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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异议者向赞成者的转变
--1843~1847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展研究
顾海良
作者简介：顾海良（1951-），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以马克思1843~1847年间经济思想的演进为背景，对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异议者向赞成者转变的基本过程，以及这一转变与唯物史观创立的内在联系，这一转变中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方法论上初始理论成就等问题作了研究，对如何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地位及当代意义问题作了分析。
关键词 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 唯物史观
正像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也不是生来的劳动价值论者。1843年，马克思在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精神世界，接受的也是当时已经存在的经济学发展的现实。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过程中，在对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不懈的科学研究中，马克思实现了从劳动价值论的异议者到拥护者的重大转变，走出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进而在经济学上科学革命的重要一步。今天，我们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的科学革命中，真实地回顾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这一历程，能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
一、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异议
马克思于1818年诞生在一个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家庭。然而，他的诞生地莱茵省却是当时德国经济和政治最发达的省份，他上大学的波恩和柏林则是当时普鲁士专制制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对这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合理性有了深切的认识。中学时代，他就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事业”；走上社会时，就极力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进行辩护；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时，就对“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的现状作了有力的鞭挞，对“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充满了信心。这是马克思从事经济科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也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首先就要理解马克思从事经济科学研究的这一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理论研究基本立场的确立，并不等于理论研究上科学革命新成果的产生，理论上的科学革命有其特殊的路径。184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面对的是自17世纪中叶威廉配第以来已经有了近200年历史发展的经济学理论，面对的是1823年大卫李嘉图去世之后欧洲经济学界理论纷争的格局。30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跋”中，对这一理论纷争时期的特点作过如下生动的和深刻的概述：“从1820~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17）
最初，马克思没有能够区分当时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成就与庸俗因素，对现存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劳动价值理论持有异议，并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否定。应该说，马克思这一基本的理论取向，一方面同恩格斯早期的经济学观点，特别是对价值理论的基本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同马克思当时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任务有着直接的联系。
1843年底到1844年初，恩格斯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篇历史文献。恩格斯在该文中阐述的基本思想，成为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始初观点；所运用的方法，也为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时吸收。后来，恩格斯认识到，他在青年时代的这本书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受到费尔巴哈个人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在1884年给俄国友人叶埃帕普利茨的信中提到:“您认为把我那本《大纲》翻译过去是有益的，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上，马克思可能就是该文的第一读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不仅可以在他留下的《巴黎笔记》第5笔记本中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要中得到证实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4）；而且也可以在他15年后还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称作“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中得到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9）。概括地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研究的方法上对马克思产生深刻的影响，使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一直被资产阶级所垄断。在私有制条件下，它是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这门科学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不断演化，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重商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关于财富的朴素观念相适应；二是自由贸易阶段，这一阶段“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原富》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98）在恩格斯看来，自由贸易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是对重商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学的革命，这一革命的惟一的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但它不仅没有克服以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而且还增添了隐蔽和伪善的形式。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反动，它把私有制看成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现象，把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也看成是永恒存在的自然范畴和自然规律。因此，只要政治经济学被限定在资产阶级的眼界内，它就必然“打着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它就是十足的“私经济学”。
恩格斯认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关系制度的批判。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和交换关系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的私有制及其本质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阐释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内在规定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中通行的价值、价格、资本、利润、利息、地租等经济范畴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作了颇为深刻的论述。在恩格斯看来，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与私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反对私有制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租是由土地私有权引起的，资本是私有制发展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所产生的，工资也是私有制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分离的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的私有制，在历史上产生也必将在历史上消失。因此，随着私有制的被消灭，土地私有权也将被消灭，地租也就“可以回到实质上是地租的基础的合理的观点上去”，“资本本身将还原为它和劳动的最初的统一体一样”，“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转让出去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8、611）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集中体现。《巴黎笔记》是马克思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摘记性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手稿。在这两部手稿中，马克思运用社会的、历史的批判方法，不仅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也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部不同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了比较。而且在很多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例如，《巴黎笔记》中关于国民经济学按其实质来说是致富的科学、没有私有制便没有政治经济学等观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价值、货币、资本、劳动等范畴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规定性的分析。
第二，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阐述上对马克思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形成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最初观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论述是多方面的，在价值理论方面的阐述主要就是对当时欧洲经济学界的两大主流价值理论，即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批判。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认为，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忘掉了生产费用或劳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则忽视了“效用”或使用价值。什么是价值呢？“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争论的双方都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恩格斯试图从劳动或“生产费用”与效用的统一性上来考察价值概念。他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5）
显然，恩格斯关于价值概念的解释存在不少不正确的地方。例如，在对价值概念内涵的理解中，恩格斯试图把萨伊效用价值论中的“效用”，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或“生产费用”结合起来，说明物品的价值包含这两个要素，是由这两个要素共同决定的。按照恩格斯的这一看法，不仅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价值，而且商品所具有的效用大小也决定价值，这显然还未真正理解价值的实质和价值决定的意义。再如，在价值范畴的性质问题上，恩格斯否认价值的客观性。他认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4）在私有制条件下是不存在的。在恩格斯看来，竞争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它到处存在并决定一切。在竞争的统治下，抽象价值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着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并且由于竞争的作用，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价格与生产费用决定的价值是不相一致的。因此，在竞争统治下是不存在价值的。可见，恩格斯通过分析竞争的作用和竞争所造成的价格与价值的不一致，否定了价值的客观存在，否定了劳动决定价值。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还否认了价值的历史性。由于恩格斯将价值看成“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所以，恩格斯认为，在私有制被消灭以后，“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5）。显然，恩格斯没有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价值，相反夸大了价值概念发生作用的范围。恩格斯对价值问题论述的这些片面性，对马克思的研究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不乏对价值理论的天才论述，这些论述对马克思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对价值理论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对价值概念的理解上，恩格斯虽然认为物品的价值包含劳动与效用两个要素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却看到了物品的效用是与物品的价值相联系的；恩格斯虽然认为物品的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但是，他所说的“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似乎已经意识到劳动决定物品的价值必须要看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是否合理，只有在合理的情况下，价值才由劳动决定。再如，在对价值性质的理解上，恩格斯虽然认为价值在竞争统治下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强调了私有制统治下竞争的作用，看到了竞争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到了不能离开竞争来谈价值的事实。
马克思对现存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劳动价值理论持有的异议或予以的否定，也同马克思当时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任务有着直接的联系。马克思在1843年着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已经经历了从宗教的批判到哲学的批判、从哲学的批判到国家和法的批判、从国家和法的批判到私有制的批判的思想过程。1859年，马克思在回顾自己的这一思想过程时曾经指出：“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8）
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表明，马克思已经深入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底蕴，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和任务的理解，突出地体现以下两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从“整体的联系”上，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为了避免任意“制造体系”的表象，马克思的基本构思是：“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理由，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5）显然，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还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独立意义上来理解的，主要是从社会整体批判的组成部分的意义上来理解的。
第二，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理解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意义及其关系。马克思认为，要搞清国民经济学中私有制、劳动、资本、地产、垄断、竞争、货币等范畴以及范畴间的关系，必须从异化劳动的基本事实出发，其原因主要是：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是实际存在的最基本的事实，也是人们经验所能感受到的基本事实和现实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所有范畴，都是异化劳动的特定的、展开的形式，也就是说，异化劳动是其他所有范畴的一般的、本质的规定性。
总之，马克思在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持有异议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方法上，马克思不赞成李嘉图对劳动创造价值研究中运用的抽象方法，特别不赞成对劳动创造价值的研究建立在抽象了资本主义竞争这一基本假定的基础上。马克思接受的是恩格斯在1844年初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观点，即“生产费用……这个范畴也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如果不把竞争考虑在内，“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4）马克思当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竞争前提下价格的波动问题，还没有从价格这一现象形态中离析出价值这一本质规定性。
第二，在理论上，马克思注重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证性”批判，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显然是更为直接的现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坚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因而对抓住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些范畴，认为异化劳动既是实际存在的经济事实，也是其他一切范畴的一般的、内在的本质规定。
二、唯物史观创立中的重大转折
1844年底以后，马克思才由劳动价值论的异议者转变为劳动价值论的拥护者。现在能够看到这一转变的最早的文献，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底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开始转变，也就是说，处在由劳动价值论异议者向拥护者的过渡之中。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论及价值问题时，既反对效用价值论也不完全认可劳动价值论，在总体上还没有真正站到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来。马克思提到:“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9〖ZW〗〗显然，马克思在否定效用决定价值的同时也否定了劳动决定价值，把价值的“费用”确定和价值的“效用”确定，都看成是“偶然”的。但是，在对价值问题的深入探讨中，马克思也开始承认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例如，关于商品价值及其决定问题，马克思就提到：“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1） 这一提法说明，马克思已经觉察到，对价值决定的考察是可以撇开竞争的影响的，这已经比《巴黎笔记》中的观点前进了一大步。马克思还明确地提出：“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2）
这一论述表明，马克思开始理解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态和在生产过程中的本质规定之间的区别，从而在方法论上初步理顺了价格现象和价值本质的关系。
马克思对前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也有了新的见解。他在分析蒲鲁东的价值观时指出：“除劳动时间和劳动材料外，经济学家还把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本家的利息和利润也算入生产费用。在蒲鲁东那里，地租、利息和利润都消失了，因为在他那里私有财产消失了。于是剩下的只有劳动时间和预支费用。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规定，当做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政治经济学中决定性的因素则是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蒲鲁东恢复了人的权利，虽然不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形式来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1）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条件就是私有财产的消失和人的权利的恢复。这一看法，同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完成唯物史观的创立有关。同时，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左派否定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时指出：黑格尔左派之所以会否定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原因就在于他们“把时间的空洞的延续和充实的劳动时间看成同样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1-62）马克思肯定了既存的劳动价值论的积极的因素，对商品的价值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观点给予肯定。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这些看来似乎是矛盾的观点，同他还没有搞清楚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有关，也同他还没有弄懂价值规律的作用及作用形式有关，更与同虽接近唯物史观，但还没有真正完成唯物史观的创立有关。
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原理有了透彻的理解。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承认劳动价值论，肯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的科学阐述，就是必然的结果。
大约在1845年秋到1846年5月，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创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为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提供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开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的高度，对这个整体的内部结构，以及人类生存和社会生存的历史基础作了科学的说明。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结构中，“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思想、观念、理论存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在任何时候，它们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不是存在即社会实际本身。决定意识的社会生活，首先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0，31）。社会历史不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历史，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历史。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的状况，同时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也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超过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而会发生冲突，旧的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就会从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变成它的桎梏。“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必然会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a son tour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
第三，马克思还对所有制关系同人们生产活动和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形式作了探讨。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过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形式，每一种所有制形式都是与生产和分工的发展紧密相联的，“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3）大工业的发展、工业资本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使各国的经济孤立状态不复存在，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使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使商业城市战胜了乡村，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实质作了如下的高度概括：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43）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强调以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阐述了社会生活决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论述篇幅不大，但意义却非常深远。这时，马克思已经成为劳动价值论的赞成者，并对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作了论述，其中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商品价值的决定上，马克思已经从先前认为价值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观点中摆脱出来，明确地提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30、466）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成本”，就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费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出的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一部分用来补偿工人的工资，一部分则成为资本家的利润。可见，这时马克思已不再把利润看作是价值的余额，而认识是价值转化而来的，它同补偿工人工资的那部分价值一样，都是由劳动决定的。当然，在商品价值决定上，马克思还没有能深入研究劳动的性质和内涵，也没有正确区分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
第二，在竞争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已经从先前认为竞争具有消灭一切商品的内在价值的破坏性力量的观点中摆脱出来，赋予竞争新的含义，即具有根据社会需要来调节社会劳动的分配机制。对竞争含义的新的理解，对深化劳动价值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还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成本即劳动决定，是通过竞争的作用实现的，只有通过竞争的作用，商品的价值才能最终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来决定。当然，马克思在竞争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还没有深入研究竞争使利润平均化的问题，但他却意识到了竞争的这一作用，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的“供求论”的批判中，马克思曾经指出：“格律恩先生采纳了政治经济学关于需求和供给的最庸俗的原理；而为了利用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删去了其中必要的中间环节，从而把它们变为最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13）马克思的这一见解，为他以后进一步探索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的“必要的中间环节”开辟了重要的通道。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没有对劳动价值论作出系统论证，也没有对自己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的重大转折作出明确说明，但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以及运用唯物史观对价值问题所作的概要论述，最清晰地反映了马克思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到承认并肯定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变化。
三、劳动价值论拥护者的转变
回顾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理解的这一重大转变，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第一，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哲学基础。承认劳动价值论，这是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运用的必然赓续；同时，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也对唯物史观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证明。唯物史观的创立也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自此之后，政治经济学不只是“整体的联系”的组成部分，更成为理论批判和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的部分，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很快就成为马克思面临的紧迫课题。
第二，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得失成败的科学认识，特别是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中蕴藏的科学价值的深刻理解，是马克思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被宣布为“过时的”、“失灵的”理论。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优秀理论遗产。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理论的合理的内核，结合经济科学革命的内在要求，使得以劳动价值论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起点这一“古典”的方法，获得了新的生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学的科学革命。
在发表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表述了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他完全站到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用李嘉图的理论来反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他完全承认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功绩，充分地利用并批判地吸收了李嘉图理论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92、93）
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从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赋予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新的内涵，在许多理论观点上实现了对李嘉图的超越。马克思与李嘉图、蒲鲁东等不同的是，他研究劳动价值论是要证实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是要说明价值只有在竞争中并通过竞争的作用才能得到实现，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所作的这些分析，在驳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面，在完成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方面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在《哲学的贫困》中，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基础，初步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具有过渡性的、历史上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及其内部联系，研究的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在批判蒲鲁东认为经济范畴是历来存在、永恒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历史性。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但他没有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因而也就唯心主义地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3），并且把实在的关系当作抽象的体现。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认识经济范畴的唯心主义方法，强调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3）经济范畴只有从经济关系本身的运动中通过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现实的经济关系是第一性的，经济范畴是第二性的，随着生产力、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范畴也会发展、变化。因此，经济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4）。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唯物史观的考察方式，成为他构筑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也成为他实现劳动价值论上科学革命的重要基础。
在批判蒲鲁东形而上学地臆造经济范畴体系的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矛盾，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这个体系内部的各个经济范畴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不断发展变化的；蒲鲁东无视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使体系中的各个经济范畴通过纯粹的思维活动相继产生，并臆造出经济范畴的顺序。针对蒲鲁东的这一做法，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生产方式是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每一种关系都只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它们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经济范畴的理解，对经济范畴顺序的安排，不能脱离生产关系整体的内部联系。马克思由此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必须从生产关系的整体上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从生产关系整体的内部联系上研究经济范畴。
唯物史观的运用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的确立，使马克思找到了与蒲鲁东的价值理论进行全面论战的科学方法，从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
第一，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的观点，坚持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蒲鲁东认为，交换价值起源于分工与交换，而分工与交换则是一个生产者向另一个生产者建议的产物，有了这种建议，才有了鲁宾逊式的孤立个人走向交换世界，从而才出现了价值。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一不顾历史发展和交换价值起源的事实所作的纯粹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做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9）
但是，马克思没有进一步阐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蒲鲁东对价值的矛盾的本性作了研究。他虽然正确地认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相互排斥的，但他却不理解二者之间矛盾的根源和性质，把使用价值等同于丰裕，把交换价值等同于稀少，把使用价值等同于供给，把交换价值等同于需求，这样，他就非常轻松地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是丰裕与稀少的矛盾，归结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是效用与意见的矛盾，最后又把这一矛盾看作是自由意志造成的。在蒲鲁东看来，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矛盾的解决，是在构成价值，也就是在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中完成的。马克思完全承认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存在的矛盾，在肯定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作了比较分析。马克思指出：
“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现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证明了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2-93） 第二，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的论点，阐明了价值决定的社会性。蒲鲁东认为，在商品价值的决定上，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生产就会和消费相适应，产品就可永远顺利地进行交换。针对蒲鲁东价值理论的这一观点，马克思强调，只有在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恰好是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的。蒲鲁东为了使商品的价值按照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来进行交换，建立供求之间的“比例性关系”，实际上把关系弄颠倒了。马克思对蒲鲁东颠倒因果关系的行为作了形象的比喻：“一般人都这样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大家出去散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02-103）因此，按照蒲鲁东“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论点得出的结果必然是：“今后产品应当完全按照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来交换。不论供求关系怎样，商品的交换应当永远像商品的生产量完全适合需求那样来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03）
马克思认为，在经济现实中不存在像蒲鲁东所说的“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总是社会的、总是同供求相联系的。他指出：“供求的‘比例性关系’，也就是一种产品在生产总和中所占的比例，根本不决定于这种产品按照相等于生产费用的价格的出售。只有供求的变动告诉生产者，某种商品应当生产多少才可以在交换中至少收回生产费用。这种变动是经常的，所以资本也就不断出入于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05-106）
在马克思看来，供求的经常平衡状态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中，单只这种摇摆运动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06）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要承认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就必须承认供求的变动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这一认识成为他后来进一步发展了的思想，即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
第三，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商品应精确地按其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论点，阐释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的特性。蒲鲁东从由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中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也是等值的，两个人的劳动并没有质的差别。在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的产品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换。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3）
马克思认为，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结论就自然是：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是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劳动作为商品是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生产劳动商品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
“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5）
蒲鲁东还认为，商品应该按照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即精确地遵循劳动小时与劳动小时相交换的原则。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换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报酬，这种说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5）显然，“蒲鲁东先生的谬误是由于他把至多不过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假设看做结果。”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各个劳动日并不是等价的，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也不是等值的。不能认为劳动日的价值不等，一个人的劳动日与另一个人的劳动日价值不等，价值就不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了。在马克思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6）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着多少简单劳动日，竞争使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从而复杂劳动是复合的简单劳动。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较为清楚地说明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的性质即简单劳动。马克思指出：“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像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8）
第四，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对“劳动价值”和“劳动的价值产品”的混淆，阐明了二者的区别。蒲鲁东错误地用“劳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认为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并由此作出了按商品所包含的价值进行交换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弊端、实现永恒公平的结论。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这一谬论，明确指出：“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蒲鲁东先生是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8）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价值”是无法用来确定或衡量商品价值的，因为“劳动价值”说明的是生产劳动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用“劳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是循环论证，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劳动价值”实际上还说明了它是劳动商品的价值，它本身还需要加以确定，因此，它也就无法作为确定商品价值的尺度了。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7、98）可见，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劳动就是产品价值的源泉，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
在对蒲鲁东的这一理论主张的批判中，马克思对蒲鲁东与斯密、李嘉图作了比较性研究，清楚地指出了蒲鲁东理论的谬误所在。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当做是价值尺度，有时却又把劳动价值当做价值尺度。李嘉图揭露了这个错误，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衡量方法的差别。蒲鲁东先生加深了亚当斯密的错误。亚当斯密只是把这两个东西并列，而蒲鲁东先生却把两者混为一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9）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劳动价值论的基本主张上，马克思是以吸收李嘉图的观点为主导的，可以说，马克思当时还是一个李嘉图主义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主张中，实际已经包含了对李嘉图理论进行科学革命的根本因素。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李嘉图犯有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马克思确信，价值、货币这一类经济范畴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一关系只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并且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可以认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实现了劳动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统一。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 这一论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上的意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马克思对经济学说史的最重要的贡献。劳动价值论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矛盾及其规律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也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及其基本特点的基础理论。我们相信，本文对1843~1847年间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研究过程的回顾，不仅对真实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说史，而且对我们系统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科学革命的实质，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Marx: Changing from the Objector to theSupporter of Labor Value Theory
--A Prob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LaborValue Theory
Gu Hailia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arx’s economics thought during 1843-1847,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 problem of Max’s changing from the demurrer of the labor value theory to the assentient of it, 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urse of the chan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for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rx’s original theoretic achievements of analyzing the sociality, the historic and the methodology of the labor value. The paper also deals with the problem of how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s value theory of labor in history and at the present age.
Key Words Marx Laborvalue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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