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去杠杆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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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6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17日
国有企业是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债转股和破产重整作为主要工具，这次能否按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执行到位？

文 | 财新记者 吴红毓然 张宇哲
　　作为2016年供给侧改革重点之一的去杠杆，将迎来提速。去杠杆的另一面是企业债务危机化解，也意味着银行不良资产大规模显现和消化的开始。
　　10月10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下称《意见》）称，将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依法破产、发展股权融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同时发布的《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下称《债转股指导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债转股正式启动。
　　债转股和破产作为企业去杠杆的工具重出江湖，是在中国企业债务不断攀升、引发全球关注的背景下，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并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决策层推出的综合性举措。
　　中国杠杆率到底有多高？目前有几种不同口径的数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测算的2015年末中国杠杆率为254.8%（债务占GDP比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的结果为223.1%。财新记者获悉，前段时间，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部署下核算中国的杠杆率，结果显示中国的整体杠杆率不到240%，介于BIS和IMF的测算结果之间；其中，企业的杠杆率近160%。
　　可见，中国去杠杆的重点在企业，而占据了主要金融资源、业绩羸弱的国企，是重中之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国有企业总资产逾128万亿元，1月-8月的利润仅1.5万亿元。2016年发生的债务违约案例，超过70%来自中央和地方国企。
　　“企业这么高的杠杆水平，接近无底洞。”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企业债务规模快速上升，与GDP比例已高达近160%，大幅超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水平；企业不断借新还旧甚至借新还息，信用风险极高，加之企业通过上下游产业、集团群、担保圈等形成复杂的债务链，债务违约的连锁风险升高。
　　更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明确纳入统计的债务，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股权市场发展缓慢，“明股实债”的融资增多，导致企业杠杆率越垒越高。2015年开始执行的新《预算法》实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后，部分地方政府受制于限额约束和稳增长压力，通过产业基金、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形成大量“隐性债务”。
　　《意见》要求，各级国资部门将国企降杠杆“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企的业绩考核体系”。
　　今年以来，各地已经在着手化解企业债务，思路各异，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有所不同。或延续地方政府的传统思维，由政府部门牵头协调金融机构续贷展期，以确保企业资金链不断、债务不正式违约；或发挥政府资金的撬动作用，成立国资运营基金接盘；或嫁接PPP模式，寄望吸引社会资金化债；破产重整案也已经发生。
　　不少企业希望通过债转股降杠杆，但由于总体方案一直未能出台，真正落地的案例并不多。9月28日，央企中钢集团债务重组方案在博弈了一年多后正式获批，成为此轮首家债转股的企业。此次《债转股指导意见》发布后，预计会迎来大面积的债转股案例。
　　“总体来讲，（这些做法）还是以时间换空间。”一位股份制银行行长对财新记者指出，账面腾挪并不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还是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降杠杆率不要老指望银行提供资金。股市、债市的信息披露要到位，市场会有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引导社会资金进场，是这轮企业去杠杆的鲜明特征。《意见》提出，鼓励保险资金、年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长期性资金按相关规定进行股权投资，有序引导储蓄转化为股本投资； 除了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还要完善个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建立合格个人投资者识别风险和自担风险的信用承诺制度。
　　这意味着，资管市场的所有产品——银行理财（门槛为三年年收入均超过20万元）、信托计划、保险产品等，都被鼓励参与降杠杆。有金融业内人士担忧最后很可能是老百姓接了最后一棒。“化解债务的过程，最终需要全社会来埋单。”一位大行中层对财新记者说。
　　也正因为如此，前述股份制银行行长建议，目前要紧的是完善市场基础设施，理顺产权关系。
　　财新记者从接近决策层人士处了解到，目前的总体“药方”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一是在整顿股市秩序的基础上，恢复市场融资功能，完善基础性制度，让股市成熟起来；二是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债市统一互联问题；三是发挥各地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积极性，定好规则，强化监管；四是解决启动投贷联动试点的法律授权问题；五是拓宽保险资金对接实体经济的渠道。
　　市场预期，在企业去杠杆过程中，央行将低调释放流动性，财政部门将予以税收优惠并适当加大财政支持，以对冲银行等债权人的损失，避免去杠杆引发经济波动。下一步，债转股和破产如何真正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执行到位，平衡好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尚待且行且试。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去杠杆的重点应该放在改善杠杆的构成与质量，即增加好杠杆、减少坏杠杆。第一个建议是要去“僵尸”；第二是终结双轨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改革，让更多金融资源向民营企业倾斜。

地方政府选择性支持
　　尽管地方政府并未对国企债务提供直接担保，但国企债务却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责任”。
　　截至2016年8月末，地方国企负债总额已达近39万亿元，是地方政府直接债务总额16万亿元的2倍以上。对多数地方政府而言，上述或有负债相当于其年收入的100%以上。
　　当前陷入困境的地方国有企业，多属煤炭、钢铁、有色金融等产能过剩行业。区域分布上，Wind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共有39只企业债券发生违约，合计违约金额211亿元，涉及15个省份，其中河北、辽宁、上海、山东，这些昔日的GDP大省已经成为重灾区。地方银监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山东省的不良率达2.25%，河南省不良率达3.21%。
　　对于违约国企，各地政府的态度和作为迥异。“地方政府越来越有选择性地支持地方国企，今年地方国企的债券违约案例，反映了政府立场的这一变化。”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指出。
　　过去一年发生的地方国企违约或重组案例中，仅有黑龙江省提供了直接财政支持，向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拨付20亿元财政补贴，并提供18亿元过桥贷款偿还到期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但要求通过出售企业非核心资产偿还。其他地方政府，或选择将受困国企与实力更强的国企合并，或协调债权人对债务展期接续，或推动市场化债转股。也有地方政府消极作为，例如辽宁的东北特钢。
　　据财新记者了解，前不久辽宁省政府曾专门向国务院高层请示东北特钢债务处置问题，获得批复称按市场化方式处置，债转股或破产清算都可。
　　“不同地区不良贷款出来后，政府态度很不一样。比如江苏政府就协调，缓解当地金融生态恶化，但有的地方政府就恨不得企业去逃废债，反正银行都是国有的，不是当地的。”一位负责过多起债务重组的银行高层指出，这对当地金融生态有很大影响，“省长再到北京路演又怎样，哪家机构不在观望啊？”
　　国泰君安报告指出，下一步企业债转股、债务清理破产、兼并重组以减债的趋势大幅上升，地方兜底意愿下降，刚性兑付进一步打破。尤其在钢铁、煤炭、采矿等负债过高甚至资不抵债的产能过剩行业，过去地方政府曾扮演协调各种资源极力避免违约发生的“救世主”角色，但未来债权人对于地方政府政策协调的积极性，以及“隐性担保”预期，已经大打折扣。
　　前述银行高层认为， “银行也助纣为虐，加速了产能过剩，应该吸取点教训。”他指出，这一轮信用风险的教训很明显——不要迷信央企国企，还是要靠专业判断。但他认为，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说是这么说，做起来很难”。
　　“在经济下行周期，国家和银行都会有所选择，银行不可能独善其身，企业都垮了银行更没办法了，还是要找到共渡难关的平衡点。”一位大行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

国资平台再介入
　　通过政府主体撬动社会资金承接债务，是国企降杠杆的手段之一。
　　今年2月，国资委宣布，诚通集团、中国国新控股公司两家开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近期这两家公司分别牵头成立了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这是国务院批准设立、规模最大的两家“国家级”基金，总规模分别为3500亿元和2000亿元，前者立足于结构性改革，支持重点行业国有企业的行业整合和重组；后者则主要投资于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项目。
　　目前，各省产业基金也“遍地开花”，包括类似的国有资本运营基金。这是在2014年国企改革拉开混合所有制改革序幕之后，国资委及各省市对旗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投融资功能的进一步深化。
　　最早开始探索用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基金去杠杆的是山东。2016年1月，山东省国资委发起设立国企改革发展基金——山东国惠改革发展基金（下称国惠基金）。这是山东首家专门为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服务的发展基金。
　　该基金采用母子基金模式，母基金规模60亿元，由省国资委和鲁信集团、省国投公司、国惠投资公司、兖矿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山东钢铁集团、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山东交通运输集团、国泰租赁等10户省属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后期希望通过吸引机构投资者合作发起设立若干子基金，发挥国资杠杆效应，最终形成200亿元规模。其中兖矿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山东钢铁集团均为目前高负债、去杆杠压力较重的当地大型能源国企，“大国企重病缠身，负债均在上千亿元。”一位当地银行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
　　一位接近山东国资委的人士透露，母基金将按照四到五倍的杠杆，通过设立各类子基金的形式，吸引社会资金入股，来改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
　　一位曾去国惠基金调研过的券商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其实是政府的国有资金做劣后，相当于地方政府增信，吸引银行理财资金进入；山东国资委通过这种方式去杠杆、盘活国企。目前山东国惠基金还在不停地寻找更便宜的社会资金。”
　　知情人士透露，山东能源集团旗下的山东肥城矿业集团曾面临破产重整的局面，山东国资委就是通过国惠基金介入，开始对肥城矿业实施“改革重组、脱贫解困”，并对吸引进入的银行理财资金承诺五年之内不会违约。
　　可见，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政府增信融资，并非真正市场化的化解方式。打算采用类似模式去杠杆的还有天津。
　　一位接近天津国资委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现在天津市管国有企业中渤钢集团、物产集团、泰达控股和城投集团的债务总额已接近8000亿元。天津市政府想设立撬动社会资金的基金，或者成立国资运营公司发债，解决该市所有高负债国企的“去杠杆”难题。
　　此前财新独家报道，渤海钢铁近2000亿元债务陷落，数百家金融机构被套。“由于渤钢集团在海外发过债，渤钢违约一事影响了整个天津企业的信用评级，银行有抽贷、压贷的想法。”前述人士指出，这是为何天津市急于推出基金——换种方式“输血”企业。目前，在剥离及分拆后，渤钢系债务仅包括天津钢铁集团、天津天铁冶金集团和天津冶金集团三家公司。据天津市金融局通报，这三家集团公司申报债务为1900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债务1500亿元，经营性债务400亿元，不过尚未经债委会审计。
　　财新记者获悉，对于这1900亿元债务，天津市给出的处置方案是：这三家企业优质资产组建新的公司，承接原有债务中的500亿元，这包括300亿元的金融机构债务和200亿元的经营性债务；800亿元债务留存原公司或金融机构核销，“争取核销部分最小化”，天津市金融局表示。
　　剩下的600亿元，则将进行“债转债”。据财新记者了解，天津市想以国资运营公司为主体发行债券，以解决600亿元金融机构债务。为保证该债券信用，由天津市财政出资100亿元注资该公司，债券收益年息预计在3%-3.5%。
　　此前有接近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天津市政府拟成立基金承接渤钢集团的银行债务，即债权行按照债务比例，用理财资金认购基金，基金入股企业，本质上是“债转股”，年息3%左右。对此，在9月11日的会上，天津市金融局表示，这种“债转投”的解决方式，“仍可继续协商”。
　　对于此方案，一位债权行总行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如果银行损失太大，可能不会同意。
　　前述接近国资委人士称，通过国有运营平台来去杠杆，未必做得好。原因在于，一是有关部门的思路还停留在传统工业那套模式上；二是现在近8000亿元的天津国企债务，金额太大，且能变现的资产基本上没有，风险巨大；三是“没有人敢对这件事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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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混合所有制改革 区域性股权交易 国务院 以色列 金融市场 国有企业 人民币

政府协调续债
　　也有地方政府积极协调债务接续，避免走向违约乃至破产。
　　最典型的是煤炭行业下滑的重灾区山西。今年以来，为纾困煤炭企业，省政府及监管部门积极协调重组信贷，并为企业发债“站台”，全省银行业“输血”省属七大煤企，企业暂时获得喘息空间。
　　山西省属七大煤企是指大同煤炭、山西焦煤集团、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潞安矿业、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晋能集团和阳泉煤业。截至2015年末，七大煤企总负债近1.1万亿元，其中流动负债近6800亿元。这七大煤企在山西省所有金融机构的存量银行贷款余额是4000亿元。
　　6月20日，山西银监局印发了《关于银行业支持省属煤炭集团化解过剩产能、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针对煤炭产业项目属性和生产经营周期，设立开办省属煤炭集团转型升级中长期专项贷款，期限三年至五年。
　　建设银行山西分行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针对七大煤企的存量4000亿元贷款，山西银行业将原期限较短的流动资金融资，重组为转型升级中长期专项贷款。
　　以山西焦煤在建行的129.5亿存量债务为例，据建行山西分行行长尚朝辉介绍，63.5亿元贷款到期后，全部转型升级中长期专项贷款；66亿元理财产品到期后，将及时接续理财产品，或转为转型升级中长期专项贷款。
　　截至2016年6月末，建行已经对焦煤集团到期的1.8亿元贷款进行续贷，并新增2.45亿元贷款及5亿元的理财产品，新增和续贷的4.25亿贷款，全部转为转型升级中长期专项贷款。
　　9月21日，在银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山西银监局局长张安顺对这一做法做出了解释。他表示，4月，“一行三会”下发的《关于银行业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对煤炭钢铁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创新中长期信贷产品，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企业对中长期贷款有需求。目前煤炭企业生产、销售、回款等环节的时间拉长，银行贷款期限和企业生产周期不匹配，形成银行频繁续贷转贷、企业频繁申请，对企业和银行都造成很大的成本浪费。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需求，银行有要求，上面又有规定，结合山西的实际情况，我们出台了重点优质煤炭企业的中长期贷款这种措施。”张安顺说。
　　山西省银监局副局长王志刚在前述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并无具体的转贷规模要求。“企业生产周期中对资金有不同的需求，既有中长期也有短期，不可能把短期都换成中长期，这不切实际；我们并没有准确说要转多少，这完全取决于企业经营生产需求，也取决于银行业对借款企业的自主判断。”
　　但一位大行人士则对财新记者表示，这一政策落实有难度。目前各家银行也仅仅是摸底调查客户转中长期贷款的需求，“这种事不是省里决定就能完全执行下去的，还需要各家总行从流程上、制度上去审核批准”。
　　7月13日，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亲自带七大煤炭集团，赴京举行煤炭专题推介会，也创了先例。
　　王一新表示，希望优质煤企的存量贷款能得到正常接续，发行的债券能够得到积极的认购。山西省政府和山西国资委已经建立起必要工作机制，确保七大国有煤企不发生债务违约。
　　山西的诚意可嘉，但机构投资者并不都买账。“以目前的经济形势看，东北的债肯定不会配，山西的债原则上也不会去配，顶多是做把交易。”一位基金公司资管人士对财新记者说。
　　一位股份制银行投行部人士表示：银行买债券，最看重的是政府和企业，要么政府财政收入好，要么企业资质强。虽然山西发债主体为大的行业龙头集团，违约概率相对较低，但毕竟属于产能过剩行业，不是好机会。再者，山西经过“塌方式”反腐，政商关系不确定性非常高，两样都不行。
　　一位南方城商行同业部总经理对财新记者指出，政府为过剩产能企业进行背书，并不是市场化行为，从长期来看，难以持久，“总不能每个地方都来个领导站台吧？”再说，“领导今年在这里干，明年可能就调走了。”前述基金人士认为。
PPP化债新招
　　目前PPP已遍地开花，除了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也成为地方降杠杆的方法之一。
　　重庆在这方面的步伐较快。财政部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重庆市债务率逐步降低；截至2015年末，重庆市债务率为77%，而全国地方债务率为89.2%。
　　早在2014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就明确表示，PPP是化解债务的手段之一。“把融资平台的债转化为社会合作伙伴企业的债务。重庆去年推PPP项目，使得这一块的债务减下来了。”
　　此前，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也表示，将符合条件的现有融资平台项目转化为PPP项目，腾挪下一步地方政府的举债空间。
　　一般的PPP结构是，银行理财资金作为LP（有限合伙人），与政府兜底的GP（一般合伙人）联合设立基金或投资公司，该基金再与政府、银行等社会资金一起，投到项目上。银行和政府联合成立的PPP项目公司，也可以通过发债融资。长江策略研报指出，这种方式下，一般会设置项目现金流不足以覆盖债券本息的应对措施，包括第三方差额补足条款等。
　　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有借PPP“变相举债”之嫌。
　　一位中部地区国资委主任向财新记者透露，据他了解，很多地方的PPP项目是一种债务的变形。目前国有主管部门用PPP化解债务的做法，表面上看是所谓减少了债务包袱，但是由于监管不当，很容易丧失公平性，比如现在一些PPP招标设置了很多约束条件，变成了针对某些企业的定向招标。
　　隐性举债，还会加剧地方债务风险。据财新记者从监管人士处了解，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企业类债券，也采取了PPP的模式，事实上还是财政兜底。比如，兜底方式从地方政府承诺返还土地收入，变为地方政府购买服务、应付工程款等财政支出。“PPP还是要政府隐性兜底。”一位资深的银行业观察者表示。
　　8月4日，财政部就“不规范的PPP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构成变相举债问题”举行座谈会，提出要防止泛滥化或扩大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对政府债务管理和PPP模式形成冲击。
　　根据《担保法》规定，地方政府出具的承诺函、确认函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而且，新《预算法》2015年1月1日生效后，地方政府隐性兜底机制技术上已经破产。10月12日，贵州省安顺市、正安县和遵义市财政局收回并宣布承诺函作废的文件曝光，令市场哗然。据财新记者多方了解，事情起因是财政部收到了贵州省地方政府违规出具担保性质文件的举报，前去调研，并要求限期撤回。此类做法之普遍，已经全国开花，即使在新《预算法》生效后也未收敛。在贵州报出这一新闻的同时，浙江、重庆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上述银行高层说，这一轮PPP的财政兜底，跟当年的融资平台贷款大不相同。当年即使地方政府不隐性担保，都是刚兑的；现在是哪怕政府出了兜底函，两三年后也可以不认账。
　　此外，PPP中的社会资本来源也值得存疑。“本意是想引进民间资本，但现在都是银行理财资金以明股实债的方式进入，都有回购条款，没听说哪个民营企业去投资了。”上述银行高层说，资产荒下，整个市场中最大的资产就是PPP，政府体现了主导作用，但市场主体却不是真正的主体。
债转股正式启动
　　新一轮债转股，与依法破产、发展股权融资一并作为企业降杠杆之策推出。此轮首家债转股方案也终于落地。
　　中钢集团是此轮市场化债转股的首家央企。其债务重组从启动到获批，历经一年半多。
　　2014年12月，在国务院安排下，银监会法规部协调召开中钢债务协调会议，中国银行为债委会主席。财新记者独家获悉，债委会核查发现，截至2014年12月末，中钢集团及所属72家子公司债务逾1000多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债务近750亿元，牵涉境内外80多家银行等。（参见本刊2015年第19期“中钢千亿债务难解”）
目前中钢重组方案尚未正式公开。据财新记者了解，此前各方达成一致的总体方案是，经德勤审计后，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在600亿元左右，其中留债规模近300亿元，转股规模近3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据财新记者了解，中钢债转股中的转股部分，是长达六年期的可转债，共270亿元，前三年锁定，从第四年开始，逐年按3：3：4的比例转股以退出。这就是说，从2019年开始，银行持有的中钢未来发行的可转债中，81亿元就将转为股权。
　　未来国资委将在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下面，成立中钢控股有限公司这一平台，由国资委注资100亿元，未来或将整体上市。银行债务转股权后收益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平台公司能否运营好。
　　除中钢模式，近期建行与武汉钢铁集团成立的双GP模式，也是按债转股做的。
　　8月18日，建行与武钢集团签订去杠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明确通过分阶段设立两只总规模240亿元的转型发展基金，支持武钢集团降低资产负债率与转型升级。
　　建行债转股业务负责人、授信审批部副总经理张明合对财新记者介绍，这是对武钢集团的正常类贷款做的债转股。武钢在贷款五级分类中均为正常类贷款。“选好企业最关键。”
　　张明合指出，目前第一只120亿元的基金已经启动。建行通过建银国际与武钢下属基金公司做双GP，LP则是建行理财资金和武钢集团自有资金，以此成立有限合伙基金。LP的出资比例为1：5，武钢出资20亿元，建行出资100亿元。GP的出资比例约1：2，武钢为100万元，建行出49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债转股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仍不得直接持有企业股权。因此，银行现在采取的方式是，通过香港的投行——建银国际在内地成立公司，进行持股。该SPV（特殊目的载体）没有金融牌照，但被有投行牌照的建行子公司全资持股。
　　据财新记者独家了解，目前该有限合伙基金中，LP有5%左右的预期收益率，结构中按业绩及公司治理改善的约束条款，仍有远期回购协议，期限是5+2年。张明合对财新记者表示，“我们不承诺刚性兑付，我们想与社会各界一起，经过一定时间，共同来培育真正的股权投资者。”
　　该有限合伙基金的资金用途是还债。“大多数国企都是短贷长用，债务链压力比较大，还债可以帮助实现债务的绝对量下降。”张明合表示，按照测算，这能帮助武钢资产负债率下降10%，即从75%左右回归至65%的钢铁行业平均负债率。“资金用途是多元的，可以承接债务、可以直接还债、可以调整债务期限结构。”
　　定价方面，张明合指出，债务按企业账面价值来承接，股权按评估后的净资产作价。《指导意见》要求可按二级市场价格操作，因此每个项目的定价不一致，有的限定好了价格，有的约定原则性条件，也可以低于净资产。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建行尝试积极发挥股东作用，改善公司治理。该有限合伙在所投的标的公司，按股权比例获得股东席位。“公司治理在各个行业都比较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情况，增加了新的股东，代表了不同利益，就会有所改变。”张明合指出，银行有大量的财务人员、法律人员，综合信息量比较广，比如几家同一行业的贷款户、上下游贷款客户进行比较，就能对企业生产经营有判断，“有机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债转股要做到真正市场化，需要绵绵用力，一企一策，不可能大规模一次性解决很多问题。”一位国有大行信贷部门高管说。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近期发表的一篇关于债转股的文章中指出，我们都希望能通过债转股达到一举多得的目的，但这些多元化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和制约关系。
　　对于债转股的效果和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撰写的报告指出，无论中外以及过往和现在的债转股实践有何异同，债转股的局限性始终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将债转股企业定义为有潜在价值、暂时遭遇市场困难的企业，并且把相关银行债权定义为潜在不良债权而非现实不良，但问题企业的康复之路仍然高度不确定。■
　　财新记者郭楠对此文亦有贡献

good stuff thanks for your hard work!

反正是纳税人买单，反正也买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这种无底洞的制度，就是反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