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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办法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找出或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恢复平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各种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需求都已经实现了消费，只有像美国参加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特殊的机会才有可能在短时间里由政府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但是，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市场发育不完全，消费条件不充分，尤其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69.6%的农村地区，因为基础设施的限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没有办法实现消费的愿望。这是我国与30年代大危机中的美国以及90年代以来的日本相比，在解决由于生产能力过剩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的难题时，所具有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以目前生产能力过剩达到50%的家电产品为例，城镇市场已基本饱和，但1998年在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30.1%、12.2%和25.2%。
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对我国市场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98年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的产量分别为3497万台、1060万台和1207万台，现在农村有2.3亿户，比城镇1.1亿户多出1倍多，每百户农村居民对上述三大件产品的拥有量每提高10%，市场需求量就可以增加2300台而把这些家电产品的过剩生产力完全消化掉。
早在80年代末就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大市场的努力已经有好几年了，仍未取得预期效果。农民的收入水平虽然比城市居民低，但限制农民消费标志现代化生活水平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的主要原因不在农民的收入太低。1998年我国农村人均总收入达3018元，扣除掉购买化肥、种子、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和上缴各种税、费、提留后可作为消费支出的纯收入为2162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025元略高。1991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68. 4台，电冰箱48.7台，洗衣机80.6台，分别比1998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高出1.1倍、4.2倍和2.5倍。而在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的价格和供应还比较紧俏的1991年的价格相比，还不及一半。诚然，农民的纯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实物收入，实际可用来购买消费品的可支配货币收入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低，但在1998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527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高出74%，即使把实物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广东农村居民在1998年实际可用来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收入也一定比1991年的城镇居民高，但广东农村居民在1998年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也远低于1991年时城镇居民的拥有量。由此可见，即使现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比城市居民低，这几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趋势，限制农村居民购买家电产品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收入。
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低是由于消费习惯造成的。比如，农民注重建房，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区，农民的住房建了再拆，拆了再建，已反复三次了，从而忽视其他消费。然而，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同为家电产品的收录机，1998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32.6台，与城镇居民1991年时的34.7台相差无几。1998年广东农村居民每百户年有量达49台，比1991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拥有量高出41%，高出的水平和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大致相当。
为何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城乡居民对收录机的拥有量没有差别，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差异甚大，其原因在于对收录机的消费不需要其他基础设施与其配套，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消费则需要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才可。但目前农村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一般为城镇电费的3倍、甚至10倍；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49.7%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因此，大大限制了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如果改善农村电网，把农村电价降低到城镇的同等水平，在各个村建立卫星地面转播站，修建自来水水塔，提供农民生活用水，可预见的，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产品的消费高潮，到那时，我国的家电产业将不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
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我国政府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而且，政府在这上面的财政支出对刺激社会需求会产生很大的杠杆效应。去年以来，广西推行“村村有电视”，在每个村架设卫星地面接收锅，并把电视天线牵到每个农户。一个约200户的村，整套设备投资费用不过5000元人民币左右，结果彩色电视在广东成为热销产品。湖南日报社对口扶贫的一个国家级贫困村，建立了一个卫星地面接收站，结果全村267户买了180多台彩色电视。全国74万个行政村，假定三分二需要建立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即使每套投资10000元，全由国家补贴，总共投资不过50亿元，以目前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彩色电视机的价格水平来看，彩色电视机在农村的拥有量至少应该可以达到1991年城市的水平，如果把供电和电视信号的问题解决，我国电视机的生产能力将不再过剩。再如，农村自来水供应系统，全国74万个行政村，有一半没有自来水供应，要是在37万个村，每个村建一个水塔和相应的管理设施，投资20万元，全国总计只需要740亿元。一旦自来水供应问题得到解决，除了将会刺激对洗衣机、电冰箱的需求外，很快就会掀起农民自发的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创造出巨大的社会需求，把各个行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疲软，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政府以有限的财政支出要真正达到启动市场的目的，必须把钱用在能产生“四两拔千斤”的地方才可。以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运动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这些建设不但能把农村地区蓄势待发的大量需求潜力释放出来，而且和大的基础建设项目相比，还具有如下好处。农村水、电、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般较小，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比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这些项目，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规模小，投资分散，中央政府一般不能直接加以控制或操作，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去落实。可以考虑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办法，中央政府下拨资金专款专用，而且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必须追加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资金分摊的具体办法可以在实践中探索。仅仅依靠县、乡、村组织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力不从心，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只能伸手向农民要钱，加重农民负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不用城市居民自己负担，过去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交给农民负担的做法显然不尽合理，是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农民负担苛重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了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需要转变观念，政绩考核办法需要改进，真正将政府投资重点转向对农村基础设施倾斜。长期以来农村和城镇之间经济关系不平等，农村补贴城市，现在财政投资向农村倾斜也是一种补偿。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并不矛盾。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的结果，如果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机会，小城镇是没有吸引力的，把经营小块耕地的农民集中居住在远离劳动场所的小城镇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国实现城市化尚需走很长一段路，在此之前，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必然的选择。这种投资不存在消费的问题，在城市化之前，投资早已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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