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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商品经济社会，每一个人既是买者也是卖者。可是，作为卖者，我们把商品卖给了谁呢？
这个问题，也许三岁稚子都会回答说：“那还用问，自然是谁给了我们钱，我们就卖给了谁。”
回答的一点都不错。但是，在生活连一个稚子都可以认识到的东西，在理论研究中，却未必为那些研究者们清醒地把握。有人就以为，有很多普通劳动者是把其商品卖给了不对其支付价格的人，而不是相反；而那位对其支付价格的人，因为剥削了那些消费者对“这些商品”所实际支付的价格的一部分，从而发财致富。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却明明还认为，与这些普通劳动者发生交换关系的是那些剥削者们。显而易见，这两个观点不能同时成立，如果我们肯定其中一个，就必然要否定另外一个——因为同一件商品不能同时卖给两个人。
有人会辩解说，普通劳动者卖给剥削者的是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而剥削者是通过对这种劳动力的支配而生产出来的一般商品，并且后者的价值大于前者的价值。应当说，这种辩解似乎可以使上述的剥削理论成立。
但是，我们要注意，如果说剥削者购买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那么，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于剥削者而言就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就如购买母鸡者购买的首先是母鸡而不是鸡蛋一样。
我们这样说显然有三点理由：第一，购买者支付的是劳动力的价格而不是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价格；第二，能够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本身也不是确定的；第三，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价值”同样不是确定的，谁会购买价值不确定的东西？这本身就与购买行为是一个矛盾。
这里的第一点是外在表现，自不必多叙。对于第二点而言，也许有人会产生其就长期而言是确定的念头。如果是这样，那他就等于在说劳动力不是商品。对于第三点，很明显，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一个劳动者，理论上，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生产出同样的使用价值来，但是显而易见，这种使用价值却并不会在任何的时间和地点对任何人具有相同的价值。毋庸置疑，只要你说它是确定的，那么，你就是等于在说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它可以是确定的，那么，购买者何以不会根据这种确定性而为之考虑一种价格呢？这个时候，说劳动力是商品不过是在改换用语罢了——劳动者实际上失去的是这种使用价值以及建立其上的价值而不是他自己的劳动能力。
这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坚持说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价值是确定的，那么，它也只能是对生产者即那个所谓的剥削者是确定的，而不是对另外的其他消费者是确定的。其他消费者不曾直接购买普通劳动者自己所生产的可以对其称之为商品的东西，又怎能与之进行商品的价值评价呢？
对于一个生产者而言，一般地，他即要购买由一些人的体力所能够生产的东西，也要购买一些人的脑力所能够生产的东西（事实上，没有无脑力参与的体力劳动，也没有无体力参与的脑力劳动）。我们以服装生产为例，生产者即要购买普通缝纫工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也要购买设计师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还要购买销售、广告、采购、运输、维修和会计等等一切这个企业所必不可少的人员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把自己的商品卖给生产者之外的服装消费者。这也就是说，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所有的使用价值，如果你可以说它是商品从而具有价值的话，那么也只是对生产者而言尚是商品从而具有价值，而对于生产者之外的消费者而言并不是商品从而不具有相应的价值。事实上，没有人会直接需要他们的任何劳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完全可以直接与这些消费者进行交换而不是与生产者进行交换。
显而易见，对于任何一个生产者而言，随着他对这个企业各个普通劳动者的支配行为的不同和对市场状况的把握不同，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或者说利润率也就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会改变任何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甚至在某种情况下都不会影响到他们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使用价值的状况。但是，把某款服装的目标市场定位于南方或北方，或确定其投放市场的时间较早一个星期或较迟一个星期，都可以决定这个企业的盈利状况乃至其命运。这些可以说与那些普通的劳动者的劳动毫无关系。
一款服装，它的使用价值形态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似乎总是一样的，但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价值呢？这种状态显然颠覆了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这一观念。然而我们无法否定这一观念，因此我们必须从我们所看到的使用价值形态上去寻找原因。
通常，我们所看到的是服装的款型和颜色——我们知道这是设计师和缝纫工努力的结果，然而我们却几乎看不到它其中所凝结的上述销售、广告、采购、运输、维修和会计等等一切这个企业所必不可少的其他人员的努力。这一切都是这款服装形成既定使用价值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有这些还不够，这些并不能必然决定同一款服装在某一市场的价值。
如果我们承认商品的价值具有时空性，那么就等于承认商品的有用性具有时空性，从而这种有用性就绝不是什么商品的自然属性即自然使用价值，而是建立于这个自然属性即自然使用价值之上的社会属性亦即社会使用价值。那么显而易见，在这种商品进入目标市场之前，它们尚仅仅具有自然使用价值而不具有社会使用价值。为这种自然使用价值的形成而付出努力的人们，尽管与生产者进行的是某种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的结束便是双方发生联系的一个社会过程的结束，于是这种交换物的价值外衣便要蜕去，从而仅仅为之留下一种自然的属性——这时，人们尚习惯称之具有的所谓“价值”只是一种对生产者而言的个别价值，而不是一种对消费者而言的社会价值。
随后，在另外的市场上，一个新的社会过程马上就开始了（事实上，也许在这种商品尚未开始生产之时，这个过程就已经在运行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联系的是生产者与另外的消费者。生产者手中商品的新的社会价值需要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换过程来确定——商品的有用性现在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显然，之前人们的努力并不必然决定生产者的利益，也并不必然决定其损失。他们不能决定生产者对于企业相关人员的选择和生产的组织，也不能决定生产者对市场机会的把握，当然更不能代替生产者进行合格经理人的甄别。然而这一切，却直接地影响着这种商品对于社会的有用性。这也就是说，尽管商品的自然使用价值在合理的期限内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可以是一样的，但是，它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即社会使用价值，却会因为生产者的相关行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于是我们可以说，对于那些消费者而言，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确切地说是社会使用价值，是生产者——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所赋予的，从而这个时候无论是损失还是利益皆是属于生产者个人的。
对于生产者的行为而言，其尽管要具有社会属性，但这种行为必然首先要有自然属性——它要消耗生产者的体力与智力并形成某种效果，所谓的社会使用价值不过是建立于这种自然属性即自然使用价值之上。从而，一种商品如上述的服装虽然它的自然使用价值形态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似乎总是一样的，但却因为其中包含的属于生产者的建立于其自然使用价值之上的社会使用价值的不同而其价值有所不同。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下面这样的问话该是多么的可笑：
“为什么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物化劳动量不等于他为换取工资而付出的直接劳动量呢？”
对此我们要问，一，如果不与资本合作，工人能够取得多少直接的劳动量？如果工人能够自己取得超过相当于工资的物化劳动量，他何以与资本合作？二，且不管这些直接的劳动量是多少，这些直接的劳动量必然等于某种确定的价值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普通劳动者需要资本，但有人却不想给资本所有者以报酬，而他又不得不承认资本所有者应当取得报酬；于是，他便要消灭资本家阶级与普通劳动者的所谓对立，以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资本家”。这种幻想的逻辑悖论我们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也许会有人用所谓的商品价格与其价值的有所不同而为那种既定的观点辩护，对此我要说的是，如果是这样，便已经首先颠覆了这种理论本身——这个理论在这个方面恰恰是自相矛盾的。对此本人不打算在这里多费笔墨，若是果然有这样的辩护者，则只须提出一个问题就足够了：试问，你打算如何把关于商品有用性的判断与这种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相背离的说法统一起来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当普通劳动者所生产的商品仅仅表明了其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不是与生产者之外的消费者的交换关系时，后者这种交换关系中的商品就不是与普通劳动者所提供的商品具有同一的社会属性了，从而二者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个商品。就这二种商品的既定关系而言，前者在客观上不过是后者的一种生产要素罢了。而劳动能力，也不过就是个人的一个直接的生产要素。
有必要顺便一提的是：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并决定的理论。这意味着，不同的商品是由不同的劳动所决定的，一个商品的价值，不能由另外一个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决定。那么，就此而言，当一个人把一个商品的价值说成是由另外一个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决定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者吗？显然，这意味着他至少在客观上也持有一种要素价值论的观念，从而与之相关的那种“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的见解也就毫无奇怪了——但是劳动，是某种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对之的使用或支配过程，而不是生产条件本身！
如果收入不能适应劳动，那么劳动就要适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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