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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最近，各国央行为了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几乎同步地宣布降低基准利率。此举一般被认为是增加流动性，解决经济困局的举措。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人们经常会被一些习惯性的印象所束缚而不假思索，所谓减息“一定”能增加流动性就是典型的例子。
显然，借贷是交易双方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么对于借方如企业来说，当然是利率越低越好；但对于贷方如银行来说，则是利率越高越好。所以当利率由高到低变化时，企业借钱的意愿逐渐增加，而银行贷款的意愿逐渐减小。因此，必然在某个利率点上，借贷双方意愿的合力达到最大，此时贷款的总量也会达到最大；而任何高于或低于此点的利率都会使贷款总量下降。
实际上银行所能承受的最低贷款利率是其存款利率和货币乘数（贷款总量/基础货币量）决定的，一般在2%以上；而单个企业所能承受的最高贷款利率受其利润率影响，因为商业银行面对的是许多企业，因此就表现为银行的最高贷款利率不超过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简单地可用年净资产收益率近似），长期贷款一般在5%以下，短期贷款一般在10%以下。如利率低于或高于此范围，要么银行，要么企业就会亏本。
经济上升时，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上升，可承受的最高贷款利率也上升，同时企业纷纷主动要求贷款以急于扩大生产规模，因此这时的信贷市场是供不应求，贷款（及存款）利率也就随之上行；经济下降时，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可承受的最高贷款利率也下降，此时换成银行更急于将钱贷出去，信贷市场供过于求，银行只好减价促销，于是贷款（及存款）利率也就随之下行。
许多人之所以有减息就能增加流动性的印象，是因为产生最大贷款量的利率点，通常情况下是偏向于最低利率的。譬如，银行的贷款利率变动范围是2%~8%的话，那么产生最大贷款量的利率点很可能是3%~4%，而不是其中值5%。此时虽然每笔贷款赚的钱不是最多，但银行可以通过信贷规模的扩大，多贷出几笔钱，从而达到其利润量的最大化。
但以上说的一切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银行确信它贷出去的钱绝大多数是安全的－－无论经济上升或下降，坏帐风险都在预期的可控范围内。现在的情况是，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已经摧毁了美国社会的信用基础，银行对于大多数借款人丧失了基本的信心，对于各种风险评级、风险控制的方法充满怀疑。这种情况下，减息所能起到的增加流动性作用，尤其对美国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仅仅能减轻一点点银行的成本压力（当银行要向美联储借钱时），而无法化解银行对于借贷风险的根本疑虑。美联储近一年来已经多次减息，而且力度大得惊人，但依然无法阻止流动性的日益枯竭，即是明证。对于信用基础尚未至于摧毁的欧、日、加、澳等国，情况会好一些。但是否能增加流动性，依然取决于新的利率是更接近还是更远离产生最大贷款总量的利率，而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也难以判断了。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减息的确能增加流动性，因为中国的问题与以上国家不同，或者至少，表面看来，即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与这些国家不同。
对于美国来说，目前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减息，而是允许各银行根据自身情况厘定利率，同时，至少允许短期贷款的利率自由浮动。这样银行就会重新考虑风险和收益的比例，尽管利息高一些，至少一部份信用记录较佳、收益较好的人和企业也就能借到钱，保持最基本的运作。慢慢地，越来越多的银行才会发现原来的恐惧可能过份了，于是逐渐恢复贷款，这样流动性枯竭的问题才能逐渐缓解，社会的不安情绪才能逐渐减轻，而不是越来越强，经济和金融才能逐渐稳定下来。这是比什么“8500亿救市方案”有效得多的方法。
但是由于左派思想的影响，这一条在美国恐怕也难以实行。实际上，现代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实行程度不同的利率管制，而不是自由利率，这也是左派的主张。理由也似乎很“正义”：绝不能允许高利贷的“剥削”。
“高利贷”就是“剥削”，左派思维就是这么简单。譬如，一个企业利润率只有10%，银行却要求20%以上的贷款利息，人家肯定要亏本的，这不是“剥削”是什么？不要说20%，甚至远低于10%的贷款利率，左派同志也会认为是“剥削”，因为银行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左派同志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剥削者”，除了那些在银行没有一分钱存款的人。所谓存款，就是银行向社会大众借的钱，存款利息就是银行为此项借贷所支付的利息。区别仅仅在于，银行是专职做这样的事，而大多数普通人则是兼职。
借贷的利率应该怎样定？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然主张：由借贷双方按各自对风险和收益的考虑谈判确定。实践上，对于存款来说，由于存款者众多，逐一谈判太麻烦，成本太高，因此只要保证有足够的银行可供存款人选择，那么合约充分自由的条件还是可以近似达到。但对于贷款来说，就必须保障银行在厘定利率时的充分自由，才能保证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经过谈判和妥协）达到平衡，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我们在电影和小说里经常看到黑社会是如何暴力逼债。那么，我们在谴责这种暴力的时候，是否也曾在另一面考虑过，这其实也反映了讨债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放贷者其实也面临相当大的烂帐风险？而许多借钱的人，如果没有相应的、足够的惩罚措施，的确是惯于赖帐，惯于逃债，惯于白吃白拿的主？
在古代，暴力逼债虽然也是为法律所不容（原因是不主张“私刑”，而不是否定“暴力”很多时候是一个最有效的手段），但法律仍然支持对欠债不还者的严厉惩罚，譬如坐牢、流放、服苦役和卖身为奴，等等。所以那时候的金融秩序比较稳定，很少发生大规模、全局性的信贷危机。由于受到左派思想曲解的所谓“人权”、“平等”、“正义”之类说词的干扰和误导，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欠债不还者的惩罚越来越轻，现代国家甚至连判其进行一定数量的“社会服务”这样的惩罚也不可能实施。这必然是助长债务人赖帐，也是鼓励人们轻率借贷，不自量力地从事高风险的投机活动，而与培养人们谨慎理财，理性投资的方向根本背道而驰。
在不能给予欠债不还者足够的惩罚以降低其赖帐风险的时候，银行就只剩下一个手段来确保自身的安全：那就是对那些信用不良的人，如要借贷，必须提高利息，缩短借贷时间。这样即使违约率高，银行也可以通过增加的利息收入弥补。然而在左翼势力的鼓噪下，现代社会连这一条也无法落实，而纷纷限定了银行所能实施的各种最高贷款利率。于是，次贷之类的金融危机终于开始酝酿和发酵。
1979年，代表美国左翼的民主党卡特政府推动议会通过了几条所谓“反对歧视”的“公平”法案。如果银行不借钱给那些收入低或不稳定的人，很可能被告以“歧视”，课以高额罚款甚至停业。此后一大堆左派“压力团体”应运而生，纷纷向银行以近乎勒索的方式帮助那些信用不良者取得贷款，并以此为炫耀。到1990年代，又是左翼的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盲目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迫使“两房”向低收入者提供优惠贷款，从而将次贷风险由地区银行提升到联邦层次。银行和“两房”当然知道这种贷款有巨大的风险，但无法推托，又不能提高利率，缩减借贷规模和期限，只好采用“金融创新”的办法，将垃圾贷款证券化销售，转移风险。于是，次贷问题就从美国扩散到其他国家。美国政府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后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是因为它无法回应银行业的合理诉求，只好以此作为对银行业的补偿，同时也自以为次贷风险的确能转移出美国。倒是右翼共和党执政时，布什政府，甚至包括麦凯恩，都曾试图限制“两房”的次级贷款发放，却被左翼民主党把持的议会否决。所以本质上说，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是左派政策、左派思想的必然结果。以上资料网上多有转载，各位感兴趣的话搜索一下便知。
许多左派同志指责说，美国用花花绿绿的钞票白白换来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榨取他们的血汗，以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方式。同一个问题，你看的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理解。美国之所以能这样做，正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一种好处。既然是世界货币，它的发行量与本国GDP的比值远高于中国相应的比值，也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事。如果哪一天人民币能成为世界货币，我相信中国人，尤其左派同志绝不会放弃这种享受。左派同志要真为中国好，就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美元能成为世界货币而人民币没有？怎样才能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与及，怎样才能使中国的一架飞机能换美国的八亿条裤子？那比只会空嚷嚷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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