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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鹏
这一年央行5次降息，5次降准——当注入流动性、政府主导资本投入都不能有效地带动GDP的高速增长，那么就别太依赖凯恩斯主义了。
2015年对于宏观经济的观察者来说，是比较无趣的一年。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降，投资收益变得更低，资本市场也出现了比较剧烈的震荡。一切看起来更像2014年的延续。这让很多等待经济转好，从而获得更多生意机会的公司人非常失望。
当然，也有让人振奋的消息。中国经济的决策者谋求经济结构转型的积极程度好像也在增加。在这一年里，某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速度还是令人满意的。很多“新”经济的追随者有希望获得更多的机会。
为了让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更加有张力，决策当局要做的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防止整体经济增速下滑得太快，另一方面还要促进更有活力的民间投资增长。这无疑为整个过程赢得了时间和更宽松的社会氛围。在2015年，决策层的解决方案更多地落在增加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增长上。
在这个过程中，央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制造更多的流动性成了这一阶段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在2014年，央行面对当时的经济情况更倾向于用精准的货币投放工具，对整个市场中的结构性问题做细致的调整。到了2015年，央行的手段就要粗放得多，这种方式上的变化源于央行在面对经济更明显的下行趋势时需要更有效率的解决手段。
2015年，央行5次降息、5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存款类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已经降至1.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至4.35%。很多市场观察者预期，央行在2016年仍会频繁使用降息降准的手段。
在更精准的方向上，央行向政策性银行贷款，然后通过政策性银行对指定行业或者项目放款。这个过程中，央行其实起到了“积极的财政”作用。
央行对市场注入的流动性让原先投资货币市场的理财产品在2015年收益大幅下降。但是更多的流动性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链条（主要是大投资者普遍认为很多实体经济部门收益低，风险却不小），而是流向了权益类投资市场。这些钱主要用于企业并购和二级股票市场的投资。
这种投资热情在2015年年中受到资本市场去杠杆整顿的影响，中国股票市场主要指数出现了剧烈波动。这种波动甚至在当时影响到了全球投资者对风险的估值。不过从整体来说，全球权益类资产估值水平的上升似乎还没有结束，在新的一年这种趋势的延续将是大概率事件。
此外，中国央行还在推动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方面迈了一大步。
10月底央行宣布双降，其中包括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等于基本实现了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对于金融资源更有效的分配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预期央行乃至整个决策层在2016年会把金融市场化改革推动得更快，这也将促使金融机构的竞争更加激烈。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从2016年1月1日起，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虽然SDR在全球储备中占的比例相当小，却会倒逼中国国内改革的推进。
与央行的活跃相比，财政部除了增加地方债置换额度的大动作，在2015年的曝光率并不高。
从年中开始的地方债务置换，主要对象是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公益性质的地方投资债务。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过去几年繁多的非标类地方债务导向公共交易平台，提高透明度，使之便于监管。
2015年是中国地方债务偿还的高峰时段，这也是市场对整个中国经济最担心的风险点之一。财政部的行动让大笔的到期债务以更低的利息获得展期。通过置换，很多地方债等于做了一次标准化的整理。这样央行就有可能接受标准化的债券质押，并为债券持有者提供流动性支持。
然而对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如何标准化的问题，此次债务置换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办法。可以想见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财政部还需动用更丰富的资源和智慧，才可能使其在摩擦和风险尽量小的情况下平安着陆。
财政部动作较少很可能与赤字水平较高有关系。根据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拟安排的财政赤字为1.62万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高到2.3%。而根据年初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推算，2015年实际的财政赤字规模更大，在口径变化后可能接近2.7%。一般来说，3%的赤字水平是政府的一条警戒线。财政方面肯定还要留出一些空间给今后几年可能仍不那么景气的经济环境。
2014年中国的GDP增速为7.4%。在经过流动性刺激的2015年，这个指标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而一些容易持怀疑看法的市场人士仍然认为，即使是这样，经济数据还是存在夸张的成分。
这是中国GDP增速连续第五年下滑（其中2012年和2013年增速持平，都是7.7%）。很多人因此推断，中国经济的最高速时期过去了。
曾经很多人都对中国将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指标表示怀疑。的确，GDP的统计中会忽略很多问题。它不能体现生产过程中的破坏或者浪费等造成社会整体低效用的过程。但总体来说，GDP还是最能客观全面地体现经济状况的指数。GDP增长失速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可能是整体经济疲软，另一个是经济结构调整。如果一个经济体主要依靠投资支撑，那么其经济增长速度就比较高；如果更多依靠消费，那么其经济增长率就会比较低。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剧烈的人口变动，消费量将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服务业的平均经济效率要低于工业，效率比例大概是70%（这也是为什么前几年，上海等服务业更发达的城市GDP却增速要比西部出产大商品的省份低很多的原因）。
中国的GDP增速的下降兼具了上边所说的两个因素——既是由于投资增速下降，又有结构调整问题。
当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蛮积极的）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现实似乎都不那么奏效的时候，则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近期经济决策层所提到的供给侧改革。
这和原先用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方式相反，这种思路认为放松管制使生产要素效率提高，市场会自然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
1980年代，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都实行了类似的经济管理思路。当然，对此最为熟悉的是与他们同一时代的邓小平。
当时的情况和现在有些类似：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经过了黄金时代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对经济的刺激办法开始出现问题。增加流动性和政府扩大开支的方式不仅失效，反而导致了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体严重的滞涨。
供给侧改革所具有的特点是，减税、放松管制，并且鼓励创新。问题是这些方式都需要成本和各方的利益博弈。这些都是人们在2016年要经历的。
同样面对通缩阴影的欧洲（其实它们的麻烦可能更大），正在更费心思地推行它们的QE，以及面对来自地中海另一端的移民和极端宗教信仰者的威胁。
欧洲央行已将商业银行利息降到了-0.3%，就是说，商业银行如果把钱存在欧洲央行不但得不到利息，还需要缴纳0.3%的管理费。这种负利息手段已经蔓延到商业银行对一般账户的管理方式。持有欧元的人最理性的处理存款的方式成了把钱放入公交卡和各种购物卡，或者换成其他类型的货币存到外国的银行中去。
非常规QE引起的后果就是那些受到通缩威胁的国家争着让货币贬值。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日本，安倍经济学正在失去效率，日本央行很可能在2016年增加QE的力度。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货币战争和新的全球贸易构架的建立总是同时展开的。
影响全球经济脉动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加息，以及加息的力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了3年。在2015年12月底，这件事终于有了答案。北京时间12月17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宣布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终结持续７年的近零利率时代。
在2016年，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加息脚步应该慢于原先人们的预期。根据美国经济增长以及外部的环境，美联储加息频率大概是，每年加息两到三次，平均加息幅度为25个基点。同时，美元资产将会处在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升值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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