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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了清查和遣散之后，王郁昭仍然在九号院办公，还用原来的办公室。由部分农研室人员组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也继续在这个院子里办公。1998年初，根据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农村部迁至原来的外交部大楼。在所有原来九号院的工作人员中，王郁昭是最后离开这个院落的。他从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退下来一年后，也离开九号院。从此，九号院与农村研究再无瓜葛。
也许，退休生活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情本色。王郁昭晚年，孜孜不倦的事情是写作。刚退下来的几年，他经常参加调研和会议，写了不少建言献策方面的文字。有的通过内部渠道送到高层，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曾多次批转；有的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纪念改革30周年的时候，他写的征文入选并得奖，受邀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改革30年纪念大会。那次征文活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只入选两篇。最近几年，王郁昭主要写回忆性文章。他的回忆录，书稿写了五十几万字，由打字员录入电脑，他自己再审阅校对。他晚年写作的习惯是，用铅笔写作。三年写了五、六十万字，都是用铅笔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写回忆文字的同时，他仍然也写一点文章发表。不久前，我去家里看望他，他的夫人贾粹华戏言：“老头子这一年，开了一个刀，写了三篇文章”。年初的时候，他被发现胃癌，住院手术一个多月。所写三篇文章，一篇是回忆文革中当农民的生活，给了地方党史部门；一篇是谈当前农民工问题，提交作为会议论文；一篇谈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表于报纸。
一段时间里，王郁昭曾想学习电脑和上网。他很佩服朱厚泽，因为朱厚泽很早就使用电脑。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经常见面，有时也一起去外地走走。他知道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报刊上看不到的东西。我教过他几次，但是终于还是没有学会。他很关注国内外大事和热点问题，每次见面聊天，都会问到最近有什么情况，如果我刚从国外回来，他就会问起国际有些什么新动态。通常，他的提问很空泛，如“你最近都听到什么了？”一般来说，这类问题很难回应，但我知道他的意思，由此开始某种讨论或者他的回忆。这几年，他有一个变化，谈现在，他的话明显少，谈过去，他的话则很多。当下的事情，比如这几天或者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容易淡忘模糊；但是，以往的事情，那些十年或者几十年前的经历，记忆则非常清楚。有的事，我在20年前就听他讲过，但今天再讲，依然清晰准确，甚至细节都不差。
2011年岁末的一个下午，王郁昭来到我的办公室，讨论他的回忆录书稿。中间，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这个朋友是一家杂志社的总编。他说广东乌坎事件发生了重大转折，农民的基本诉求被政府接受，“村民维权理事会”由被宣布非法变为被政府承认。这位朋友认为，乌坎事件意味深长，其在政治改革上的历史地位，堪比当年安徽小岗村在经济上的历史创举，或者，中国的农民组织和村庄自治，由此开启了新时代。这家杂志社拟于近期召开一次小型研讨会，主题即为 “从小岗到乌坎”。同时，希望能够邀请王郁昭参加这次会议，请他结合“小岗”谈谈“乌坎”。
放下电话后，我和王郁昭开始议论乌坎事件。我们从乌坎事件聊到了仁寿事件。1992年末和1993年初，也是在一个深冬季节，四川仁寿发生了农民抵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严格地说，这是改革以来震动高层的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在此之前，因为税费负担引发的农民抵抗，基本上都是个体的，如发生农民自杀等。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仁寿县为修路强制农民集资缴费，农民张德安以中央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的政策规定为依据，走街串巷奔走宣传，动员农民抵制。上万农民奋起反抗，堵塞公路和围攻乡镇政府，冲突激化并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进行高压宣传，一方面想方设法抓捕张德安。事情报告到中央，万里说：这个张德安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地方政府的做法很愚蠢。于是，因为万里的表态，政府的处理发生根本转折。随后，国务委员陈俊生主持内部会议提出要求，并在会上传达了万里的谈话。那时，王郁昭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我随同他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谈到：从仁寿到乌坎，可以说是农民利益表达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新飞跃：而从小岗到乌坎，则可以说是农村改革从经济突破到政治突破的新飞跃。农民在变，政府也在变。农民与政府的关系，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突破或者激变，或可称为中国政治重新建构的开始。说到乌坎农民的新型组织，王郁昭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认为，早就应该实现真正的基层自治，就基层直接选举来说，仅在村庄很不够，不仅应该在乡镇层面，而且应该在县的层面，推进直接选举。
我想起朋友在电话中的委托，鉴于王郁昭的特殊身份，作为当年支持小岗村农业“大包干”的地方领导人，现在来谈乌坎事件，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我建议他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婉拒了。他表示：老了，听力很不好，无法正常听会，说话也跟不上。说：“你们来吧，我从心里支持你们。”看着他的神态，我想到杜甫的《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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