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郭树清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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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0小报告


本文是郭树清亲笔撰写，回忆1991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系列座谈会的一篇文章，提及了1991年的世纪大讨论以及那些逆流而上的青年人。

周小川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他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他还结合国内形势，谈到重复建设、中央地方关系、财税改革、工资奖金膨胀等问题。在这个时候，江泽民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大账是谁来算，谁来管？是国务院还是计委算的？按道理计委要算这个账。为什么算不了？江泽民同志严肃指出，各部门都从部门利益出发，无法搞好。

我（郭树清）发言谈了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主要看法是，革命和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基于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持续时间一长，信息、利益和动力都成了问题，整个社会都养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启动改革，根本的矛盾已无法自己解决，社会各个领域都失去了对商品经济的记忆。所以，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如果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上，我们的事业将没有任何前途。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抓住根本，就是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发展，创造更高生产率，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使用资源，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能够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公平更合理的生活条件。离开这些实质性规定，去追求这样那样貌似有道理的东西，必将走入歧途。”

文章：回忆1991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系列座谈会

作者：郭树清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距今已经整整20年。这个目标的明确提出，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大胆展开理论探索的结果。其中，1991年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的系列座谈会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根据我自己的笔记和其他有关资料，对会议的情况作一概略回顾，细节未必记得准确，欢迎其他同志斧正。

1991年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挫折时期。之前两年经济增长缓慢，国内市场疲软，国外受到西方制裁，苏联“八一九”事件之后，国外一些人更以为中国垮台指日可待。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谈话时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然而，国内经济界、理论界和宣传舆论界，对改革的看法并不一致，出现了不少迷惘、模糊和错误的思想。一部分真诚的具有理想的党员、干部，包括我们的父辈和同事，认为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继续开放无异于缴械投降。在这种氛围内，不要说实施改革的行动，就是理性平和地讨论问题也比较困难。10月中旬，正是秋风落叶时节，我们接到了江泽民同志召开座谈会的通知。

一定要睁开眼睛看世界

10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会议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做结论，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随后他明确指出了会议的三个专题：第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第二，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座谈会为什么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江泽民同志点明了要害，研究资本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但是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生产力还有了很大发展，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刘国光首先发言说，1950—1990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平均达到约4%，比1870—1949年高出约2个百分点。吴敬琏接着指出，在1890—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划一条线，二战前波动很剧烈，二战结束后比较稳定。王慧炯介绍了美国资本集中浪潮所采用的水平兼并、垂直兼并、倾斜式兼并三种模式。张卓元着重从经济目标和社会策略的角度作了分析。一些与会同志认为，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于，战后西方国家总结吸取了历史教训，对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作出了调整，充分发挥了市场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制度挑战、加强福利、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也作出了努力。
   
王慧炯指出，在发达国家，新技术的应用使大企业获得了“技术租金”，改变了资本收益与工资开支的比例关系，促进了世界一体的市场形成。江泽民同志十分肯定大家对科技进步作用的强调，他说：科技的重要性，我们总是认识不到位。比方说，电子工业，我看全国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领导干部知识水平不提高，对此就很难认识到。技术革命特别重要。二战结束以后，科学技术发展太快了。上大学我学的是电机系，当时教科书还都是电子管的内容，没有晶体管。现在呢？发展太快了。现在科技作用更重要了，不承认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不行。
  
林毅夫认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兴起是战后资本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但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成功，关键仍在于经济发展战略。杨启先谈到西方发展对我们的启示，认为必须解决好稳定与竞争的关系，按照客观要求及时调整有关改革和措施，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做法。甄炳禧分析了战后世界经济超出预料的发展趋向，认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日益减少，贸易和投资的绝大部分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倪立羽谈到，根据伦敦战略研究所的资料，布热津斯基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四大经济体之一，即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将来亚太地区的安全由中国的兴盛而改变，欧洲的衰败将随着苏联的衰败而改变。大家对此进行了充分讨论，多数人认为，要认真对待经济国际化（少数同志还提到全球化）趋势，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
  
我在发言中指出，战后西方，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很大变化，总体分布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洋葱型”，收入分配则从“倒金字塔型”转变为“倒宝塔型”。富人比从前多了，但是特别富的人少了；物质性、金融性资本的影响削弱了，劳动力资本特别是高级专业人员的劳动力资本的地位大大上升了；国家日益从市场经济体系之外进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之内，宏观管理成为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世界格局中两极化和不平衡依赖迅速发展。启示有四点：（1）经济现代化中最重要的是科技，而科技的基础是教育；（2）在不破坏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下，紧紧控制住总量关系的变化方向；（3）公平合理的竞争才能带来高效率；（4）同种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
   
讨论中，江春泽引用了智利中央银行行长的一句话：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现代化只能建成“乌托邦”。不少与会同志指出，我们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门关上，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国，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研究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事实上，江泽民同志首先让大家来分析研究外国，就是让大家再一次睁开眼睛来看世界，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像我们预期得那样走向灭亡，反而不断攀上经济发展的新高度？我们无法回避，而且作为局外人，观察和评论可能更少一些主观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也贯彻了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基本方针。如果把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战后的发展及原因搞清楚了，接下来，中国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更容易理清楚了。

如何吸取苏联东欧的教训？

12月6日，会议开始进入第二个专题，讨论苏东剧变及其教训。江泽民同志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主持词：我们一定要牢牢扣住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经济没有搞得很好？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的经济基础比西方怎么样？有的差，有的还不差，为什么后来都不行？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们研究苏东问题，怎么能够真正总结苏东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理论搞清楚，这是很大的问题。
  
留苏学习过的刘国光对苏联比较了解，在他看来，苏联垮台有多方面的历史深层原因，理论僵化、不改革、政治关系处理失误、民族政策不当、党的干部腐败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蒋一苇发言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重大挫折，有近因、远因、次因、主因，“和平演变”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想一想，1950年代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怕谁？苏共覆灭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是根本的；二是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中国为什么能顶住，因为十多年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老百姓说：“左不满，右不满，回到家里还是满。”他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议，对中央工作也提出意见，非常坦率、真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蒋一苇就曾经去南斯拉夫考察所谓“工人自治”，长达一个月时间。他主张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提倡民主经济或者经济民主，更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他对于把商品、资本、股份制和市场经济都贴上资本主义标签很不以为然。同样的话，他说出来具有莫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其时他已罹患绝症，是从医院病房直接来开会的。
  
吴敬琏、王慧炯等认为，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能把经济搞上去，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傅丰祥列举了许多财政经济数字，说明苏联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体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战刚结束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奥地利高10%，东德有一段时间比西德恢复发展得还好，匈牙利曾经也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差不大。崔琦说，苏联的演变与东欧不太一样，是苏共自己领导下发生了政权更迭、国家解体、经济崩溃。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根子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不是工作问题。苏联对科技不重视吗？不能说不重视。对农业不重视吗？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就农业问题发了200多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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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郭树清 周小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 国际经济贸易 周小川 计划经济 郭树清 青年人 公有制

周小川对比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思维逻辑，在他看来，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必须要靠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江春泽认为，苏联没有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总是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宦国英、张卓元等同志认为，苏联经济建设失败根本上还是体制效率低下，计划分配资源。听到这里，江泽民同志说，社会主义如何把劳动生产率搞得比资本主义还高，这是个大问题。蒋本良特别强调了党的建设问题，他认为苏共长期没有从革命党、国际党的定位转出来。
  
有同志结合苏东的政治问题谈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蒋一苇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沈晋福明确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但是现在感到提经济改革，内容比较丰富，说政治改革，文件中话很少。实际上，邓小平同志1986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三个方面，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当时就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江泽民同志作了积极回应，他说，外国人来中国，特别是西方人来，总问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我回答说，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他们许多人都不知道中国还有民主党派。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当然要不断发展。紧接着，江泽民同志又谈到腐败问题，引用了古话，“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他说，我对腐败问题感到十分沉重。“七一”讲过反腐败问题，十四大还得讲。“七一”讲话中，最得人心的就是这一段。
  
我发言谈了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主要看法是，革命和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基于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持续时间一长，信息、利益和动力都成了问题，整个社会都养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启动改革，根本的矛盾已无法自己解决，社会各个领域都失去了对商品经济的记忆。所以，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如果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上，我们的事业将没有任何前途。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抓住根本，就是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发展，创造更高生产率，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使用资源，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能够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公平更合理的生活条件。离开这些实质性规定，去追求这样那样貌似有道理的东西，必将走入歧途。
  
在总结苏东教训的会议结束时，江泽民同志有感而发地讲道，这次会议我们大家都畅所欲言，开得很好。我们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过去的历史和经济。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真正吸取其教训，坚持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功。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在讨论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始终强调，计划与市场是核心问题。他说，总的感觉是，我们该放的必须放，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现在是应该放开市场调节的没有放开，应该用计划集中的没有集中。我们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具体怎么做是关键。我们有些东西该计划管的没有管，不该政府办的事管得太多。
  
刘国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著述颇多，他在详细回顾了党和政府各个时期就此问题的各种提法后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以来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我们改革最重要的基础。杨启先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分析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吴敬琏谈到蒋一苇所总结的中国改革的两个突破：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他表示赞同。他希望中央把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定下来，应该恢复到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改革开放初期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用的提法，强调两者的结合，以此对新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全面总结。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江泽民同志非常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他敏锐地抓住一个要害问题：“十四大要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容说清楚。”
  
一些同志还提出，应当由国内外市场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发挥引导作用，不能把责任都放在计委和信息中心。周小川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他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他还结合国内形势，谈到重复建设、中央地方关系、财税改革、工资奖金膨胀等问题。在这个时候，江泽民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大账是谁来算，谁来管？是国务院还是计委算的？按道理计委要算这个账。为什么算不了？江泽民同志严肃指出，各部门都从部门利益出发，无法搞好。
  
会议讨论到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问题，吴敬琏转引国家计委一位负责同志的话说，现在的计划不是牵牛鼻子而是抬牛腿，计划不能和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对着干。江泽民同志尖锐地对乱上项目的现象提出批评，首长批项目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我认为，我们本事再大，也不能简单一批就定项目，谁有这个本事？还有，研究要搞成真正的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可批性研究。首长批项目，往往有贪污腐化，流弊丛生。他说，至少有两点，一是首长批示上项目要坚决反对；二是地方的利益驱动上项目，问题也很大，要解决。
  
12月12日，我发言说到，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现在，一个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新体制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新体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一切市场关系都受计划调节，市场成为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就是间接型的宏观管理。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并获取与其劳动成果相符合的报酬；而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责是，提供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在内的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开展宏观调控及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当前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加快改革步伐，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争取用5年时间完成基本转轨。

从多个角度研究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

江泽民同志特别注意从实际而不是概念出发来研究改革的目标体制问题。座谈会涉及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多次提到农业问题、粮食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工业生产的质量问题、库存问题、外贸问题、利用外资问题、投资项目的审批问题，以及民营资本投资问题、出口信贷问题，等等。在看似非常分散的议论中，江泽民同志总会抓住问题的要害，最后总要回到政府和企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来。
  
“你们猜猜看，巧克力上长了白霜还能不能吃？”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向大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早在解放前，他大学毕业就到一家食品厂工作，对生产、营销、市场调研、客户服务早有体验。后来又到一家肥皂厂工作，再后来到轻工产品设计、汽车、电机和核电等单位及部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政治工作经验。当问题具体化之后，思想就容易统一，传统观念就容易转变。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农业和粮食问题，座谈会上多次涉及这些方面。江泽民同志说，粮食产量从8000亿斤到9000亿斤，用了6年时间，也就是1984—1990年，亩产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而且幅度很大，这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林毅夫发言说，粮食问题不能放松，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上的波动大都在上下5%，最多是1959—1961年，达到15%，这是“大跃进”造成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安全储备最多占5%，也即500亿斤。加上中国还有二季、三季产量，所以300亿斤就足可以了。总之，许多方面是要由市场来调节，但是也有一些方面要由计划来调节。江泽民同志提到不久前开另一次会议时，发现现在人们说粮食太多了，我给他们泼凉水，不要说粮食多了。今年安徽水灾，外国人就准备要看笑话，没想到我们有几百亿斤粮食储备。研究粮食储备问题，多储备，就得多拿钱。到底国家应储备多少？我看我们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系统。中央、地方都要有储备，都要有责任。将来要各级负责，适量储备，然后把价格放开。
  
能否提高实际效益，涉及库存问题。江泽民同志说，过去我搞过清产核资，库存里有许多东西是废品，没什么用处。生产了卖不出去，质量好的东西也经不住放。收音机、电视机，放上两三年，可能就不能用了。由于江泽民同志工作过的行业、企业非常多，他对我们自身体制和政策的优点缺点、利弊得失，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深切体会。这段话对大家很有教育和启发意义。对库存的态度，差不多可以说是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标尺，因为计划经济下人们只重视生产计划的完成，不会重视销售结果。国有企业真正做到销售导向、按订单生产，差不多花了20年的改革探索时间。
  
周小川发言谈到就业问题时说，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但是潜力也不小，第三产业发展余地很大，目前的企业通过优化劳动组合也还有很大余地。这一问题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关注。他批评了科技人员随意改行的现象，他说，青年知识分子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到基层去，深入搞专业，要解决都想留在大城市的问题。他问道，我们过去大学毕业，都想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地方，现在怎么大家都想留大城市，都不怕改行呢？吴敬琏等回答说，关键还是个竞争机制问题没解决，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
  

也许与早期参与经济特区和外贸外资工作有一定关系，江泽民同志对于扩大开放的建议十分支持。在一些当时看来非常敏感的问题上，他的态度也异常鲜明。有同志发言提到，现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我们贷款，提出要有改革开放内容的要求，一些部门一些同志认为这不能干。江泽民同志说，这没关系，我看可以干，他们什么目的企图不要管，我们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于我们有利，为什么不干？不要因噎废食。有同志谈到对外援助，江泽民同志说，我看以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就应当多用买方信贷或卖方信贷。我有一些实际的体会，例如1976年我就在巴基斯坦搞过电力工程。我看多搞外贸信贷比较好，推动我们的机电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有同志插话说，对提供信贷出口机电产品给落后国家，各部门看法不一，计委、经贸部、机电部和银行评价不一。江泽民同志特别嘱咐，这个事情可以协调一下，有个总的政策。我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大家一起商量，是可以解决的。
  
座谈会上对其他方面的改革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张卓元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总体上要坚持渐进改革，但分领域、分地区应当加快。李琮重点谈了企业改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人为选择的。陈东琪、刘国光等同志谈到，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丰祥认为可以搞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特别要发展公有为主的股份制，调整税收结构，研究扩大税源；要搞活大中型企业，减轻国有企业包袱；加强股份制改造，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筹资方式，而是涉及计划、投资、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产权清晰，企业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傅丰祥还特别指出：我国证券占GNP比重不到10%，主要是国债，股票才有40多亿。但是，证券业要和银行业分开，政府要设监督管理体系。交易所要打破地方限制，上市股票不仅要在股民之间流通，也要允许在法人之间流通。应当培养和建立一批投资合作社。交易开放程度要逐步扩大，先让基金进来，然后机构投资人，然后个人，对外国人更要如此。关于股票和证券市场，江泽民同志作了一段评论。他说，证券怎么个搞法，我们要好好研究。目前定下来的是上海和深圳两个市场。证券市场发展的几个阶段我都见过。解放前，我在上海就看过证券交易。芝加哥期货市场，我也去参观过，有1000多人，吵得不得了，比纺纱车间还闹。股份制问题，现在不好简单说什么，恐怕将来要好好研究。在上海时，我专门开过几次会研究股份制。上海当时搞的股份制都是些小打小闹。我当时就提出过，搞大的行不行？我曾找过上海电机厂厂长谈，研究能不能试验股份制。要搞就搞几个大的企业试一试。弄几个比较有名的大企业试一试，我看翻不了船。

处理好着眼长远的发展战略问题

经济体制选择必然会涉及相应的发展战略问题。大家在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的同时，也介绍了许多世界上的新理论、新概念。更重要的是，与会同志都赞成，一定要面向未来，处理好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等多方面的关系。
  
多数与会同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如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八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六五”、“七五”的速度，而且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都将处于“起飞”时期。但是，不少同志在发言中也指出，政府不宜人为地追求高指标，过去已经吃过很多亏。江泽民同志充分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并且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他说，经济增长速度要有一个恰当的把握，既不能过慢，也不能过快。过慢不行，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慢了吃饭和就业都有问题，更谈不上赶超发达国家；过快也不行，快了就会出问题，质量滑坡，能源交通都跟不上。江泽民同志最后指出，关键是效益好不好，效益好，速度高点是好事，效益不好，速度很高，没好处。
  
会上有人发言提到，西方发达国家白领雇员早已超过蓝领工人，脑力劳动取代了体力劳动的主体地位，这与马克思、列宁所处的时代已很不相同。陈东琪特别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共同的特点是对人才的重视，对发展教育和人力资本的重视。有的同志在分析战后西方国家发展时得出结论：由于人力资本的地位不断提升，人们会越来越把教育费用看作是投资，对社会对个人都是如此，而且是收益率最高的投资。然而，最终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培养出源源不断的人才，能够具有自己的创造能力，实现创新发展。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国家必须尊重人才，个人必须奋力拼搏，要鼓励青年到生产科研第一线，要教育留学生回国施展自己的才能。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强调要增强竞争、鼓励创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同时也关心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做好公共服务，江泽民同志对此很赞赏，他后来回忆也说到，为什么关于改革的目标选择了那样一个表述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前面坚持要加上“社会主义”，这不是可有可无。社会主义说到底，还要坚持按劳分配，互相帮扶，共同富裕。李景贤发言说，多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不是唱出来的、叫出来的。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很实惠，不能不看到西方的物质财富对老百姓的心理影响。与此同时，不少同志也指出，必须看到西方国家高工资高福利带来的消极后果，与会者一致赞成社会保障改革一定要早起步，要从国情出发。一些同志还提到，从西方的经验教训看，在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富裕了的国家，人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增加多少幸福感，反而是精神疲劳代替了肉体疲劳，心理疾病、自杀、吸毒、社会犯罪、环境等问题十分严重。与会同志提出，中国一定要尽可能地避免重复西方的错误，努力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倪立羽认为，要正确估计自身，抓紧时间把经济搞上去，这样才能真正防止“和平演变”。对此，江泽民同志讲了一段很重要的意见。他说，要做到胸中有数，要清醒，“和平演变”是危险的。但是绝不能有兵临城下、草木皆兵的印象。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经济搞上去。一句话：财大才能气粗。把经济搞上去，就需要稳定，不能乱。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地区差别问题，经济发展战略一定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当有同志谈到苏联国内联盟与共和国关系时，江泽民同志特别指示说，应该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有同志介绍说，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共领导人，长期生活在一种错觉之中，他们以为苏联的民族问题解决得很好，其实正好相反。还有同志提出要注意苏联解体对我国可能带来的冲击。江泽民同志说，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我都去了。我们的有利之处是，这几年改革开放，边疆地区经济也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不过，我也看到，比较下来，还是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一些，差距大了也是问题。可以看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温故知新有利于迎接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经典范例。历史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始终富有饱满的理想和热情，拥有强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必须敢于正视现实问题，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经过10年的顺利推进，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1988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双重体制并存导致经济秩序陷入严重混乱，1989年又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波，中国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需要认真总结、反思，明确新的目标。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落在了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肩上。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下，江泽民同志从一到中央工作开始，就立足实际，认真研究思考如何继续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在主持座谈会的过程中，他紧紧抓住如何提高经济效率这个中心问题，不时就一些体制和政策问题发问，有些时候甚至是自问自答。这个系列座谈会是又一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务虚会。

  1991年是国际形势动荡的一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海湾战争使得国际时局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国内经济、政治、社会面临许多挑战，内政、外交、国防工作头绪极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同志要处理的日常公务十分繁重。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十分挂念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法，以及如何进一步明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指导原则，在百忙之中坚持“抓大事、议大事”，在不到两个月内总共抽出11个半天的时间召开座谈会，无疑是非常不易的。同时，在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性问题上，他有意识地引导大家进行反复议论和磨合，真正做到了陈云同志所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江泽民同志也非常注意联系学者专家，包括体改部门和研究机构。他曾经亲自给国家体改委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贺光辉打电话，了解国内外有关经济改革的情况。江泽民同志还前后几次给陈锦华打电话，专门布置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调研。
  
江泽民同志重视不同意见，善于沟通和交流。在会议的一开头，他就告诉大家，咱们是关起门来讨论，允许各种不同观点，可以争论。这样做，不仅减少了认识上的差异和对立，而且让人感到心理上比较放松。历史经验证明，党的领袖和领袖集团，要正确把握大局，作出重要决策，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在广开言路、从善如流方面，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真正做到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为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了基调。
  
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随着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即将翻开新的篇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起点的时候，重温21年前江泽民同志主持座谈会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过程，给我们以许多新的启发。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将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来源&作者：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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