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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创作方法上讲，路遥坚持的基本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同时注入了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是1985到1988年前后，那正是中国文坛上借鉴和实验现代派文艺，先锋派创作、前卫艺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当时的氛围下，理论批评界没能给《平凡》太多的赞扬和肯定，甚至是很冷淡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却也暴露了我们总是习惯于“一边倒”的思维。路遥也读新潮作品，但他认为最能影响读者和最有价值的还是现实主义，他尤其崇尚柳青式的现实主义。他不无幽默地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问题当然不仅仅是“餐具”的不同。应该承认，路遥的坚守是有意义，有道理的，在某种意义上，路遥是对的，实践证明这部手法和面貌颇为传统的作品，确乎具有某种穿越时空的生命力。不过，在今天“路遥热”的氛围下，我们切不可又走向另一种“一边倒”，即用过分的赞扬和拔高来否定其它方法。我们只能说，用什么方法和手法都不是决定性的，各种方法都有并存的权利，而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艺术的高度和深度。
《平凡的世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作者对官场生活并不太熟悉，却用了不少篇幅写官场。这可能与他的全景性，史诗性的宏大构想有关。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到，他对乔柏年，田福军们，有一种农民式的“敬畏”，近乎“仰视”，过于理想化，显得比较表面，很多尖锐矛盾，解决得过于轻易，多少有一点廉价的乐观。他写农村也有理想化成分，农村有很多深层矛盾未能深触，现在基本是父慈子孝，道德有序。事实上，不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几位著名的农裔城籍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美化乡土伦理的乌托邦倾向……
关于路遥作品的话题还有很多，这里不细加讨论了。《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路遥的这段话也许是最好的回答：“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作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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