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自县长起步
王郁昭从担任县长到担任省长，经过了十三年，其中县里工作五年，地区工作八年。从大学讲台到主政一县，是王郁昭的人生转折，更是他从政的起点。如同在地区经受了农业大包干的考验一样，在县里，他经受了另一种考验。
1970年春天，在经历了“文革”前期的冲击折腾之后，王郁昭全家下放到淮北一个村庄当农民。这是一段平静的日子，每天像当地普通农民一样劳作和生活，简朴单调，轻松悠然。他甚至开始喜欢这样的活法。秋天，突然接到省委通知，让他到滁县地区全椒县，向那里的省委工作队报到。通知是一个简短的电话，未说所为何事。他对于这通知有些吃惊，对于去全椒也有些迟疑，没有立即动身。又过了五六天，省里又来电话催。于是，他背上挎包，经过一天的公共汽车颠簸，到了全椒。这才知道，让他担任省委驻全椒县工作队队长，并准备留下来担任全椒县革委会主任。
当时，正处“文革”中期，全椒县乱得全省闻名，因为派性严重，联合不起来，成立不了“革委会”，社会经济秩序也很差。在这种情况下，王郁昭被点名派到全椒。提名王郁昭到全椒的人叫杨晓椿，当时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直接领导省委工作队。他想到王郁昭，是因为1964年搞“四清运动”时，王郁昭下派到一个公社，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汇报工作，给杨晓椿留下较深印象，但彼此并无个人交往。杨晓椿点名王郁昭，是王郁昭到全椒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的。作为省委工作队长，王郁昭的首要挑战是协调整合全椒县上层各种力量，实现所谓“革命大联合”，标志是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那时，全国来讲已经没有县委县政府，派系组织林立，政权秩序混乱，高层正致力于通过整合派性组织、成立“革委会”，以重建地方政权。“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之后，如果说中央有什么自上而下的问责考核，也许核心内容就是看是否实现了这种联合。经过复杂的协调，通过形式上的选举，革委会终于成立。成员有二三十人，主任一人，副主任四人，也有造反派组织领导人在其中。县里还有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是县武装部政委，属于当地“支左”部队的领导人，对于地方日常工作介入较少。军人担任县党委的核心小组组长，基本作用是军队掌控地方，以使得各方力量的对立摩擦有所缓和，具有以军监政的作用。王郁昭同时是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从全县工作来说，大事情要经过核心小组开会，但是核心小组并不经常开会，开会也没有什么规律，以主任为首的革委会主持县的全面工作。
革委会成立以后，王郁昭面对更大的挑战，是恢复全县社会经济秩序。人们知道他是一位大学教师，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也不懂工农业生产，初期舆论并不看好。但是，两三个月以后，人们的看法开始改变。他上任不久，一个造反派首领，在县革委会开会的时候，带领一些人围攻县领导，把王郁昭等人堵在办公室里，指责谩骂一整夜。次日，王郁昭报请地委同意，将这几个人抓了起来。接下来，又抓了一位造反派首领，因为有人举报此人奸污女知青。为了扩大影响，他还决定在县城召开公开审判大会。因为这两个造反派领袖在全县赫赫有名，印刷厂为公判大会印布告的时候，工人不敢印，王郁昭就自己到印刷厂去解释，打消印刷工人的顾虑，亲自安排印刷和宣传。随后，还抓了一个村支部书记，这个人也是县里有名的造反派人物，带领一些村里人砍了树，县里以滥砍滥伐的理由把他抓起来了。这几件事的处理，震慑了不稳定力量，树立了政府的权威，为经济社会秩序打下了基础。
王郁昭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文革”中间，社会很乱，老百姓很盼望恢复秩序，关键是看地方领导。对于领导人来说，当时抓人在程序上相当简单，因为没有法院和检察院，抓人不需要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县革委会下面有个“人保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县领导做出抓人决定，安排“人保组”去抓就行了。但是对于县领导来说，这个决定是很难做的，因为抓人要担责任，特别是抓造反派的人，风险更大。这些人头上有光环，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闹革命”，抓他们需要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如果抓不好，会出更大乱子，成为“打击革命群众”，这是很大的政治罪名。他还提到，1975年万里担任铁道部长时，解决徐州铁路枢纽瘫痪的问题，关键措施也是抓了造反派的主要领导人，而且大张旗鼓地抓，抓了还开公判大会，抓了大造反派，震慑了小的造反派，大家才能搞生产，火车才通了。
在基本建立了正常的政府运行以后，一般社会问题就比较好处理了。为了恢复农村社会秩序，王郁昭利用一起事件大做文章。皖东农村有一个陋习，婆媳吵架而媳妇自杀，娘家人就会来婆家抢粮食、扒房子，王郁昭抓住这个事件，在全县农村张贴告示，同时安排广播宣传：有问题找政府，不准借机闹事，不准抢粮扒房，否则严厉惩罚。广播宣传，大造声势。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全县政治环境明显改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民心得到稳定。县政府有了权威，王郁昭本人也获得了信任。县里的人们开始说：“看来这个文人行”。在这个基础上，王郁昭抓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特别是治理危害多年的淮河支流襄河，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全县粮食产量迅速攀升。三四年的时间，全椒从社会秩序乱、生产落后的后进县，成为全省闻名的先进县。
1975年春天，王郁昭担任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此前，地委书记陈作霖找他谈话，说：“你准备到地区来担任革委会主任、地委副书记。全椒县你来物色人选，接你的班。”不久，省委的任命文件就下来了。到地区后，地委书记陈作霖负责应付造反派，稳定大局，因为经常有造反派冲击政府；王郁昭负责抓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等。1978年春天，王郁昭担任滁县地委书记。这时，“文革”已经结束。王郁昭清楚地记得，地委在两天里接连收到两个省委文件，第一天来了一个文件，任命王郁昭为地委书记，免去原地委书记的职务。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文件，任命原地委书记担任另一个地区的地委书记。接到任命文件前，王郁昭本人毫不知情，更没有省领导找他谈话。之前，省委没有派人下来考察，更没有现在提拔前的民主推荐和民意测评等活动。
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王郁昭先后担任县和地区主要领导。说到这个时期的官场，他时有感慨。不论他被提拔，或者他提拔别人，程序很粗放，过程很简单，但是用人风气似乎相当清正。王郁昭介绍，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在管理干部方面相当信任下级。有一次他来滁县视察，王郁昭汇报工作，说到地委班子需要调整。他说：“你马上拉个条子出来”。王郁昭写出建议名单，交给他的秘书。回到省里不久，省委的任免文件就下来了。我曾多次与王郁昭谈到干部制度问题。从今天来看，当年的管理显然过于简单随意，制度化很低。现在的干部任命，程序日益复杂严密，民意测验、投票推荐、组织考察、任前公示等等，过程繁复，还有种种约束性规定。令人费解的是，当年程序简约，却甚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在程序严密，却盛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或者说，为什么这些繁复的程序和严格的标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为违规的操作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空间？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
提携者
王郁昭晚年谈到自己的从政道路，他认为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杨晓椿，一个是万里。“文革”中间，是杨晓椿偶然想起他，并把他派到县里，决定了他从大学教师到地方官员的转折。王郁昭晚年曾专门写文章纪念杨晓椿。应该说，杨的影响很关键，但也很简单。谈到万里对于他的影响，则深远复杂。万里影响了他从政生涯的路线轨迹，影响了他改革中的作为，也影响了他的思想。他与万里的交往过程，也许能展示变革时代中国政治的某些特质。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王郁昭是滁县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此前，王郁昭与万里素不相识。1978年2月，也就是万里到安徽之后大约半年，王郁昭被任命滁县地委书记。显然，这可以理解为万里对王郁昭的提拔重用。此番任命之前，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从来没有单独与万里谈过话，见面也只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王郁昭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万里，是1977年6月，在省会合肥，这是万里上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见面会，所有的地区和省直厅局负责人都参加会议。第二次见到万里，是同年8月，也是在大会上，万里出席省委省政府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同时也是为文革中的“支左”部队送行。会后，一位省委副书记找王郁昭，说滁县地委落实农村政策的几个文件，万里看过了，认为很好，让王郁昭回头将这几份文件集中编印成册，送到省委。后来，万里批示：“这些政策措施很好，是良好的开端。转发其他地区参考。”这时，王郁昭虽然没有机会与万里单独见面，但知道万里对于滁县的工作是肯定的。
作为地委书记，王郁昭第一次与万里单独见面交谈，是一个偶然机会。1978年4月，滁县地委一名副书记奉调北京工作，王郁昭到省会合肥为这位副书记送行。晚上，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让他去万里住处。直到现在，王郁昭也不知道万里何以得知他当时在省会，因为他去合肥没有报告省委办公厅。晚饭后，王郁昭去了稻香楼宾馆。万里在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一直住在稻香楼宾馆。那天晚上，他们谈了有三个小时。谈话主要内容是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王郁昭汇报了滁县地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加强生产责任制的政策措施，在地区内部称为“三个秘密武器”。万里让王郁昭把这些做法写成材料给他。后来，万里到滁县视察。当时，皖东大旱，持续数月。秋天，滁县一些地方对农户搞“借地种麦”，其实就是家庭承包的最初形式。“大包干”可以说由此而来。1979年3月，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曾给万里打电话，批评安徽的家庭承包，当时万里就在滁县考察。北京来电话的时间，是一个晚上，王郁昭正在陪万里看京剧。万里接完电话后告诉了王郁昭并交待了应对原则。
1980年早春，万里调离安徽之前，又来到滁县，王郁昭陪他看了两个县，一起来到了小岗村。此前的秋天，在王郁昭的强烈要求下，在万里的积极支持下，安徽省委正式批准“大包干”。在小岗村，万里走访了一些农户，看到大包干带来的惊人变化，说了很多支持和鼓励的话。在送行的路上，万里谈到他即将到北京，也谈到邓小平对他信任有加。万里走时，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在会上表示，继续执行和推进万里推动的改革政策，并用了一句农村俗语来表明心迹——“前边的乌龟爬条路，后边的乌龟跟着爬”。
但是，令王郁昭和其他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万里走后仅仅个把月的时间，新省委第一书记态度陡变，转为反对家庭承包。很快，一些地县纷纷纠正原来的“错误”，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时候，王郁昭不断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指责批评，滁县地区很孤立。这段日子王郁昭很难过、很苦闷，甚至想到过撤职。我曾经问：“万里一走，省委态度大变，这个情况万里是否知道？”王郁昭说：“当然知道。我曾经打过电话，向他的秘书谈过，但是没有机会与他本人讲话，更没有机会见过面。万里曾派专人来安徽调查过，派来的人写了调查报告，肯定了家庭承包。万里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这篇调查报告，但是被省委第一书记拒绝了。”王郁昭又说：“北京和安徽的变化是相通的。那段时间，万里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说到为什么新任省委书记对家庭承包态度骤变，王郁昭分析，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正在发生意见分歧。新书记后来在一次内部会上说，他曾经征求过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家庭承包不是大方向。当时，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在第三期上发表了农委副主任杜润生的署名文章，也不赞成包产到户。文章说：“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当前有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我们的意见是，坚持中央《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文章接下来解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又有群众基础的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再退，就要认真考虑。”文章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来，改变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现在，虽然对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有不同解释，但在当时，就文章本身而言，作者是农业部门领导人，发表在权威性政策刊物上，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立场对地方影响巨大。事情的转机是邓小平那次著名谈话之后。此前上层纷争的细节，王郁昭表示：万里当然应该是清楚的，不过万里并没有对他具体说过。1980年秋，以中发75号文件为标志，大包干在中央层面获得政策认可。此后，一直到1983年春天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之前，王郁昭与万里没有见过面。
1982年4月，王郁昭成为安徽省委常委。事先，本人毫无所知，是在看到中央任命文件后才知道。谈到这次提拔，王郁昭并不认为这是省委第一书记对于他的肯定和赏识。因为到1982年初，改革大局已经确立，大包干已经得到全面肯定。在这样情况下，省委调整领导班子，有三名地委书记进入常委，王郁昭名列其中实属必然，甚至是不得不为。在这个过程中，万里是否直接为他说过话，王郁昭本人不知道。进省委常委后，王郁昭继续担任地委书记，依然在滁县工作。将近半年之后，他到省里上班。但是省委没有给他分工，没有具体职责。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做一些改革宣传方面的事情，直到次年春天担任省长。
王郁昭调来九号院后，没有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1987秋天十三大之后，万里基本上离开国务院，不再分管农村工作，于次年春天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此后，王郁昭与万里的工作联系，主要是编辑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和编辑万里文献。1991年下半年，王郁昭参与主持“新时期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的编辑工作。最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提出了初步入选篇目。这些入选篇目有近百篇，包括万里的文章讲话九篇，田纪云的文章讲话六篇。但是，有关部门提出的入选篇目，万里、田纪云均无文章入选。王郁昭提出了不同意见：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万里都是党中央国务院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领导人，农村改革是在万里主持下具体推进的。选编农村改革的重要文献，不收录万里的文章讲话显然不能反映历史。1988年初，万里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以后，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到文献选编时，田纪云依然在主管农村工作。在文献选编中，不收录田纪云的文章讲话也显然不合适。王郁昭表示：如果有关部门固执己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退出文献选编工作。后来，经过进一步磋商，万里和田纪云各有三篇文章讲话入选，这本文献选编正式出版发行。1993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编辑出版《万里文选》。经时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协调安排，“文选”组织了单独的编辑班子，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担任编辑组长，王郁昭担任编辑组副组长。
王郁昭调来北京以后，与万里的交往显然增加。春节，王郁昭会去探望万里；平时，有些情况下也会去万里家。与万里办公室的联系，一般都是他自己与万里的秘书通话，我担任王郁昭秘书的后期，与万里秘书逐渐熟悉，有时我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他去万里家里，有时候是为了一些具体事情。前几年，安徽在小岗村建立大包干纪念馆，想请万里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先是省里有关领导直接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万里没有答应；随后，省里又通过中央有关部门联系，万里还是没有答应。无奈之下，省领导找到王郁昭。王郁昭去了万里家里，对万里说：“这个题词你要写，你不写谁写？只能由你来写，别人写都不合适。”万里听了王郁昭的话，说：“好吧。”让秘书拿了一张白纸，再找了一块硬纸板垫在腿上，坐在沙发上，写了“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更多时候，王郁昭去万里处，没有什么具体事，就是探望，聊一聊。记得有一次，王郁昭探望万里回来的路上，我问谈什么了，他说：“也没有谈什么，就是闲聊，谈到反腐败。万里说，现在的问题是反腐败部门本身也腐败”。
2011年初冬，王郁昭又回到安徽，重访当年工作过的全椒、滁县（现为滁州市）等地，虽步履蹒跚，但兴致勃勃，见了诸多旧友，谈及许多往事。回到合肥，我们住进稻香楼宾馆。饭后，从三十几年前第一次在稻香楼与万里夜谈，谈到最近一次探望万里。最近的探望是数月前，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人民大会堂的这个厅很有名，文革中间毛泽东曾经住在这个厅。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经常在这个厅打桥牌，有时也在这里请人吃饭。这天，他约王郁昭到这里见面。说到这次探访，王郁昭感慨：“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万里比我大十岁，今年九十五岁了，行动不便，特别是耳朵不好使。我的听力很差，他的听力更差，两个人谈话很困难，我们说得很简单，坐了一会儿”。英雄迟暮，风华不再，在外人听来，难免沧然之感。
谈到与万里的关系，王郁昭常说：“外边说得有些夸张，我们的交往很简单”。在他看来，主要是大包干最艰苦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彼此支持，建立了相互信任。从政理念相通，改革同声相求。至于其他，则难以解说。古往今来，官场上朋党系统的生成演化，可谓玄妙莫测。通常首先是政见一致。但是，晚近以来那些年的高层纷争，恰恰是政见一致的重要领导人之间多有不睦，政见相同者和政见相异者之间出现交叉组合，才导致令人痛心疾首的政治悲剧。所以，政争无法成为政治变局的唯一解释变量。政争之外是权争，而权争过程本身殊难扑捉与描述，外部观察者往往望风扑影，无法透彻和实证。还有分析将同乡引以为重要因素，如说万里与王郁昭即为山东同乡。但是，从九号院的故事看进去，重大政策取向的纷争，清查处理过程中领导班子内的矛盾，恰恰在高层同乡之间至为激烈。看来，政坛力量的演变轨迹及其机制，虽说不无规律可言，却又并无可以套用的研究分析框架，硬要总结通则，委实难乎其难。时下学界的诸多“研究”，不在实证探究方面下功夫，更多是望风扑影和凭空发挥。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