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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针对广东部分企业的倒闭风潮，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认为“倒闭的都是落后企业”。在此次经济危机中，面对大批中国企业的倒闭，汪洋的声音，或可为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普遍看法。然而，大难之中，很有可能泥沙俱下，玉石俱焚。
追溯中国企业的倒闭风潮，除了“倒闭的都是落后企业”之外，我们亦可发现，这些死去的企业之中，并非全应判“死刑”。如果及时相救，通过减税、开放行业管制等政策支持，或可挽救于危亡之中，起码可以增加存活率。
高死亡率的企业第一当属受出口政策及人民币汇率变化影响的企业。这当中，最典型的是纺织、服装、玩具、家具等行业，这些行业对出口依赖很大。
以纺织行业为例。一直到2007年，中国纺织行业每年均能有超过15%的增速，而自从2007年后半段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国外订单大幅下降，很多企业销售额猛降50%以上，行业利润，也从10%左右，下降到2%-3%左右。而后，随着人民币升值，有些本来利润就比较低的企业，微弱赢利就变成了亏本。
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倒闭的6，7万家企业中，纺织企业就达1万家，整个行业濒临倒闭企业，竟然高达3/2，一些本来很优秀的企业，也由于外部环境的突变，濒临倒闭的边缘，如中国规模最大的印染企业，浙江江龙集团，即在10月传出倒闭消息。
其它受到外贸及汇率影响的企业，情况也类似。在福建晋江，大批制鞋企业倒闭；在广东，大批玩具企业倒闭，特别是李嘉诚曾参股的合俊玩具的倒闭，更成为中国倒闭最大的经济实体。
这些企业中，有很多如果从经营方面来讲，本是非常优秀的企业，中国本应加大补贴，而不应该将其视为“该死”，弃之不管。
第二类高死亡率企业，则属于“产业升级”过快之下的牺牲品。
2008年以来，中国很多地区均致力于推动地方产业升级，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而以广东东莞、深圳更为激进。今年以来，东莞与深圳推动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政策，导致大批传统企业或倒闭，后外迁内部或者越南成本更低的地方。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亦是服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的“世界工厂”称号，表明了其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与局限。同样，在国内，比较优势理论亦部分适用。但是，在中国国内，各个区域之间的资源与市场自由度，却反比国际之间更低。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行政和权力架构，存在着条块分割，由此造就的地方主义，使国内关卡林立，保护主义盛行，存在各种行业性和区域性管制。
阻碍产业升级顺利实行的另外一大因素，是实现产业升级需要时间与过渡。而东莞与深圳的“腾笼换鸟”最后演变为一种类似“挥刀自宫”式的自残。向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转型，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传统产业却遽然衰落，由此形成巨大的产业真空。
以此次东莞产业升级过程为例，很多传统企业，由于“腾笼换鸟”政策的推行，从原来的“好鸟”，成为了即将被离弃的“飞鸟”，原来的种种优惠政策，一时尽失，而很多原来可以获得的贷款，现在已经很难继续，很多待上的项目，待批的厂房，亦受到阻滞，一旦面临压力，很容易倒闭，或者是被迫迁移。
最后，所谓“腾笼换鸟”，最后变成了“腾笼逼鸟”。一些传统企业，本来仍然可以发挥其作用，或者逐步迁移，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对于产业升级的操之过急，使之无法短期内完成调整或者迁移，最后造成部分企业倒闭，当其爱时，软语温言，给予各种优惠；当时厌时，冷脸相向，必欲赶尽杀绝。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在此过程中，一些倒闭的企业，可以说是产业升级过快的牺牲品。
第三类高危企业，则因税收、成本等压力过大而渐入死路。
在本次经济危机之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反讽，一是从1994年到2007年，中国的税收几乎是以两倍于GDP增长速度持续增长，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长更是高达30.5%，而中央财政收入最近几年每年增收数千亿元，去年更是增收超1万亿，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亦达2，6万亿，累计有4亿以上财政盈余。在中国政府税收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却是大批企业倒闭。
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35%左右，而发达国家财政收支中一般包括社会保障，将其扣除后，税收占GDP比重一般在20%左右，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远远超越发达国家。这样的负担，平时尚可艰难度日，一旦遭遇危机，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跟稻草。本次中国政府推出的1200亿减税计划，相对于已经死亡的企业，显然为时已晚。
此外，由于员工成本上升、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使企业的成本急剧增加，特别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产生了巨大冲击。本来由企业和社会共同负担的社会保障，由于政府责任的缺位，最后结果是政府开出美好的空头支票，所有的责任和负担，却只有企业一头扛，造成了企业成本的普遍上升。据统计，仅中国企业养老医疗所占资金即高达工资的40%。今后随着劳工保护力度加大，工资水平提高，企业的社会保障还会增加，负担日重。
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很多企业风雨飘摇，处于生死之间，减负则生，加压则死。这个时候，政府本应及早减税，并分担企业的部分社会保障功能。但是现实却是，很多企业，却为赋税所累。
此外，“民营企业”的卑微身份也使其竞争起点过低。
自去年以来，中国的银行多次紧缩银根，本意为遏止企业盲目投资冲动，防止通胀，最后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由于天然的身份优势，照样可以得到银行的关照，而那些身份卑微的民营企业，则由于贷款无门，或冒险民间融资，或坐以待毙。前全国人大代表谢冰非法融资案，某种意义上即反映了民营企业的两难处境。
目前，普遍的行业危机，造就了大规模的企业并购风潮，但是，在这股并购风潮中，我们却看到一股逆流。无论钢铁行业、烟草行业，还是航空行业，本次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合并，并非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而是以行政令名进行，比拼的是身份和个头。
而这种并购风潮，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一是有些行业不仅不开放，还加强垄断，使很多民营企业失去了进入更广泛的产业的机会，产业转型空间更为狭小；另一更可怕的是后果是，一种“国进民退”的寒流渐显，改革严重倒退。
以本次山钢与日照钢铁合并为例，去年山钢集团的营业收入是665亿元，实现营业利润36亿元。而被视为“中国的米塔尔”的日照钢铁，去年实现营业收入286亿元，利润超过50亿元。其赢利能力，大约是山钢的3倍，如果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应该是日钢更能力收购山钢。但由于山钢集团是山东省国资委下属企业，山钢即在省政府主导下，强行并购日钢。目前，在无形压力下，地方银行已经停止对日钢的一些贷款， 而日照钢铁投资14.164亿美元在大连、上海、韩国等地购买的矿船，亦被废弃不用，大有逼君入瓮之势。
民营企业的卑微身份，使其在与垄断国有企业竞争的时候，具有天然的劣势，而这种起点的不平等，亦是本次企业大批倒闭的原因之一，无数本来优秀的民营企业，也为此含恨而终，如能够有比较公平的竞争起点，准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广泛的产业领域，或可挽救很多民营企业。
在传出广东企业倒闭数万家的消息后，中国总理温家宝火速巡视广东，为广东企业打气，颇有补救之意。逝者已亦，来者可追，本次政府推出4万亿的庞大救市计划，并计划减免1200亿税收，或可使中国企业获得更多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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