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言杜润生未尽之农地改革（政治）史！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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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长任上

    从1983年3月到1987年7月，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

    在省长任上，王郁昭先后与两位省委书记搭档。同时上任的省委书记黄璜，是新进的省委常委，也是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担任省委书记时四十六岁，比王郁昭年轻十岁。他原来是县委书记，提拔为地委副书记后即进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学习尚未结束时即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在原来的班子方案中，他是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这种不拘一格的官员任用，是八十年代的重要特点。那时，官员提拔的台阶尚未形成，越级提拔很常见。现在，这种提拔的台阶次序是很清晰的，比如不担任同级副职则一般不能担任正职；位置之间的移动轨迹也是基本清晰的，比如虽然是同级，一般先担任副省长才能担任副书记，或者先担任非省委常委的副省长再担任常委副省长。黄璜担任省委书记三年，因为受到省委秘书长案件的影响，被调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调来了新的省委书记李贵鲜。李书记原来是辽宁省委书记，也是一个年轻的省委领导。在谈到与两位省委书记的配合时，王郁昭说，不论是黄璜书记，还是李贵鲜书记，他们相处得都很好，个人间彼此尊重，工作上积极配合。

    尽管王郁昭认为与省委书记合作很好，但是，在安徽省内省外，关于他和省委书记的关系，还是有不少议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郁昭调任北京之前，我就听到过一些议论，说他在省里很强势。有一次，我随一位副部长到安徽调研，晚上一位农口负责人请吃饭，席间谈到了省长王郁昭。他说，在安徽，省委书记的批示往往被有关厅局长压住不办，要等省长王郁昭的批示来了以后再定怎么处理。现在，王郁昭聊天时，时常谈到二十几年前当省长时的陈年旧事，我曾问他是否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不知道。即便有，也不说明我和书记关系不好。但是，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都可能发生，因为一个厅局长在接到省长或书记的批示时如何处理，要考虑很多因素。”王郁昭从来不认为自己与省委书记关系不好，不因为自己资历深、情况熟，就对省委书记不尊重。他说，那时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排位靠后，他的压力很大，工作特别努力。

   关于王郁昭在省长任内的表现，社会评说自然不会一致。但总体上，他被认为是一个敢负责、有魄力的省长。特别是，在他离开安徽二十几年以后，省里上下议论到这些年的领导，不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能做事的人”。常言说，做事和做官并不是一回事，善做官者未必能做事，能做事者未必善做官。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党委和政府的混合领导是现在体制的重要特点，但是，不论从建政之初说起，还是从改革以来说起，党委和政府之间的领导功能界定，虽然原则上可以说明，实际上混沌不清。就运行机制来说，党委和政府的分工其实并不清晰，党政两个主要领导之间远未形成制度化职权配置格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如何做事和如何为官，其中是非成败，不论本人或外人都殊难分说。

在王郁昭担任省长后期，中纪委接到关于他的举报。举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文革中间“批邓”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整党刚刚结束，文革中的表现仍然是领导干部考察的首要因素。举报中另外的问题，说他在用人上拉帮结派、工作上作风浮夸等。谈到用人问题，王郁昭说：“有人向上反映我的问题，说我在安徽势力太大，并说在地市、厅局的领导人中，我的学生就有八十四个。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在大学教书十几年，学生非常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什么领导。有人向中央反映：王郁昭在长江路上一呼百应。”长江路是省委省政府门前的一条马路，是省会的主要道路。王郁昭晚年曾多次感慨，对于此种非议，当事者本人是无法辩解的。

    1987年5月，中纪委派出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组到合肥后，先与王郁昭见面并说明来意，王郁昭表示积极配合，照常工作。文革中“批邓”问题说来话长，但并不复杂，且已经有过处理。1976年初，邓小平在短暂复出后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王郁昭作为地区革委会主任，在省里一次会议上做了“批邓”发言。早在1978年，王郁昭就被告过，告状者曾是地委班子成员，说王郁昭“批邓”很积极，并且与“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有密切关系。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他看了信后曾派人查过，说没有问题。这个人就又告万里，把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院。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决定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由省纪检委副书记做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公安厅副厅长做副组长。调查组调查两个月后，省委常委会听工作组汇报，王郁昭也被通知参加这次会。万里在会上说：“调查证明，这是诬告，诬告必须反坐，要承担责任”，会议决定把这个人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在滁县开了群众公开审判大会。王郁昭当省长后，告状在继续，其中既有原来的告状者，也增加了新的告状者，但大致上都属于过去地委的班子成员。这正是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由头。

    但是，为什么这样旧事重提的举报能够再起波澜，而且构成巨大杀伤，似乎很难理解。小举报终成大气候，是需要条件的，问题的背后想象空间很大。一般来说，此类事情的背后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过往的官场积怨、当下的权力纷争、上层背景的嬗变等等因素共同作用，终于使过去的小事演绎为现在的大事。

    王郁昭回忆说：“为了查我的‘反邓’问题，中纪委工作组约谈了很多人，去了几个地方，还查了当初的档案。我当时在省里的‘批邓’发言材料，大部分内容是从南京军区的一个批判材料上抄来的。后来，我就出访欧洲了，一回到北京，就被通知调离安徽。决定调离我的时候，调查还在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问题。我走了以后，工作组就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外出调研的旅途中，王郁昭遇到一位当年的调查组成员。他对王郁昭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调查组正在查，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突然把你调走了。我们觉得，总应该把调查搞完，有问题或没问题有个说法，然后再调人好说些。这样做事很是莫名其妙，搞得我们很不好下台。”

    王郁昭对于这次调查和调动的不满是显然的，但是甚少表达。我还在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有一次上班路上，我们在车里，不知道怎么聊到这次中纪委调查。他感叹到：“想想彭德怀，也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功劳再大，也大不过彭德怀；案件再冤，也不能冤过彭德怀。我这点委屈，实在不算什么。党内斗争就是这样。”关于这次调查的结论，中纪委在两年多以后才正式告知他本人。

    中纪委谈话

    王郁昭离任省长后，中纪委调查组即风流云散。调查结果如何，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结论，既无任何说法，也无人提及，更没有人找王郁昭谈话。从所谓组织原则来说，应该与被调查者见面沟通。王郁昭当然很关心这件事，但中纪委不找他，他也不便找中纪委，照常工作而已。

    1989年秋的一天，也就是调查结束两年多以后，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不久，中纪委约请王郁昭谈话。与王郁昭谈话的是当年中纪委调查组负责人，已经是中纪委副书记。谈话就在中纪委所在地官园的一个会客室里，内容很简单。这位副书记说：“关于当年有人举报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查清楚了。但是，拖到现在才谈话，很是对不起。我们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不需要做任何组织处理。谈话拖了两年，很对不起，向你表示道歉。”这位副书记又说：“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你看是否需要个文字材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出一个文字材料。”王郁昭考虑了一下，说：“既然工作组已经查清了问题，还了我的清白，文字材料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作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既然有人告状，那么就应该调查。”中纪委谈话后不久，国务院一位领导也找王郁昭谈话，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撤销九号院机构，让王郁昭负责清查处理和遣散分配工作。

    发生在1987年夏的中纪委调查，到1989年秋才谈话，期间为什么要拖延两年多，王郁昭并不很清楚。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曾对他说过一些情况。陈作霖是王郁昭的老同事、老朋友。1970年代中期，他们都在滁县地委工作，陈作霖是地委书记，王郁昭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后，两人同住在一个部长大院，时有见面。调查组回来后，中纪委内部曾考虑让陈作霖找王郁昭谈话。但是，陈作霖没有同意，说：“当初派工作组去查，我就不同意，因为告状信说的主要问题，我是清楚的，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就查清楚了。现在让我去谈话，不合适。”后来，中纪委内部又有人提议让另一个副书记与王郁昭谈，这位副书记也不肯谈。这样，就拖下来了。到了1989年秋天，再不谈话就要直接影响王郁昭的工作变动，所以，就安排了当初的调查组负责人出面。王郁昭认为，如果没有九号院里的机构撤销，不是让他来负责清查和善后，也许这件事就不再提及，当年那次长达两个月的中纪委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纪委调查可以说无功而返，但是，问题依然不好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派出调查组，调查组与王郁昭的调离有什么关系，似乎扑朔迷离。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有人告状到中央，中纪委派了专门的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然后，王郁昭被调到北京。那么，通常就会认为这与告状有关，或者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这种判断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告状已经持续数年，为什么前几年了无声响，这次却能兴师动众？更重要的是，调查没有发现问题，就决定调离了。可见，调动与中纪委调查关系不大。也许，这种调动背后有更深厚的意蕴，调动与调查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是一种虚假相关。

    关于王郁昭调离安徽的原因，在后来若干年中，一些有关或无关的官员，在不同场合有所议论。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我也听到不少说法，但对此事有较多了解，则是源于1991年秋天的一次出差。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带领一队人马在南方考察农业工作，随行的有五六位副部长，还有几个省的副省长，王郁昭也参加这次了考察。五六天的行程中，有在农村的实地考察，也有座谈会，晚上则往往是休闲放松的安排，如酒吧闲聊、打牌或者打球等。我从一些茶余饭后的议论中有所领悟，1987年王郁昭的调离并非个别，而是涉及十几个人的系列调动，既包括一些省的领导人，也包括一些中央部委的领导人。一位来自东部的副省长的经历更堪玩味。当时，他是中部某省的省委副书记，四十五六岁，可谓意气风发。中组部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调他到东部某省一个地级市担任市长。这已经不是平级调动，而是直接降级降职。他问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回答说不是犯了错误，他问那为什么这样调动他，中组部领导的回答是：这是工作需要，你年纪轻，要能上能下，多多磨练。就这样他就当地级市长去了，当了两年市长，他又当市委书记，当了一年市委书记，他又当回了副省长。他是王郁昭的好朋友，考察期间常有聚谈。这些调动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一些相当层次的官员，在议论这波官员调整时，往往要说到当年那场中国政界的大地震。年初，胡耀邦总书记突然去职。随着总书记和总理的变动，万里的位势也有变化。高层政坛的剧变也直接影响到部门和地方。个中情势可谓玄机深重，不仅外界人士难以明察，即便这些被调动的当事人，虽然身为高级官员，也往往不明就里，甚或一知半解。至于笔者本人，因为经验和视野的局限，更不敢妄作解人。官员谱系的演变机制或者说运作逻辑，也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因为公开透明的竞争性选举无足轻重，封闭的内部博弈则显得纷纭复杂和迷糊朦胧。要窥探和展示其中机理，委实困难重重。这也正是中国政治研究的艰辛所在。

    谈到当年的调离，虽然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王郁昭从未抱怨纪检部门。后来，我若有所悟。纪检行动根本上是政治过程，而非法律过程。作为政界要员，被举报或者告状总是会有的。但是举报本身并不重要，或者说，举报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举报经常发生，重要的是查或不查；问题经常发现，重要的是处理或者不处理。若翻转角度看，则有另一种运作轨迹，不是因为有问题而决定处置，而是因为要处置而寻找问题，问题本身并非决定性力量。这其中不同因素互为变量、互为因果，演变机制和配置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在西方，这种出神入化的决定性力量首先是选举；在中国，这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或者说各种力量的逻辑关系如何展开，于探究者而言是莫大挑战。

    王郁昭的遭际常常使我陷入迷惑。在中国，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何其复杂，“法治”往往成为政治之一部分。一方面，官员被处理是因为违纪违法，违法和被处理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另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现实生活中违法违纪者甚众，且官员变质并非一日之功，有关部门也非完全闭目塞听，但是，是否查办、如何惩处，则取决于政治的考量，而非法律的严格沿用。法治承认的是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本身是确定的，文本清晰、程序明确、标准统一，司法过程不过是技术性过程。但是，政治过程则是不确定的，区敌划友，形格势禁，较量博弈几无定则。用卡尔·施米特的话来说，政治无非就是处理极端的冲突以确立秩序，但是如果任何冲突都需要纳入政治过程，那么政治也就被湮灭在无尽的琐碎之中，而无法真正去面对根本性问题；所以，人们需要不断地将已经在政治中成熟的规则通过法律、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以后再有类似的问题就直接依照现有的法律或者行政规范加以处理。但是，如果法律成为政治的武器，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使用或者不使用，那么法律自身的权威将无法自立。在一些现实的案例中，被惩处者往往忏悔“跟错了人”，而不是“做错了事”，似乎暗示了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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