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的差旅费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是唐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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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yecao110 发表于 2016-1-6 15:07
做社会学研究的是要经常下去调研、蹲点的，差旅费有何不可？

差旅费当然是必要的，会务费也是可以有的。但是，差旅费不是唐僧肉，想怎么割就怎么割。我要问的是，现在有几个人能像费孝通那样真正到基层搞一个”乡村调查“，多数是找个现成的案例淘换一些数据材料自己加点“佐料”，甚至改上几个数据之“集大成”也。这种事我这几年见的多了，特别是快到毕业季就是“丰收年”。还有些假科研（就在211、985重点院校），那个被计量科学界嗤之以鼻的成果骗不了企业，就偏ZF交差，几个学人合起火来瞎忽悠的事并不鲜见。令人尊敬的老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晚年反思积极的学术生涯时也承认自己的学术研究缺乏调查：”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示，当初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研讨中，我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牢固性的认识是不足的。根据那时的看法，我似乎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看得过于简单了。我当初以为，只要进行产权改革，使国有企业的产权明确和产权清晰化，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后，就可以成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并将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十足的市场主体，从而会实现“重新构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 的目标。经过这些年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参与和深入调研，我认识到，产权明确和产权清晰化固然重要，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以我们不反对从事基层调查的差旅费，反而应保证这种费用。但是，在互联网空前发达的的今天，一些学术交流一定要到宾馆饭店去召开吗？你开几个学术会甚至搞那些名目繁多的“国际论坛”就算你的成果有了吗？沟通交流的渠道宽得很，那些那些无所事事的会务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所以现在的科研经费怎么用还是先要听听科技人员的意见，决策者别图省事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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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差旅费 唐僧肉 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国经济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

是的。支持版主的观点

我觉得是不是浪费科研钱，给导师报账的研究生们最有发言权

楼主啊，你说的不是问题核心！

为什么大家都去报销差旅费和会务费？
第一：这两项支出算是比较大的，一般都是3000以上
第二：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其他项目很难报销，各种各样的规定，图书得搬到图书馆，资料费有上限，办公用品和一些稍微贵重的得走采购渠道
第三：社会学调查按样本算钱，这算好的，但很多要列成劳务费，这又有了上限
所以，只好去到处开会，坐高铁飞机，会议主办方花钱有了名目，参会者也能顺便结交一些人物

jackiss 发表于 2016-1-6 18:34
楼主啊，你说的不是问题核心！

为什么大家都去报销差旅费和会务费？

[em01][em01]，经济学的营销策略用到这里了，行家不外，灵活的“应急预案”！这龟体制真该改一改了。劳务费？对，调查用人是要费用的。可那些决策者坐在办公室里是不用劳务费的，只需喝口茶点点鼠标。

lzx00100 发表于 2016-1-6 18:15
我觉得是不是浪费科研钱，给导师报账的研究生们最有发言权

这也是“乡村调查”的时代版！好好好，。

工科报销经费相对容易，用“材料费”“仪器费”“检测费”“评审费”都可以变相进腰包，但是文科（大文科）经费真得不好报，你报几次就明白了，财务处那帮大妈大爷分分钟弄死你

关键是现在ZF不认可社科类的研究成果，课题项目中学者的劳务收入比太低，你对比下工科那帮人的情况就会明显心理不平衡。只能到处找票来报账，不过话说回来，堂堂大学教授成天琢磨的不是怎样教好书做好科研，而是怎么骗钱，也是悲哀。

meimei8181 发表于 2016-1-6 19:03
关键是现在ZF不认可社科类的研究成果，课题项目中学者的劳务收入比太低，你对比下工科那帮人的情况就会明显 ...

      你就看看人大马经版的话题就知道：我们既么有亚当斯密、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的大家，也没有斯蒂克利茨和刘易斯那样的务实学者。别说国外经济学家看不上眼，国内学人的争斗自己看着有点失脸面。汪丁丁的大脑“神经经济学”，也是和者寡。一小时几米布“发展”成一只羊=2把石斧、3个先令=100个锅贴，李克强也是学经济的，不会看不出问题。斯蒂克利茨的“一政党制度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模式研究给中国帮了忙，这次请到中国来开会，老人家又提出“全要素效率的概念”。就像陈嘉映先生所说：“中国人不是不聪明，中国人缺乏智性的追求。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中国的社科类也确实拿不出多少鲜亮一点的货色。就像李希凡批评他的老师：俞平伯先生把红楼梦的研究变成对大观园里某些石头的考究了。中国社科学界也不是没有人在做学问，马艳的虚拟价值理论研究就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人大的《理论经济学》不时地有好文章转载。王则柯先生提起学风浮躁就有一肚子的气也不是没有根据。问题是两方面：一是那些不成体统的政策制度掣肘，二是学术界的“荒山老野素心人”变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