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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侧改革成为五中全会以来经济学界的讨论热词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18日又给出了最权威解读。他认为，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要打好四个“歼灭战”。
一是化解过剩产能；
二是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
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
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杨伟民在出席“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时表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作为《建议》的灵魂，本质上体现的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
他强调，《建议》通篇都体现了更加注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些思想，而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在工作方针上，要坚持“持久战”，在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而且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在需求侧
对于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杨伟民在会上直言，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以我们的政策和思路据此要调整和完善。因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
杨伟民指出，从国际原因来看，世界经济一方面在放缓，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量在变大，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带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所以，过去世界经济加快发展带动我们的战略机遇就发生了变化。
从贸易或者从需求来看，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的，中国的供给总量和国内的市场需求以及用债务撑起来的全球市场需求之间，总体上是均衡的。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纷纷在去债务化，所以靠债务支撑的市场开始缩小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减弱了。因此，过去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发展的这种战略机遇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从投资来看，中国以往依靠比较优势、依靠优惠政策、依靠引进外资来带动增长的发展机遇也发生变化了。现在国际分工正在面临新的洗牌，一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正在加快;二是发达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业化。特别是再加上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进的经济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来创造新供给的能力还不够强。
从国内原因来看，杨伟民认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面临诸多矛盾风险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些风险隐患有些是长期性，有些是中期性的。“十二五”期间，中国一直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和政策，但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的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
“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了。现在的问题，虽然也有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侧了”，杨伟民说，“我们观察经济问题看到病症很重要，但是找准病根可能更加重要”。
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
谈到中国当前的供给体系和结构，杨伟民称他个人认为之至少有六方面问题，从而带来了目前经济下滑、投资减速、价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情况。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的特点。但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业产能过剩了。虽然转向内需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产业或行业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国内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
“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杨伟民说。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虽然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致使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平板玻璃我们严重过剩了，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电视用的大平板等我们还是不能生产。
第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
“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表现出某种叫‘未富先贵’的现象，国民收入还是中等收入的，但生产经营成本却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杨伟民说，“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说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免费的午餐”越多意味着宏观税负必然要高
在杨伟民看来，成本高是多重因素造成的。
有的是由体制僵化导致的，比如说电的垄断、银行垄断、中介服务的垄断。有的是由超越阶段的过度福利化倾向带来的。“免费的午餐”越多，意味着宏观的税负必然要高，必然要抬高成本。
他还谈到，有些属于政策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施中的进度，平衡度、方式方法把握的还不够精准。比如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主要应该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促进他们进入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缩小差距。如果更多的依靠增加转移性的收入、依靠补贴，这部分支出最终会转嫁到企业的成本当中。
此外，扩大内需政策具体实施过程当中，有些政绩工程、没有回报的投资，以及结构调整中僵尸企业难以及时出清等，也间接转嫁过来不少成本。
“有的地方认为，我们这些投资早晚要投的，但问题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地方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建设规模超出财力就要负债，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做的话，既在宏观上倒逼了货币发行，又占用了有限的资源”，杨伟民说。
他进一步举例解释，如僵尸企业产品已经没有市场而长期亏损，但靠地方的财政补贴和银行的续贷却僵而不死，也占用了资源。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一部分货币只好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以钱炒钱，所以经济的金融化、债务化程度不断加深积累了不少的隐患。
杨伟民称，我们要重视经济的下滑，但实行各项政策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必须放在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发展上，这是国家实力的根基、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
“解决当今中国经济的问题，学习运用宏观经济学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好、用好微观经济学”，杨伟民说，“我想这就是《建议》提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它的一个政策逻辑”。
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5+4+3行动方案
由于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既要在工作方针上、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又要在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杨伟民明确，结构改革内容将是5+4+3行动方案。
“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杨伟民称，与过去的思路相比，此次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五大政策是逻辑紧密的政策体系和框架、缺一不可。具体政策可以逐步的往里头添，但总的目的是为结构性改革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4”是要打好四个歼灭战。一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杨伟民表示，如果前两个歼灭战打好了，有利于止住工业品价格下跌的势头、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盈利的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
而对于化解房地产库存，他特别强调，这不仅仅是为了当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实际上也是一个供给侧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缓解人工成本上涨压力，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特别是增加农民工一生当中的总收入。
但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杨伟民认为光靠户籍制度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使他们形成在城镇买房、特别是租房的预期。
“3”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个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力能不能解放好、发展好，结构性改革能不能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第三个原则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杨伟民指出，当前尤其要调动三个群体的积极性。
一个是企业家要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培育企业家的精神。第二个是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阶段，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尤为重要。第三个是各级干部的积极性，这也是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通过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
（本文综合自财经网、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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