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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高达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源源不断的贸易顺差，高度活跃的投机资金，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等，使得人民币有着重估的内外需要。人民币汇率的上调压力意味着数量巨大的人民币升值红利，如何利用这笔国家红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获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金融创新问题。我们建议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分发人民币，通过提高内需来大幅改善国内经济运行，建立和谐社会。在减少国内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的同时，缩减贫富差距，为央行管理国内金融提供一种新的政策工具。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可控制下的释放将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升值 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一、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总量水平仍然较低，劳动力供给充足，还有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为推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目前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问题。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1.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支出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为2.68倍，到2002年扩大为3.29倍，如果把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都折算出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实际差距将达到6倍。(2)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大。具体表现在：目前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差距比较明显；城乡居民在公共卫生资源分布上差异较大；城乡医疗保险覆盖率差异较大。(3)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大。农业部门产值占GDP比重明显下降，农业生产率与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下降，农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 2.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差异大，而且还表现为其他经济社会指标差异较大，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差距明显大于印度。 从地区看，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占总人口2.17%,相当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第二世界是天津、浙江、广东、福建、辽宁、江苏占总人口的21.8%,相当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三世界如山东等地区，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占人口的21.76%。第四世界大部分是中西部地区，占总人口的50.57% ,相当于世界低收入国家水平。 3、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1)经济发展与健康指标发展速度不一致。我国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都明显超过了人力资本增长率，特别是大大高于人口卫生健康指标增长率。
(2)硬件投资和软件投资不匹配。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注重经济增长，而对社会发展不够重视，注重硬件投资，投资软件力度不够。所谓“硬件投资”是指对厂房基础设施及设备的投资，所谓“软件投资”是指投资于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R&D教育、卫生、环保等方面。我国的硬件投资与软件投资明显不协调。我国国内投资率是世界上水平比较高的，约为40%左右，但政府对包括公共教育支出、基础设施和扶贫支出在内的公共支出投入严重不足，其中GDP比重要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公共服务增长，经济增长并没有自动带动社会发展。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自200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较上一年度有明显增加，当前人民币汇率更是呈现“加速跑”的态势。继2006年11月27日突破1美元兑人民币7.85元关口之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再度大幅上涨，升破7.71元关口，报7.7199元（2007年4月19日）。这意味着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推动汇率制度改革，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达4.8%。
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升值调整仍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主线。 首先是来自国家之间外汇交易的市场压力；其次是各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博弈，也就是政治压力；最后是政策性压力，比如中国近期的CPI指数居高不下，尤其是主要来自农产品及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中国经济面临短期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以至于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的廉价组装工厂，而广大国民从那些微薄的利润中获利甚少。对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厂商来说，国内购买力的匮乏是他们宁可压低利润去争取海外市场的主要原因。而国内购买力的匮乏是因为人民手上可用的资金太少，尤其是在自1998年开始的住房、医疗、教育三大引起广泛争议的改革之后，人民的储蓄倾向更加明显，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国内经济难以进入良性循环的局面。 在汇率、外资优惠政策以及其他一系列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产业发展格局存在失衡的现象。资源过度分配给了从事出口、进口替代等以贸易品为特征的工业部门。而农业，以及以非贸易品为特征的服务业部门，尤其是医疗、教育、环境、交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部门，发展相对滞后。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格局，对提高全社会工资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国民福利、保持宏观经济内外平衡以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都构成了挑战。 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扭转上述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和产业发展格局失衡的局面，它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人民币升值会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使得一向以价格优势取胜的中国出口业丧失竞争优势。国内厂商会尽可能控制工资增长来维持生存，导致劳动者的收益和消费水平不可能有较快的增长，加剧结构性通货紧缩。 三、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构想 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一方面需要应对人民币升值引发和加剧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则必须清楚地看到人民币升值潜力给中国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人民币升值潜力是一项数量巨大的红利，以27.6万亿元广义货币(2005年6月数据)计算。假设人民币有5%的升值潜力,我们就有1.38万亿元红利可以分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红利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公民无疑是最公平的方式。这也可能是最有效的促进生产的方法。因为低收入消费者手里的钱最有可能进入生产－消费的循环，产生最大的乘数效应。 我们认为应该借人民币升值之机，利用巨大的升值红利解决国内的诸多问题。如果我们简单地让其升值，则相当于人民币的持有者按照手中持有的人民币进行权重分红，国际购买力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中。如若不进行调整，则会使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加剧国内本已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结构性通货紧缩。因此可以考虑将人民币红利平均分配给所有中国公民。具体方式是在中国人民银行为每一个中国公民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个人账户，注资约1000元（按中国的13亿人口和上文预估的1.38万亿元人民币升值红利来计算），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红利平均地分发给每一个公民。每个人可以用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为自己或直系亲属的教育、医疗以及个人的养老付账。这些账户直接开设在商业银行并由商业银行协助个人管理。社保机构、居委会和村委会为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使用提供咨询和审定。 直观上看，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且注入资金的做法可以理解成像增发货币这样的财政政策。其对经济的拉动也可以用凯恩斯方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来理解。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根据以下三点中国国情所做出的判断。 第一，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除了宏观调控的程度不同以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资本市场的落后。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是现代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区别的重要标志。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国家政策一般倾向于采用财政政策来调控市场。在中国市场上，由于整体而言国民的储蓄倾向较高，消费倾向依然偏低，利用利率工具或者存款准备金等传统货币来影响现实货币量的手段实在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其影响更多体现在企业，而对于广大国民往往没有多大作用。因此采用这种直接注资的手段对市场的影响更为明显。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性。公民阶层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是我国发展不平衡的主要体现。这种不平衡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一对被长期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林毅夫比喻为“煎焦的冻鱼”的矛盾：在看似稳定的物价指数背后，一面是已经“过热”的投资增长，另一面则是还未“解冻”的消费萎缩。想要解决这种不平衡性，最重要的是要提高低收入地区和人民的“造血”能力，即“授人以渔”。这种说法看似与我们建立社会保障账户并注资的观点完全相反，其实不然。因为，提高不发达地区和人民的经济实力，终究还是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一方面需要政策的指导，对其给予政策的便利和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另一方面则需要资金的扶持，帮助其拥有能够进行发展的资本。这两者在提高不发达地区经济的过程中是缺一不可的。同样，对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经济实力，也是同样的思路。例如，对于农民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政府提供技术和市场的指导以帮助他们进行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农副产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能进行初期投资的资金。而我们的方案能有效解决对后者的需求，在配合前者的条件下能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第三，分配方式的公平性是我国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中国的行政浪费和贪污问题都是相当严重的。如果在分配这笔红利的时候采用非平均的方法，比如专项扶贫或者对于某个产业的补贴，容易在中途被层层截留。即使我们不考虑这种浪费与截留，扶持对象或者补贴对象的决定也会引起其他地区与产业的不满。而且这种指定的对象的选择也很难说是种公平的选择。所以相信市场的力量，将资金平分下去让个人消费，再通过市场来决定这笔资金的流向更加公平。
四、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意义 1、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将增加资金在社会经济中经历的环节，从而带来更大的乘数效应。财富转移的规律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扩散和趋向平衡的规律正好相反。在一个非全民公有的经济体系内，财富总是倾向于向少数人（或集团）流动，这是因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和智力，个体差异使人在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竞争中，财力雄厚的更容易胜出，获得更多财富，从而形成正反馈。比较均衡的初始财富配置会使得更多“聪明人”有机会获得收益，虽然随着经济的运行，财富向少数人流动是无法阻挡的，但财富流通的过程中有更多的人参与了生产－分配的过程，社会总财富得到增加。因此一个财富配置比较平均的社会，经济发展潜力会更大。根据财富转移规律，在当前人民币升值给我们带来一大笔红利之际，将红利平均地分到每一个国民手中，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由于财富是单向流动的，低收入消费者手中的钱最有可能进入生产--消费循环，一方面这些平均分发的现金最终将流向企业，流向城市，流向银行（中央政府也会通过税务收回一部份），导致国内经济运转的各个环节都会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这些分配的资金在流动过程中可以创造新的价值，通过乘数效应增加社会总财富。 2、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可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建立能给总资产只有数千元的家庭带来额外财富，可以极大地提高他们的消费信心。新的资本和新的购买力将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能极大地提高农民等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对于中西部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 3、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能够刺激内需。分发人民币升值红利可以提高人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水平，直接刺激内需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如果简单地让人民币升值相当于按照已拥有的财富来分派红利，对外购买力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中，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将因此增加，更有可能加剧国内的结构性通货紧缩，将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平均分发红利有利于明显刺激中低层次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和意愿，而对于中国这样中低档消费品生产量很大的国家，这种需求的增长将极大地缓解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减少压力。 4、注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能减少对外巨额顺差的压力。分发人民币升值红利可以提高国民消费倾向，拉动内需，从侧面降低对外经济依存度。随着这一过程的深入，中国有可能逐渐实现进口与出口的平衡。内需的拉动会使得部分出口转为内销，减少我国在世贸组织面临的“反倾销”压力；另外，人民消费力的上升会逐渐影响对海外产品的需求，一定程度提高进口，这对于缓和我国外贸顺差的压力也会有所帮助。 5、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建立是一次社会主义金融创新,能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可以为中央银行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在经济紧缩及遭受重大社会事件的时期,中央银行可直接对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充值并放宽账户的支付范围以弥补利率等工具的不足。对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充值可以成为中央银行调节经济运行的又一货币政策工具。在发达国家，个人有信用资料，个人贷款消费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可直接影响个人的消费。我国目前还没有健全的信用体系，利率对个人消费的调节作用有限，历史也证明对银行注资或者利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其他货币手段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刺激内需。对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充值能更快地将资金传导到消费者，直接刺激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政策的实施都会有所损耗，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由国家注资较之于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既可以避免甄别中耗费的人力物力，又可以有效地避免资金在中途被截流，可以有效地预防腐败和贪污，是一种相对不容易变形的直接的调控手段。 五、建立社会安全个人账户与通货膨胀 建立国民保障个人账户并注资的方式，最大的问题是会引起通货膨胀的担忧。甚至从直观上看，这种直接发钱的方法很像某些财政纪律不严的国家面对经济问题时候采用的临时手段，而那种短视的手段很容易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直接给个人注资的方法大幅增加了市场上的可流动资金，会造成实际上的通货膨胀。从我们的角度看，注资的效果是分发人民币红利，利用通胀来冲销升值。因此通胀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通胀的水平被维持在正常且足以刺激经济的情况下，其对经济的影响就不是负面的。如果利用行政手段对这笔红利的个人使用进行限制，将其限制在某些特定目的上，比如医疗、社会保障、特殊项目投资或者教育，那么这种注资不会引起即时的通货膨胀，其造成的通胀压力也会在生产和服务的快速增长中消化掉。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构建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带来的通货膨胀威胁远远小于人民币单边升值导致的热钱流入效应对通胀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数据已经表明了显著的投机性资金流动，这说明资本账户管制措施的实际效力在下降(事实上国内资本市场也在逐渐对外开放)。人民币升值加大了货币管理难度，中国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大量的外汇流入境内，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必须购买这些外汇从而不得不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使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央行不得不采取提高利率的办法来降温。另一方面，人民币利率必须跟着美元利率走，如果人民币利率过分高于美元利率就会引发更多的外汇流入，使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更为强烈，单边升值趋势将更为明显。我们提出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注资的做法，就是要平均分配人民币升值红利，藏富于民，利用通胀来冲销升值，消除单边升值预期，更有效地捍卫我国的金融主权、增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范祖德，2004：《人民币升值争议》，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胡鞍钢，1998：《就业与发展》，沈阳：辽宁出版社。 ——2002：《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和若干建议》，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胡鞍钢、邹平，2000：《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莫涛，2007：“汇率变动、产品附加值和内涵经济增长”，《国际金融研究》，2007，1：58—62。 杨艳军、张伟超，2007：“双顺差条件下人民币汇率走向”，《经济师》，2007，1：83—108。 余永定、何帆，2004： 《人民币悬念：人民币汇率的当前处境和未来改革》，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郑蕾芸、刘力臻，2005：《国际金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承礼）[1]作者简介:蔡恒进，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教授。曹晓丽、黄政，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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