯一的一套理论体系）能够把所有这些统计数据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进行经验检验，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告诉你由几代经济学家对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做出的经验归纳，这是实际经济管理者所不能做到的，他们必须参照这些经验。当然，经济学家在告诉你这些经验时，是告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告诉你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实际经济管理者似乎也只能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但如果这种理论错了和对经验的归纳是错误的，对政策的选择就可能偏向于错误的一方，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具体条件下，经济学家根据美国的经验所提出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完全可能都是错误的。
在1997年我国经济开始衰退时，政府选择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图通过提高总需求来调节经济，力保8%的经济增长率，这种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使经济不至于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但是，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正是导致了如上所述的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为这种政策并没有解决造成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即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而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这使目前我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
我们前面对美国在70年代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所导致的严重滞涨问题进行了分析，表明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发达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而只有失败的教训，但同时也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直接调控实现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因此，对我国1997年以来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能一概否定的，最简单的道理是，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忍受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也不应该减弱政府的宏观调控，我们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来度过经济衰退。但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必须把解决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作为核心，而不是一味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把经济增长率固定在8%，然后对于当前出现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使其在总体的方向上偏离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解决。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对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里完全有理由说，1997年以来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思路为基础的，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只有总需求，而没有有效需求，没有资产值与收入分配的分析，而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对于1997年以来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讲，其最大的失误是通过采用提高资产值的方法来力保8%的增长率和使企业不破产。前面在讨论经济周期和滞涨问题时表明，市场经济自动调节有效需求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企业的破产自动调节过高的资产值与收入分配，因为产品生产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就在于企业的资产值过高和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太低，这使工人买不起企业按成本定价的产品，从这种角度讲，只要企业的资产值不下降，资产值对工资的比例过高的状况不改变，工人是永远买不起产品的，反过来说，只要工人买不起产品，企业一定要破产，这种破产会使企业的资产值跌到工人的工资可以买得起产品的程度，比如住房如果按照建筑成本每平米700元的价格出售当然会全部卖光。而通过提高资产值的方法保证8%的增长率和企业不破产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而在长期只能使有效需求更为不足和企业的经营更加困难。
这一点可以通过我国1998年之后国有企业如何从亏损转为赢利得到说明。在1998和1999年，由于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使我国国有企业全面亏损，那么这些企业如何在不降低资产值的条件下实现扭亏为盈的呢？一方面，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了总需求，如增加政府的财政投资和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需求上升，同时，通过大幅度降低利息率的货币政策使企业的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采取了“债转股”的方法降低企业利息成本，同时通过资本市场为企业融资进行技术改造。这些政策在2001年就取得了成效，国有企业开始扭亏为盈。这些政策对于保住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重要的或必要的，但是，对于有效需求问题来讲却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企业的扭亏为盈一方面是由于基础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的增加拉动，使基础产业部门的国有企业需求和利润增加，但这也使整个经济中的资产值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基本消费品产业的国有企业全面转产，通过设备更新而生产更高级的消费品，在这一过程中，设备更新投资的增加使资产值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技术转变使原有的工人大量下岗，国有企业已经基本退出了基本消费品的生产领域，这些基本消费品的生产已经转向工资更低的乡镇企业，这使消费品工业工资成本在成本中的比重在已经很低的情况下进一步下降，这必然使基本消费品工业的需求更加不足。实际上，2000年之后我国基本消费品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因为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是不能保证这些产品的需求的。更为严重的是，许多的国有上市公司企业是直接通过资本市场的资产交易提高资产值而获取利润的，如根据统计资料，上市公司非主营业务的收入大幅度上升，资产值也大幅度提高。这种资产值的上升和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势必使有效需求更为不足和企业的经营更加困难，如目前在整个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是最慢的。
国有企业不破产是情有可缘的，但自1997年以来非国有企业也很少出现破产的，它们抓住了总需求扩张的机遇，全面提升产品的等级来迎合高收入阶层的需求，房地产投资、计算机网络和通讯、号称高科技的营养品和药品的生产等，不仅提高了资产值，而且大幅度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而创造出需求，基本消费品工业则只能依靠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增加出口，实际上基本消费品生产面临需求的全面萎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决不意味着否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发展高科技领域和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国近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所带动的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实际上也起到了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作用，但问题是，这种高科技产品的发展不应该在高收入阶层中循环，不应该总是“资本密集型”的和卖如此之高的价格，这只会使资产值更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这使高技术产品很难扩散到更多的人群，企业也只能不断地更新换代，而且这种“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会减少就业。
对于1998年以来的消费需求下降，经济学家大多都是从总需求而不是有效需求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需求不足是由于工资在收入中的比例下降和农村收入增长过慢造成的，但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分析，似乎只要提高消费支出而增加总需求就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政府采用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降低利息率、通过股市的财富效应带动消费、大规模增加房地产按揭贷款等方式刺激消费，这些刺激消费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可以增加消费支出和总需求，但并不能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而且使资产值进一步提升。按照前面的理论分析，在市场经济中是不能让富人高消费的，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自动调整的机制来限制富人的消费，因为富人的消费越多，他们的收入就越少，但近年来在我国的情况却是，富人的消费越多，他们的收入就越多，因为富人的消费支出只在富人圈里循环，并且造成工人的工资收入更低的状况。
目前在我国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富人挣钱太容易，而他们花钱又太大方，这是极为不正常的。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从1999年，政府为了增加总需求连续3年通过财政支出大幅度地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以提高消费需求，这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总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趋势是明显的，因为当经济增长率超过8%时，这种政策才取消。这种转移支付的方式能不能提高总需求呢？这种政策在短期当然可以增加消费支出和扩大总需求，但在长期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是极为不利的。按照前面我们对货币量值生产函数的分析，在我国GDP增长率一直在8%左右的条件下，如果工资总额不变，则工资率的上升必然要减少就业或带来失业。由于公务员工资的大幅度提高，虽然使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从统计资料看，1999年后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基本稳定，但主要是由于公务员的工资提高造成的，如果减去公务员工资的提高，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这显然不利于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公务员工资的增加是带动了消费，但却不能带动就业，因为公务员工资的增加只能来自国家税收，而税收又来自企业，从而加大企业的成本，企业虽然增加了产品的销售，但却不能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增加就业。而且公务员并不属于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支出可能更多地用于购买“高科技”产品，这对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不利的。用最简单的话说，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则为公务员长工资必然使失业增加。
这种分析可以用于其它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法调节总需求的政策。当然，在面临严重的失业情况下，政府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补贴是绝对必要的，但必须知道这种政策并不能解决有效需求问题，有效需求问题的解决依赖于降低企业的资产值和提高企业中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而不是靠社会保障体系和转移支付。近年来，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比如征收利息税、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包括最低工资法和进行各种价格、住房补贴，可以说对这一问题是极度重视的，但取得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因为这些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调节有效需求、从而调节收入分配。
对三农问题也是如此，光靠各种修修补补的政策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解决有效需求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在农村实行全面的货币化，而这些都依赖于名义GDP的高速增长，三农问题正是由于自1997年以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城市化过程大大放慢造成的，而目前的结构性失调又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货币化向农村发展。
自1998年我国失业开始大量增加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按照教科书原理异口同声说要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增加就业，这种劳动密集型行业就是第三产业或劳动服务业，它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各个地方政府也以安置下岗职工为由出台各种政策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使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大大加快。从有效需求的角度看，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等行业是高收入阶层的需求带动的，并产生更高的收入，这些收入只在高收入阶层中循环而不会增加就业。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是不是起到增加就业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它可以解燃眉之急。但这种劳动服务业是否真的就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能够改善目前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在前面对有效需求的讨论中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教条提出了否定，现实中并不存在用价值单位计量的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划分。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斯密就提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李嘉图也与马尔萨斯就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其含义是必须通过资本积累增加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劳动，而减少那些由地主或封建贵族所豢养的仆人等非生产性劳动。显然，目前对于我国的工人和农民来讲，他们更需要的是消费品而不是服务，目前的第三产业并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是低工资行业，而且许多是为高收入阶层服务的。虽然象前面提到的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模型那样，服务业可以通过转移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需求，但这却是以高收入阶层有更高的收入为前提的，从而并不能增加有效需求，很明显，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对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改善有太大的帮助，而且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容易带来货币拜物教，形成对低收入阶层的歧视，这在发展“第三产业”时是需要注意的。
同样，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经济学家也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资源禀赋说，提出根据比较利益原则我国要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可以增加就业，但目前我国的出口每年以超过GDP增长率1倍以上的速度增加，但有效需求不足状况并没有改善，近一半的GDP出口换回来的只是供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和面临贬值的大量外汇储备。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如果照搬过来肯定会出错。
上述问题使目前我国经济出现了各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增加投资会在房地产和富人圈里循环，增加信贷则会继续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使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增加，提高人民币汇率又可能使出口减少和失业增加。从2003-2004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即一旦放开投资和信贷，房地产投资就大规模上升，这会使已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更为严重，而要解决农村的城市化和失业问题又必须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使宏观经济政策遇到了两难选择。对于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和政策上两难选择，在主流经济学中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采用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甚至对这些问题都无法分析，因为这种生产函数的思路与有效需求问题是对立的，即越按照资源约束的方法去调整这些问题，有效需求问题就会越严重。
由于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逐渐拉大，近年来，在学术界开始讨论“新自由主义”问题，其背景正是由于拉美国家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而导致目前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出现了贫民阶层的严重社会问题。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倾向是特别值得警惕的，因为在经济衰退时特别容易产生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下降而引发社会问题，这种拉美化正是马克思针对1825年英国经济危机后出现的贫困化的分析，而且这种贫困化会带来“货币拜物教”、“劳动异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后果。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当出现经济危机时采用经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必然会导致这种贫困化的严重后果。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反对新自由主义倾向和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思路而盲目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也会导致滞涨和当前我国经济中产生的这些问题。因此，目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绝不意味着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产生疑问，我国目前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货币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政府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管理加速我国的货币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就目前我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来讲，最主要的是资产值过高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而使本来就不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难以运转，这必须依靠政府的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只要我们抛开主流经济学的观念，按照有效需求分析的思路重新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我们就可以找到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方法。我们这里正是要从有效需求问题出发，对当前我国经济的运行和问题进行分析，以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