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盛顿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3日表示,美国应对全球经济复苏承担更大的责任。楼继伟引述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在致辞时的表述,称中美两国贡献了全球增长的40%。但是楼继伟说,根据他的统计,中国贡献了30%,美国贡献了10%,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美国的储蓄率偏低仍是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美国加快结构性改革,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提高储蓄率,而且要改善机制,动员储蓄转为投资,利用现在财政状况比较好的机会,在基础设施以及创新等方面,发挥投资的更大的作用,可以对全球做更大的贡献,”楼继伟说。
美国的储蓄率低主要因为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这正和中国的相反,目前中国正学习美联储摆脱危机的方案,以量化宽松拉抬股市,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实施资产证券化,降低企业负债率,减轻银行的呆坏账压力,经济周期的本质是加杠杆,去杠杆的轮回,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都只是融资的手段,不同的是偿还手段,债务有延期、赖账、跑路、跳楼、破产,然后转向资产证券化,存款变股权,继而暴涨暴跌、资产泡沫,灰飞烟灭。
提高储蓄能提高增长率吗?
储蓄并没有沉淀在银行,而是被贷出投资,但能否有收益则不确定,中国前几年的投资为什么能有高收益?因为有出口顺差;现在为什么投资放缓,乃至减少?原因就在于外需萎缩,而内需不振。
外需来自哪里?美国人与欧洲人的借贷消费,如果没有借贷消费,那么不但中国的增长无法持续,就其本国同样萧条。
经济学有个人人皆知的节俭悖论,即古典学家坚持储蓄能发家致富,但凯恩斯却说,大家都节俭了,必定萧条。
新宏观主义认为:两者说的都是一定道理,之所以结论完全相反,就在于两者的视角不同,前者是从微观个体所言,后者则是从宏观整体而论,即前者是微观规律,后者是宏观规律,前者不需要考虑市场的容量与规模,后者则担忧其宏观边界。
单方面的提高储蓄,而不去设法解决最终需求瓶颈制约,那么到头来可能消费债务减少了,也就是次贷危机避免了,但产能过剩一定来临,恰如中国当前窘境,这一药方并不比美国的高明多少。
今年的孙冶方经济学论文获奖者刘鹤的《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比较研究》得出的第九条结论认为: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
显然,理论解决方案不是增加储蓄,这仅仅是经济学常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