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意见:资本的利润和土地的地租，对社会发展有益还是有害

马克思的思想与西方经济学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他认为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地租危害整个社会的发展。

我对马克思详细的论证过程研究尚浅，但我认为“不劳而获”对社会而言是有害的。

在这个版面，我看见很多人持反对马克思的观点，所以我做一个投票，听听大家的意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9 14:34:09编辑过]

  资本的利润和土地的地租，对社会发展都是有益的。由于利润的诱惑，人们自然会珍惜所投的资本。换句话说，人们不会乱投资，避免社会物资的浪费。地租也是有益的，尽管它是“不劳而获”的。如果没有地租，那么，等量的劳动投在优、劣不等土地上所创造的收入总是不同，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只有征收了级差地租后，等量的劳动才能获得等量的租后收入，从而实现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会对社会发展有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9 14:13:54编辑过]

以下是引用吴本龙在2008-10-9 14:11:00的发言：

如果没有地租，那么，等量的劳动投在优、劣不等土地上所创造的收入总是不同，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只有征收了级差地租后，等量的劳动才能获得等量的租后收入，从而实现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会对社会发展有益。

以级差地租来讨论，两块土地A、B，产出大米分别为200kg和100kg，存在地主甲，农民乙、丙。地主向耕种A土地的甲收取级差地租100kg大米。现状是总产出300kg，每人分配100kg。

问题来了：是现状产出多，还是甲乙丙三人共同参加耕种产出多呢？

 你的假设有问题：

  1.如果A、B两块土地只容纳两个人的劳动就可以达到饱和状态，那么，甲乙丙三个人共同劳动，生产的大米也照样是300kg。

 2.你假设两块土地A、B，产出大米分别为200kg和100kg，地主向耕种A土地的甲收取级差地租100kg大米。结果是总产出300kg，每人分配100kg。这是错误的假设。难道地主不向耕种B土地的乙收取地租了吗？除非B土地是农民乙自己的。正确的假设应该是，地主除了收取级差地租100kg大米外，还要收取绝对地租10kg或20kg的大米，导致农民甲和乙取得相等的租后所得。

至少在提高生产效率上是有益的。看这篇文章：

（1979.10）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1979-10-01 11:41:12)
   分类：五常谈学术

在任何经济制度下，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境况，富贵贫贱的因素，始终脱离不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无论在什么主义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这原则是不变的。

在未开化、弱肉强食、人吃人的地方，这原则固然适用；在以盈利高低论英雄的资本主义下，这原则依然适用。但重要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衡量「适」与「不适」的准则，却有所不同。详细一点来说，在任何的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定会为生存而竞争。以竞争定成败、分贫富，必定有一个或多个衡量的准则或规格来决定胜负，或分别出「适者」与「不适者」。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便会有不同的衡量规格。进而言之，产权制度是衡量胜负、贫富准则的决定因素，衡量的准则是随着产权制度而改变，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便产生不同的衡量准则。

每个人的天赋条件、后天本领，甚至运程都各有不同。亦因为这个原因，随着每个人条件的不同，他们便喜欢以不同的准则来衡量成败、贫富。身体健硕的人，可能喜欢以暴力为准则；年老的人，则喜欢以年岁为准则；更有些人则喜欢以容貌、圆滑的交际手腕，或金钱为准则。

什么是好的准则？什么是坏的准则？这是个主观、伦理的问题。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可能以为应该以智力商数的高低作为分配资源的准则。同样，有些人可能认为政治、交际手腕，或甚至是武力，都是理想的准则。这个伦理上的好、坏问题，辩论一万年也不会达到一致的结论。但经济学分析却可以断言，在千百种准则、规格中，只有一种是有益于社会，能够最有效地引致经济繁荣。其原因是只有一个准则是没有经济浪费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石油价格曾经受到政府管制。要买汽油便得要在街上轮候，时间是得油的准则。有多余时间的人，便成为「适者」。政府若不准以钱雇人代轮，没有时间轮候的人便会被淘汰出来。以轮候准则来定胜负，不是资本主义，亦不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虽然在共产或社会主义下，这种情况极为普遍。重要的问题是，花了一个小时去轮购汽油，时间是浪费了。倘若这个人可以利用花在排队上的一小时去工作，赚取三元的工资，那么他这一小时对社会的贡献，起码值三元。但花了一小时的代价去轮购汽油，这一小时便在排队中荒废掉，社会没有人因此得益。

再举另一个例子。香港的廉租屋只有符合了某些资格的人才可以获得，这些资格便是赢得廉租屋的准则。许多人会用尽千方百计以求符合这些资格——化时间劳力填表格、弄证明书、假做文件甚至搞人事关系和跑后门等。倘若符合资格是包括了收入少或其它类似的准则，有些人便可能会因而放弃一份较高薪的工作，或工作较少时间，以期获得一层廉租屋宇。以整个社会而言，办文件、跑关系的劳力是浪费，放弃较高薪金的工作或怠工也是浪费。

每个人为了适者生存的缘故，都会设法适应生存的衡量准则。倘若经济制度改变了，断定适者生存的准则亦会改变，每个人的行为亦会随之而改变。那一类人更能适应新的准则，其经济效果亦会跟着改变，这是千古不易之理。

在伦理或一般人的道德观念上，可能以为某些准则或规律并不合理。弱肉强食——如越南、柬埔寨及阿敏时代的乌干达，很多人以为在伦理上说不通，而在经济上亦是浪费的行为。但有些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理想和合理的衡量准则，其实却是非常浪费的。譬如，我们可能以为「先到先得」是很合理，但如上文指出，排队和争先恐后是一回浪费的事。有些人认为应该敬老；但若以年岁论成败，许多年青人便不会发展所长，只是不耐烦地等待年老，或浪费资源去扮老，虚报年岁。

在共产主义下的衡量生活竞争胜败的准则，我们所知道的着实不少；不知道的，可能是比知道的更多。「千规律、万规律」这句话是容易置信的，单就我们确知文革时期的一条规律——以所谓「正确」的政治思想为衡量准则，其浪费程度，可谓史无先例。全国天天搞政治、读红皮书、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十年不断。这些劳力资源，可以兴建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和房屋。此中一失一得的原因，就是基于衡量胜负的准则不同，竞争生活的人都为按着适者生存的原则办事。

我们不要以为在某些理想的经济制度下，便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生存。事实上仍然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以文革为例，会搞政治手腕、会跑后门的人便是「适者」；善于生产的人，多遭淘汰。换了任何一个制度，「适者」与「不适者」仍然是会有所区别。因为人的条件各有不同，在同样的衡量准则下便必定有胜负之分。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情况，现在我们无从臆测。但可以断言，一日不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准则。不论将共产主义作如何的改革，种种对社会带来浪费的准则必定会不断出现。虽然在浪费程度上，照常理推测，不会像文革时那样严重。

有一个断定适者生存的准则，许多人都以为是不合理，但这准则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少——这便是以市场价值作为衡量的准则。假如某甲生产某种式样的服装，畅销而致富，致富的原因是因为社会认为他的产品是有价值。这价值是由消费者所决定；甲便是适于生存的人。倘若有某乙，生产另一服装，虽然他自己以为这服装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但消费者却以为他的贡献不够，他的服装因而滞销，最后亏本，公司倒闭；乙就是被淘汰的人。

假若用市场价格为准则，设想某人要得到一个手表，他不能动用暴力，亦不能够透过先到先得，或靠较高的身裁、较大的年岁、脸孔的漂亮，或搞政治思想或交际手腕等办法；他要得到手表的唯一办法是出钱，价高者得。以钱来选择适者，表面上似乎不合理、铜臭味太重。但赢得手表的人，他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钱一定要赚回来的，要赚钱他便必定要对社会有贡献，而他的贡献起码要相当于手表的价值。故此以市价作衡量成败、支配资源的准则，是没有浪费的。

用任何其它准则来断定得手表的胜利者，必有浪费。在成千上万的衡量准则中，只有以市场价格定胜负没有浪费。

我们不要以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以市场价格作为准则太市侩太庸俗，因噎废食，而忽略其用处。我们不要因为在某些所谓资本主义社会里，某些人滥用钱的权力，便以为钱是要不得的准则。在这些社会里，有些有钱人权力过大，倚钱势凌人；也有些人以名誉高而横行无忌。这些现象，在有些自以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是常有的。但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基于不健全的私有产权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应有的本质，不是以市价作为竞争衡量准则的。

让我再说一次，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这种准则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私有产权制度是资本主义的骨干。假若取消私有产权，或在私产界定不健全的情况下，其它种种形式的竞争衡量准则会纷纷出现。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没有改变，但换了衡量准则，便会引起各种浪费现象。

中国经济学者孙冶方先生，在文革时因为说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一句话，而被禁坐牢七年。平反后他于七八年十月间在《光明日报》用这句话为题，为文分析价值的重要性。但囿于马克思的老调，孙先生对价值的概念与近代经济学的出入颇大。倘若孙先生能清楚明白市场价值只能在私有产权下产生，而现代经济学对其他价值的种种问题的分析早已远超马克思的时代，他的论调当有不同。

在国外从事各种研究的中国人，和一般华侨一样，关心祖国。《信报》的主事人要我用中文写一篇文章，我就藉这个机会向中国经济学者交换知识，更希望能够引起有建设性的辩论，故此大胆地借用孙冶方先生的好题目，只改了三个字——「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原载《信报财经月刊》第三卷第七期总第卅一期，一九七九年十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9 18:22:55编辑过]

“资本和土地不是不劳而获的，因此利息和地租也不是不劳而获的。”

对劳动要用辨证的，运动的眼光来看。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是机械的，静止的。

马克思说，死劳动不创造价值，活劳动创造价值。生产一完成，产品就全变成了死劳动。死劳动和活劳动的界限如何划分？从布到衣服还是从棉到衣服？还是最后一瞬间创造了衣服？马克思说不清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1-7 22:26:13编辑过]

有益和有害，是一个伦理观点，或者说，是一种道德偏见。

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利润和地租，对目前的中国经济，有益而少害。

自然的土地,不为任何人所有,这是人类共同的财产.所以其地租收益只能为社会所有.人们所拥有的只是其中的劳动!这是社会科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比如一块耕地,其地租收益是否有益的呢,这在人类私有制旧社会,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人类新社会,完全不同.比如私有制,这块耕地被发现有稀有矿藏.地租为其私有所有,这显然是无益的.而在个人所有制新社会,个人所有的就是耕地上的个人劳动,而矿藏则不为他所有.显然这块土地的产品生产的转换,在新社会条件是高效的,等等.

资本就是物,它不能超出对他的需求收益以外的东西.所以资本这种人所创造的物质却反过来支配人的颠倒关系,应当终止.

马克思把资本和土地看成死劳动，这是机械和静止的观点。

在一个劳动过程中，死劳动和活劳动从什么地方开始划分呢？

我们种棉，收棉，纺纱，织布，裁剪，缝合做成一件衣服，则整个过程都是活劳动。

我们种稻谷，收割，碾米，到市场交换布，裁剪，缝合成一件衣服，则交换前算死劳动，交换后算活劳动。

这样划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所有的活劳动都是到交换为止？难道是交换使活劳动变成了死劳动？

如果我们把资本和土地也看成活的东西，则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

诚然，资本和土地是前一段劳动的结果，代表前一段活劳动的结束，好像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但当它们重新回到劳动过程中，就又变成鲜活的了，变成了自己否定的一面。随着新的劳动过程结束和新的劳动目的的实现，它们的价值将得到新的肯定。这也是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