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历史上,有一批大师级人物,因其胡编滥造而臭名远扬。魁奈、斯密就是这样的。
魁奈,其掌门的学派被称之为“重农”学派,这还是有些贴切的,因为,魁奈把整个社会经济,比作人的肌体,各行各业好似各个脏器,而农业,是魁奈最钟爱的一个行业,他把农业比作造血的肝脏,其他器官的正常运转都依赖于肝脏,因此,他把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劳动称之为有用劳动,而其他各行业的劳动,自然是无用劳动了。这种划分法,就是一种无厘头的东西。
斯密去过法国,见过魁奈的学生们,斯密万分敬仰魁奈,只是对他的劳动划分法提出了修改意见。斯密认为,农业、制造业,都是生产有实体的产品,因而“价值”可以贮藏在产品中一段时间,因此,制造有形产品的劳动,都是有用劳动。斯密扩大了魁奈的有用劳动的外延,但是,他依然认为,人类服务是“随生随灭”的,因而劳动时劳动就湮灭了,因此,各种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都是无用劳动,即“不生产价值的劳动”。
魁奈和斯密,都是“唯物主义者”,眼睛里只有物,但在对事物的判别时,却带着“主观唯心主义”的滤镜,仿佛人类纯劳务不是对人类有效用的事物,提供纯劳务的劳动就不是有用劳动。这就是他们臭名远扬之处。
然而后代劳动价值论者,继承了魁奈和斯密的裹脚布,继续着“有用劳动”、“无用劳动”的酸臭论调。在他们眼里,人类劳动分工,只是局限在物质生产的场合,甚至,连在物质生产场合的管理劳动,都被他们画上了“无用劳动”的标签。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就更是“无用劳动”了,商业店员的劳动也是“无用劳动”,运输业工人的劳动也是“无用劳动”。这些,都因不创造物质产品而挂上“无用劳动”的标签。那就更别说餐饮业的伙计端盘子的劳动,扫大街的环卫工人劳动,托尔斯泰写作小说的劳动,芭蕾舞演员的舞蹈劳动,刘欢的歌唱劳动,医生护士的医疗服务,教师的教书劳动,巡警的巡查劳动,士兵坚守哨位的劳动,等等等等,在他们眼里,都是“无用劳动”。
他们不但把这些称之为“无用劳动”,他们还更甚,把他们称之为“无用劳动”的事物,歪曲说成“不劳动”,说什么“你们吃了农民生产的粮食,穿了工人生产的衣服,工人农民白养活了你们”,因为“你们不为工农说话”。说个屁啊,非工农的劳动者们,已经用钱报酬了工农,用得着为工农敲边鼓嘛。工农苦不苦,那是工农自己的事情,面对强权,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谁可怜你们。
酸臭文人把自己打扮成悲天悯人的、工农的代言人,其实自己就是在吃着工农、喝着工农的寄生虫,大大小小的衣俊卿式的狗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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