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研究》第11卷要文：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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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研究》第11卷刊发要文P175-183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年11月出版

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

——我如何写《保卫<资本论>》

马克思的航程乃是“历史”到“逻辑”，再到“历史”。它的内在的方法、逻辑和工作话语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这是中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我的辩证方法”工作语境，由此，我们可以在历史探究方面合并叙述“农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和“工业史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资本的生产过程》可以说明为历史发生学的“逻辑”；《资本的流通过程》可以说明为系统发生学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以说明为现象发生学的“逻辑”；《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明为认识发生学的“逻辑”。将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为由这些“史”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规定所构筑，乃是升华了《资本论》的工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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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是一部读和用的著作，实践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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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论研究 资本论 剩余价值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论 如何

马克思资本论的学习与保卫 第一卷历史发生学；第二卷系统发生学；第三卷现象发生学；第四卷认识发生学。 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_我如何写_保卫资本论_图文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5e418fedde80d4d8d05a4f05

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

——我如何写《保卫<资本论>》*

许光伟

　　摘 要：马克思的航程乃是“历史”到“逻辑”，再到“历史”。它的内在的方法、逻辑和工作话语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这是中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我的辩证方法”工作语境，由此，我们可以在历史探究方面合并叙述“农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和“工业史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资本的生产过程》可以说明为历史发生学的“逻辑”；《资本的流通过程》可以说明为系统发生学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以说明为现象发生学的“逻辑”；《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明为认识发生学的“逻辑”。将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为由这些“史”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规定所构筑，乃是升华了《资本论》的工作逻辑。

关键词：《资本论》　　事的科学　　逻辑

一、资本生产规律或第一卷：“道”（即发展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

《资本论》是怎样的科学？物的科学，还是事的科学？一般而言，前者适用于自然史即工艺学领域，后者适用于人类史即社会发展领域。恩格斯说这两个科学是统一的。统一的观点，一般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统一的方法则是“唯物辩证法”。但恩格斯同时强调：“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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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90073）。

* 该著全名为“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结论是，“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因此，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理论的构造图式实际上可称之为“行动理论或图式”。《资本论》四卷所完整刻画者，资本的社会历史生产图式、资本的流通行动图式、资本的生活交往图式，以及资本的认识图式。“行动（规定）”的加入，使得“事”和“物”分开。物的科学追索“物的世界图景”，相反，事的科学追索“事的历史图景”，中国人称之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事的科学相对物的科学而言，更加关注时间过程的优先性，这是把时空规定区分开来之后，再予以统一的一种科学工作模式。就其特点而言，实际上是把“主客一体”或“主客两分”的工作模式区分和转换为“客观过程－主观过程”（历史和逻辑统一工作模式）进行研究，在这当中，并且强调了客观形成和发展过程（即客观批判）的先决性和根本决定性作用。这样就得到了“道”“德”分别阐述条件下的事物发展的运动规律及其认识，而事物的本质就体现在“道”和“德”的统一性当中。

循此思路，《资本论》全部四卷的工作内容被安排为：“道”——“德”——“道和德”，其中后者又分成：“道和德的生活形式”与“道和德的认识形式”；一般而言，前两者共同构成对事物发展的本质研究，后者构成现象研究，以及建基于生活批判和现象批判的认识研究。囿于特殊原因，《资本论》第一卷是一部相对独立完整的作品，即兼顾了“本质研究”和“全体研究”。至于余下内容，马克思这样交代：“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显然，接续的“第二卷”（第二册和第三册）是本质转入现象；“第三卷”（第四册）则是由整个客观批判启动的主观认识过程（批判）。

所谓“道”，即切合事物发展本质的时间规定或时间过程。我们撇开《资本论》首篇，完整地看第一卷的后六篇，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规定性。它的总体考察路径是历史生产启动社会再生产过程，使用的两个基本范畴是“资本”（表述“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表述“资本积累过程”）。显然，前者是“内容”，后者是“形式”，它们是时间上的母子发生发展关系。关于这种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统一，马克思这样系统地论述道：“我们已经知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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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马克思上述话的意思应该理解为：指认该种生产方式是历史的规定和范畴，它不是天生就有，是于历史过程生化和不断发展而来。《资本论》锁定的是“不断生长的对象（规定）”，故此，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第一卷优先研究“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定，同时是这个研究前提下对“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把握。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现实地促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显然，剩余价值生产是“鸡生蛋”，资本积累过程是“蛋生鸡”。但这不是什么反复循环运动或套套逻辑，而是母子的相互推进、彼此互促的历史发展。于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被确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被确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量”。这是一种彻底的事物的性质分析。

前面我们讲到，在本质的下面区分“道”和“德”，有利于区别“物”和“事”以及“时”和“空”，同时避免了对上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误解。这些因素促使马克思于强调客观批判的主导地位与作用的同时，在具体表述上决定仍旧采纳黑格尔的固有表述方式：质——量——形式。在第一个环节上，它剔除了纯物的规定，因为剩余价值来自“剩余劳动”和“价值”，“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结论是，“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在第二个环节上，它剔除了纯量的规定——绝对的不变的孤立的数量规定，以至于，“从一定观点看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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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

彻底的事物的性质分析使得历史化的规定——这里指的是“质和量的统一”，作为发展内容和历史实体。同时，这个“实体”需要实现机制和发展手段方面的“实体的形式”的规定，因为后者本身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通俗地说，前者是“母”，后者是“子”。对资本家阶级而言，此所谓：“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众所周知，《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都讨论“再生产”，但意旨不同，一者关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分析，一者实则关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社会实现形式的研究。但是，这两者是关联的，马克思由此说：“因此，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制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

二、资本流通规律或第二卷：“德”（即运动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

所谓“德”，即切合事物发展本质的空间规定或空间（扩张）过程。人们不应忽视这一点：资本循环乃是关乎资本运动的质性的研究，即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分析所直接衍生的范围。“在第一册中，我们只是在为理解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必要的范围内，对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进行过研究。因此，资本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它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形式，在那里没有加以考虑。现在它们就成为研究的直接对象了。”并且，“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首先要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本身无关的因素撇开。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

马克思的后一句话挑明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讨论主题：从运动的全过程，查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为什么”的规定，即它“何以可能”。用今日的经济学话语说，马克思首先需要勘察“企业的生存问题”（“不破产”的运动条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质”。接续的勘探活动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的方面：一次循环叫资本循环，多次循环叫资本周转。这些“量”的剖解同样隶属质性的研究，是对性质分析的深入过程。但是，这里的“质和量的统一”有了变化：第一，资本运动是既定的，或者说，它仍旧不是讨论“个别资本”的生成运动，而是以总资本的运动生成为讨论前提，以及对前提本身进行规定的深挖；第二，资本的个体选择行动整体制约于社会选择行动，换言之，它的讨论对象是“产业资本（规定）”；第三，产业资本的质和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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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质和量的统一的组织化的过程，即社会机制的形成（过程），其彰显总劳动和总商品（规定）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依据这三点概括内容，我们可以把资本运动在“内容”和“形式”上区分成两个环节：企业资本和社会资本。

企业资本把握资本运动的“完整的内容”，即质和量。马克思在具体表述上，其实采用的是质→量，即质推动量的方式。《资本论》的“企业”应理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的概念，如上所论，它不仅仅作为组织载体和机构，而且作为社会运动的实施者以及组织和实施的机制。所以，资本循环是“形成的质”，与之对应，资本周转是“形成的量”。对质的研究而言，生产关系的质性分析要求全面把握资本运动形态，即各种运动资本（职能）的性质；对量的研究而言，运动的资本的“性态”的不同则进一步要求全面把握履行职能的资本的运动方式，从而可能达到对“运动全体”的性质的了解。

上述研究是对社会资本实施分析的基础。“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化或交换。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这种商品的买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阶级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

因此整体看，“企业资本－社会资本”表述方式就是“资本－资本积累”的再说一遍：“在本书第一册，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孤立过程，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我们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假定为前提，而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述。”

然而，正如企业资本的概念相对资本本身来说，是生产的质转化为同时兼有“流通的质”的社会生产规定，社会资本概念是实现了的“资本积累”，即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道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转化为德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转化分析本身构成了对于“本质”的生长过程的一个内在的探索。这些分析聚集起来形成了揭示“规律”的一系列的有机的步骤。也再一次地申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这一研究规定：规律本身需要一种内在结构与之相契合，所谓“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三、资本生活规律或第三卷：

“道和德的生活形式”（即生活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

平均利润及一般利润率趋于衰减的规律被马克思称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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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这是因为，资本生活规律是资本本质——资本之道和资本之德，即规律规定——的外化形态。这个规律首先是从总体来看的，是从生活过程的全体规定来观察到的发展现象，因此，它仍然有社会分配实体的“内容”和实体内容的“生活形式”的生长规定。这其实是查明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是什么”的规定，即从生活末梢的一端上观看它的“如何发生”。

马克思接下来详细地讲到，“尽管这个规律……显得如此简单，但是……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能把它揭示出来。经济学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地去解释它。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是一个秘密……以往的一切政治经济学……从来不懂得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它们从来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区别开来，没有在纯粹的形式上说明过利润本身，把它和它的彼此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区别开来……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在说明利润分割为互相独立的不同范畴以前，我们有意识地先说明这个规律。这个说明同利润分割为归各类人所有的各个部分这一点无关，这一事实一开始就证明，这个规律，就其一般性来说，同这种分割无关，同这种分割所产生的各种利润范畴的相互关系无关。”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即道和德，委实是从生活方面展开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全面调查，因而是对“资本本质”的再说一遍，由此展开本质，得到本质的全部运动现象——实体资本的生活现象和直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的现象生活。集结起来看，“实体资本－虚拟资本”既是资本的生活过程的运动，同时又必然是对“资本本质规定”的从生活方面的再说一遍。亦即，一方面，资本－企业资本－各种实体资本的链条锁定了“平均利润率”的内涵逻辑：社会总剩余价值对全体预付资本的工作关系；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社会资本－虚拟资本的衍生运动链条，则进一步牢牢地锁定“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工作逻辑及其生活形式。同时，也正是由于实体生产不断地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的规定——通过流通过程和信用活动的中介，导致虚假形态大行其道，大张其德。这个“总过程”摹写的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社会生态”：构成“经济实体”的，是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的社会分配原则，这是由流通启动的生活过程，即社会分配规定的“内容”；构成“实体的形式”的，则是由该种分配原则所进一步“养活”的分配过程，换言之，即是由生活过程启动的“虚拟过程”。在这里，实体资本是“实在的”，虚拟资本则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虚假”成分。

各种分配范畴在这之中得到定格，剩余价值演变成“各种收入”。以至于，他们的理论发言人要不遗余力地鼓吹一个公式——“三位一体的公式”，遮盖和粉饰经济学批判以及现象发生学，并用技术和物象的拜物教尽力捂住现象发展的逻辑，制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上的种种理论无知。但是，这些收入自身也不断“革命”起来，有时候甚至会赤裸裸地走到人们的跟前，从而，越来越脱去“自然形态”伪装，用自己的联合的“分割剩余价值”的交往行动的事实否决“三位一体的公式”！

这是虫子变蝴蝶、蝴蝶走向深秋的发展关系。马克思据之给出如下的结论：“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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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剩余价值理论史或第四卷：

“道和德的认识形式”（即认识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

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言，全部的认识发生学是“剩余价值－各种收入”。因为发展本质、运动本质写就“生活现象”，换句话说，生活本质也就锚定在由生活过程批判（规定）主导的现象中。《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由生活过程批判始，以对“收入及其源泉”以及“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认识为归结。之所以如此，亦是因为这样的批判的认识行动贯穿于整个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活进程，与之休戚与共。以下集中谈谈由剩余价值理论史工作发掘的“认识规律”方面的一些特点。

《资本论》作为“理论部分”刻画的对象是“客观批判过程”，尤其“社会客观批判过程”，即整体追问与细致调查资本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换一表述，即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对象规定”的“如何来”、“为什么”及其“是什么”的系列问题。客观批判写就“主观批判”。以上是马克思在一版序中的交代。其中关键的话语是：“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发展阶段……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二版跋中，鸟瞰了全部的认识发生学，称其结果是，“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因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这种结果是从《剩余价值理论》（主观批判的工作结局）倒过来看的认识结果。要之，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步跳过历史和系统的发生学，一步跃入“现象发生学”，而又采取非批判的逻辑工作体例与研究态度。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话说，即在其看来，“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其意义在于，“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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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不足之处，没有产生批判意义的“认识发生学”。所以，“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同时，“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马克思的意思是，既然资产阶级认识工作的实质内容是“抽象上升为具体”，那么，批判的行程必须依旧是如此，从而，整个批判工作看起来就是“由生活（批判）启动的认识过程”。这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开篇的寄语——总的评论——的寓意：“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但其实，资产阶级理论家自身也是明了的：“在阐述理论史的本书第四册将更详细地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因此，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工人所下的定义，随着它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

这种主观过程的抽象到具体，其实就是依据客观批判过程的主观认识的生产，——表现为范畴关系的定格化。例如《资本论》第四卷将包括对“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市场价值（形式）”，以及“剩余价值（形式）”、“资本（形式）”、“生产价格（形式）”的系列逻辑链条的批判性认识与生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的讲法是：“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因此，内容和形式的“对接的关系”将更为广阔。不过，其中有一个原则可以肯定：上述逻辑链条的环节的括号内的规定，都应该指的是“具体”，括号前面的皆是“抽象”。抽象到具体被实践化了，成为各个发展环节和运动环节的“内容与形式的现实具体的历史统一”。

归纳起来说，这种认识生产包含的批判意义即在于，根本弄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领域内的各种“母子”工作对应关系，以确保找到“事物的发生”、“事物的发展”、“事物的生长运动”之间的固定在认识上的种种内在联系。在这种情形下，“质－量－形式”的内在结构对把握“规律”而言，仍旧有重大意义。例如对实体资本而言，其作为“职能资本”体现的是“交换关系的质”，其作为“竞争资本”体现的则是“交换关系的量”，这是生活形式的考察；如果具体到认识形式的把握，那么，剩余价值本身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质（规定）”的认识，同时也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量（规定）”的认识。这种二位一体的功能和性质集结在剩余价值规定的身上，使其作为了资本的认识范畴，或者干脆说，它就是资本的认识形式。某种意义上，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带有自觉性的“自我认识”。恩格斯在他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提供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理论现象：“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洛贝尔图斯说：‘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因此，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不能说，洛贝尔图斯还能从马克思那里把别的什么东西说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自封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而马克思从他那里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

恩格斯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论》的中心构造，把它作为和“唯物史观”并列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据此，我们可以把《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结晶归结为“剩余价值认识规律”，——发现这个规律，当然不是马克思的个人功劳，也是资产阶级理论工作者的集体功劳。而在本质上，它“是17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由此追溯，资本生活规律可以工作命名为“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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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配规律”，资本流通规律可以工作命名为“剩余价值实现规律”，以及资本生产规律可以同时工作命名为“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生产所呈现的“自我（批判）认识”，即“剩余价值”，就能够作为认识规律的规定性来予以工作对待，实际上，它是资本主义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的总的“认识形式”。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248页。

[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0页。

[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3页。

[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2-584页。

[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2页。

[7]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8]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0页。

[9]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1页。

[10]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11]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0页。

[1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3页。

[1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1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

[1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2-58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8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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