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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我讲一点书生之见。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经济运动也是一样的，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我一直认为不会缺动力，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贫穷——今天虽然总量占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从中国的一代一代的企业家来看，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继续抓机会的。
所以，中国的经济要好好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用术语来讲就是成本。我们想实现一个东西，就会有东西来把你拉住，这个把你拉住的东西，让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实现得不如愿，就是因为“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
分析这个摩擦力或者这个成本，它有好多的层次：
第一层次是每个企业可以自己对付的问题。每家企业不管出来多么鲜亮光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一个对付（方案），准备付出多大代价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如果我们处理摩擦力的力量不够，那就看看别的企业做得怎么样，别的行业做得怎么样，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
我相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这两方面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但是，还有第三种摩擦力，这也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得了的，它也不是企业互相学习学习就能够有效地把它降低的。这件事情，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的高度重视，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光对付前两种，还要研究怎么来对付第三种。
那么，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呢？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这个问题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但是，这个资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
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程度还是有限。不是说你看见它资费高，就可以提供一个商务进去，给它竞争，把资费降下来，造福于整个市场、整个消费者，而是要有总理出面去点。问题是，我们13亿人口就一个总理。
这种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如果不能有效地降下来，（就没办法彻底解决问题）。有人说，资费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吗？上网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
对成熟企业来说，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是，对于所谓“万众创新”刚开始的企业，那个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经营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资费可以消化，经营情况下行，市场吃紧的时候，这个资费高一点点，有时就是涉及生死、过不过得去的问题。
至于速率高低，这个（问题）更大。我看过《乔布斯传》，最打动我的是一个故事：
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跟他讲，苹果开机速度慢，能不能让他的开机速度降10秒？这个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吗？乔布斯说，如果能够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工程师说，那可以。当时，全球500万人用苹果，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算到一起，3亿秒，等于是一年里头有100个人，100个人的终生生命就耗费掉了。这个工程师一听就懂了。再过两个礼拜去，这个工程师已经把苹果的开机时间，缩短了28秒，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个故事去买苹果的，多活好多年。
企业家一定要参与“降低系统性成本”，我们现在的上网速度、资费问题，会变成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要用这个。但是，这个资费怎么调下来，是一家企业能够对付的吗？是我们开开会、互相交流经验就能降下来的吗？它涉及到整个所谓“体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业、市场准入，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让我们一些基础性的服务物美价廉。这件事情要引起我们在座各位的注意。
今天“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其实“互联网+”早就开始了。我知道的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就是用IP去打电话。最早（将这项技术）完成商业应用的是福建福州马尾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他注册了上网，也买了电信服务，他加到一起，这个IP电话为什么有竞争力，它不像传统电话，一通话就叫占线，这条线就被占死了。IP电话语音数据包可以在网上走，有空就发一个包，到那头再把数据还原为语音。所以，它的资费可以便宜得多，但在当年这样的事情过不去。
当年，我们是由国家电信部门供应国际长途，一分钟国际长途28块钱人民币到35块人民币。马尾的企业家自发的是4块8，结果我们这个供应28的，把（企业家的）机器没收了，说它谋取暴利，最后交了钱人才释放，两兄弟打官司，终审败诉，上诉。
当时的主审法官好像叫徐永东（音），中国的法治史上应有他的一席之地。他开创了这种复杂的问题请多方专家论证（的模式），搞清楚IP电话和传统的电话有什么不同，他援引了一个法律道理：当初制定（法律）的时候，还没有IP技术，那个法律怎么能管住一个新冒出来的技术呢？法无禁止皆可为。
这个事件对IP电话加速市场化起了巨大的作用。那是1998年，中国很快推出国家供应的IP电话。定价多少？一分钟4块8。
所以，不要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商业模式问题，是一个算法问题，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而对待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置身事外。现在要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
我最近调查一家企业，人家跟我反应概括的情况，我觉得挺传神，他说，现在的局面叫做“大领导轰油门，中领导挂空挡，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我希望这不是普遍的，但是只要有个别区域存在这个局面，我们就需要共同和政府合作，来把这个摩擦系数给它降下来。因为，这些摩擦系数降下来，中国经济的动力足够，我们就能克服这个短期的下行，克服中期转型的困难，继续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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