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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得的是一种严重的“荷兰病”

余治国

2008年4月28日

    某“经济学家”说，“本国的食品和能源要是不够的话就从世界其它地方进口”。殊不知，这些所谓“经济学家”强调的所谓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在完全理性、完全信息、无交易成本、无知识转移成本与路径依赖条件下的静态比较分析。其他前提条件姑且不论，只要一个条件就可以将这位所谓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击成粉齑——这个命题乃建立在石油价格低廉这一不确定假设的基础之上。其背后的分析范式更是落后时代几十年，乃拾人几十年前之牙慧。无怪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周业安谴责道，“科斯固然伟大，但如果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始终停留在二十年前的理论上，又如何令人信服地顶着‘经济学家’的光环呢？看看国内已经出版的那些制度经济学的教材，我实在汗颜，所谓无知者无畏，大致如此。”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靠破坏环境；二靠人海战术，即出口导向的大规模劳动力密集型经济。这种经济带来长达10余年的高额外汇储备（详见www.dajun.com.cn/zouhfyu）。同时，由于长期采用固定汇率制（目前调整为有浮动的管理型汇率制）导致人民币低估，这使得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一些国际投机资本（Hot Money）涌入。

    虚增的GDP让国人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似乎中国一夜之间崛起为经济强国。可惜的是，为增长而增长乃是癌细胞的生存之道。这种高度的甚至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率不过是一种经济癌症。

    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结果国内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被称之为“荷兰病”。

    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获得的金银阻碍了其工业化进程，这也是一种荷兰病（详见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生活中的博弈论》之“帝国的衰落”）。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全球石油价格暴涨，在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和墨西哥也都产生过类似情况。

    1982年，W.M.Corden和J.Peter Neary 给出了“荷兰病”的经济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一国的经济可分为3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如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服务业以及受到保护而不受进口产品竞争影响的行业等。一切可贸易部门生产的能够用于进口或出口的商品均是可贸易品，可贸易品的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一切不可贸易部门生产的非可贸易品则是那些在国内生产而不是用于出口的商品。非贸易品的价格由国内市场的供需条件决定。

    在分析“荷兰病”之前，首先要明确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概念。名义汇率就是现实中的货币兑换比率。实际汇率是名义汇率用两国价格水平调整后的汇率，即外国商品与本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反映了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名义汇率R与实际汇率e之间的关系是： R = e × (Pt÷Pn)

　
　　Pt为可贸易品国际价格水平，Pn为非贸易品国内价格水平。

    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当来自较高的出口收入的外汇充盈，产生了外汇剩余。除非中央银行试图将官方汇率维持在原来水平上，否则这一外汇供给的增加将导致货币升值。其次，来自自然资源出口激增的更高收入，也将加剧国内通货膨胀。额外的收入产生了对经济中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更多的要求。当这一需求影响到更多的进口商品时，便会有外汇流出而无通胀，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不受单一国家需求的影响。但非贸易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上升。由于非贸易品供给有限，较多的需求会导致更高的非贸易品价格，即国内通胀。这造成实际汇率升值，由此使得其他商品的出口竞争力降低，从而盈利减少。非贸易品价格上升将导致实际汇率下降，即本币升值。

    在固定汇率制下，如果国内的通胀超过世界通胀，则造成出口利润下降。工资和国内原材料的价格比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得更快，当然这和实际汇率升值是一样的。不过当名义汇率升值时，效果亦然。此时，出口利润降低，出口方生产的出口商品减少。由此减少了出口产业的收入和就业。出口激增的自然资源产业部分的资本与劳动力在出口激增放缓之后很难回流到其他部门。这是因为，制造业中的资产与技术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不可能在一夜间就全面建设成功。结果在出口激增的最后阶段，工资下降，工人们不大愿意回到报酬更低的工作岗位。于是出口激增还导致了不容忽视的社会性转变或移民迁移。

    当代经济学承认，荷兰病可能适用于所有任何形式的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国际资本投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等。中国依靠大量涌入外资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经济过程，其本质就是“荷兰病”。其中，海量的廉价劳动力与环境破坏的机会成本即相当于经典模型中的自然资源。

    从去年年初开始的“民工荒”即标志着中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到，同时还预示着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消耗殆尽。早有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30岁，按照这个趋势，数十年后，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将超过40岁。

    另一个因素是环境。异常气候的增加，灾害的不断，水资源的严重不足，这些问题愈发严峻。就拿水资源来说，喜马拉雅及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中国的主要水源——黄河、长江都发源于此。如果冰川消融的势头得不到遏制，10年后中国全境将可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去年的无锡蓝藻事件与今年遍及南方的大雪灾，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已到了彻底崩溃的临界点。恰恰造成严重污染与生态问题的罪魁元首——中国成了“世界车间”（不是“世界工厂”，工厂与车间有质的差别，这里暂不详谈）。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1）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与教育的困顿，（2）普通平民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日趋下滑，（3）普通平民家庭要为未来未雨绸缪而储蓄，这些因素使得国内需求极为微弱（见“科学时报”12月31日文章，利润极大化与滞胀）。同时，外向型经济使得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并受制于国外需求与他国经济形势。比如最近美国经济衰退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造成对需求减弱，比如像海外的市场利润占总利润1/3的知名家电企业美的电器就极易陷入困境之中，至于那些中小企业将更是如此。

    当然“荷兰病”并非不可救药，经济学家对荷兰病的研究表明，在在外汇剧增、经济一片繁荣之时，如果国家将这充足的盈余投资于教育、医疗以及科技研发等有效项目上，提升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或者推动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将会避免“荷兰病”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持续10余年的繁荣之中，中国的政府、企业与民众早都深深沉醉于盛世欢歌之中（直至今日还有很多人还沉浸于这种盛世情怀之中），谁还去理会就在不远将来的危险。尽管少数有先见之明的有识之士早已预警，但却毫无作用，无法扭转经济演变的趋势。于是，政府、企业与大众都产生了依赖过去成功经验的惯性，改革发生停滞。反过来，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与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却更为恶化了经济的病症。这种正反馈机制使得经济系统的疾病不断加重直到最后爆发。

    于是乎，当一切矛盾都集中于荷兰病病发之日时，中国经济将病来如山倒。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大量增长，外资抽逃日趋严重，通货膨胀飞腾，价格体系崩塌，生态环境崩溃，社会冲突愈加频繁，这时的中国将成为全球工业的垃圾场与经济废墟。

    19世纪德国首相俾斯麦说过，“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但愿，我们能从别人及前人的历史中领悟到其中的道理，不要让我的文章一语成谶。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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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 荷兰病 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 disease 外国直接投资 中国经济 荷兰病

中国，没有荷兰病!

我知道，即便现在没人说，估计很快就会有人嚷嚷中国得了“荷兰病”。当然，不是那种资源型的荷兰病，像俄罗斯正在担心的那种。而是大概像下面这个版本：因为某种原因或者阴谋(资源型荷兰病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热钱大量流入中国，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导致中国产品的价格虚高，进而伤害中国的制造业，比如说上面说到的纺织业。

我不觉得上面的故事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看起来所有的现象都符合。你就这么想吧，让中国和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在最没有技术，只需要体力的低端纺织业拼成本，这不是搞笑吗？这件事情和热钱阿，汇率阿无关。这个世界，除了极少的几个资源型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其在产业链的位置都是基本对应的――最穷的国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最富的国家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中国收入水平的迅速增长意味着，中国在产业链的位置也必将上移，这是所有的国家由贫变富都要经历的。你就想想香港吧，60年代的香港不就生产衣服，塑料玩具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李嘉诚不就是靠塑料花发家的。时至今日，有谁还能在香港靠生产塑料花发家？亏的连门都找不到。

中国的产业需要升级是必然的，低端的产业即使现在还有竞争力，很快也会失去竞争力，中国只会越来越贵。你就想人工吧，如果大家的收入都在增长，你还去哪里找便宜的工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升级，向何处升级？

我当然不知道答案，我真的希望我知道答案，这样靠这个答案估计就能挣上一大笔。我在想的是从政府政策的角度说，政府能做些什么？我仍然对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持保留态度，换句话说，政府通过调研，咨询和依照国际经验，锁定一些产业，然后通过产业政策，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我现在仍然相信，虽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可以学习，但产业升级总的说还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需要企业自己去闯。因此，我更加倾向于政府的角色是后勤――让更多的人受到高质量的教育，继续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让资金可以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给夕阳产业一点呼吸的空间(比如说，给纺织业三年的逐步递减的汇率保护，让一些企业知道自己死期不远，但同时给他们时间转行)，共享信息，补贴创新等等。

产业升级，会是中国对自己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定位，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绝对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中国，没有荷兰病。

“荷兰病”与“资源诅咒”的警示 □

林伯强

　　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资源枯竭时，留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没有资源、没有环境和没有富人的地方，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煤炭资源省份应该在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浓烟滚滚，污水横流，烟囱林立，排放的各色烟气之浓以及污水排放点之多令人震惊，坐在车上都感到刺鼻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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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记者对一些煤炭资源省份的某些地区的形容。是否言过其实，或许有人可以亲身去体会一下。

　　发展经济学常常提到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们则常常以此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此外，关于矿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除了中短期矿业项目所带来的“新兴都市”效应外，更多的是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简单叫做“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中国古语的“富不过三代”讲的是另一个故事，但结果是一样的。

　　中国去年煤炭总产量达到23.8亿吨，煤炭消费量为23.7亿吨，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七成左右，能源供应将长期以煤炭为主。有预测中国可能在2007年底转变为煤炭净进口国。中国的煤炭资源省份如山西、内蒙和陕西，在全国煤炭探明储量中分列全国第一、第二和第六位。仅陕西、山西和内蒙三省区交界处的13个县区煤炭探明储量约占全国的60％。产量前三位的山西、内蒙和河南煤炭总产量约10亿吨，是全国总产量的43％。

　　从动态的增量来看，这些煤炭资源省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煤炭产量。根据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各省煤炭产量排行榜，内蒙古煤炭产量比2005年净增5575万吨，在增量排名中名列第一，山西净增5254万吨，排名第二。除了增加煤炭输出，煤炭资源省份还将与煤炭相关的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煤焦油的深加工、大型坑口发电厂等作为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含税用户优惠电价和各种税费减免，结果就是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

　　按照经济学“比较优势”的理论，煤炭资源省份产业与煤相关才有“比较优势”，因此，市场本身也会强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因此，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其经济将陷入困境，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辽宁省阜新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中国第一个被确定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地区”。阜新是一座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城市，曾经是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由于煤炭的过度开采，地面塌陷情况令人触目惊心，许多煤矿因资源枯竭而陆续关闭，20万矿工中近半数下岗，全市共有15.6万下岗工人，19.98万居民处于每月156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比例占市区人口的25.4％。与阜新市类似的煤市，中国还不少，大致都面临同样困境。

　　煤炭资源输出并不一定就有“荷兰病”。例如，矿业资源输出一向支撑着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荷兰病”多发生在小国家，这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单一的严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荷兰病”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问题，煤炭资源省份患病了，还会有中央政府帮助。当然，这不等于煤炭资源省份不用为此担心。

　　事实上，如果煤炭资源省份现在不未雨绸缪，他们的麻烦会远远超过“荷兰病”和“资源诅咒”可能带来的问题。由于近年煤价上涨和煤炭需求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煤炭扩展的财力充足，加上东部发达地区对高耗能产业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资金纷纷向这些煤炭资源省份转移，增量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与煤炭相关，高耗能，也是高污染的行业。使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几乎所有的煤炭资源省份都在大力发展耗能产业，这里既有“比较优势”的市场动力，还有政府的积极扶持，由煤矿为焦化企业提供了初级原料，焦化企业再为钢铁、电石等企业提供原料，形成了一条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链。例如，山西首富河津市，围绕着煤炭，煤电铝、煤焦化和焦铁铸成为三大链条支柱产业。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文的开头记者所描述的情景，凭逻辑和想象可能就可以理解了。除了“荷兰病”和“资源诅咒”，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讲的就是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煤炭资源省份正在不惜资源、环境代价，努力为别人提供能源和高耗能产品，却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态环境，甚至基本生存条件。我们比较熟悉地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理解为不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是不计成本的发展。因为，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10％的GDP增长是要大打折扣的，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只不过剥夺了子孙后代该有的东西，或是把债务留给他们罢了。希望我们有经济学家去仔细算一算这个账。

　　阜新市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地区经济转型试点城市后，中央政府在政策、资金上给予了大力支持。然而，在多次碰壁之后，2002年阜新市委出台的《关于加快阜新经济转型的决定》强调以农业和服务业为重点，走上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的转型之路。国际经验表明，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阜新市选择发展现代农业进行转型，可能是一个最便宜的做法，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经济转型肯定是要因地制宜，中国的煤炭资源省份主要位于北方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有限。农业，无论传统的或现代的，都离不开水资源和可耕种的土地，而水土流失恰恰是资源枯竭型地区的特征。

　　当然，矿业可以给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好处，但是矿业活动对环境有潜在的危害，如造成水地流失，使农业人口失去生计，而这些人往往是穷人。另外，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当资源枯竭的时候，留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没有资源、没有环境和没有富人的地方。

　　有两点必须强调，首先，煤炭资源省份必须在资源还未枯竭之前，由政府强制进行经济转型。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推动。这包括强制性地将煤炭资源输出的收入留住，进行经济转型投资。其二，有效的经济转型只能远在资源枯竭之前就开始进行，因为这时才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煤炭资源省份不能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发展接续产业，而应该在煤炭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对煤炭资源省份来说，可以做的很多，问题是想不想和敢不敢。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荷兰病”必须防患于未然，个别城市转型的困难和成本是个警示。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电子邮箱bqlin＠xmu.edu.cn)

【美國《耶魯全球化》線上雜誌6月19日文章】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作者：耶魯大學國際經濟學榮譽退休教授古斯塔夫·拉尼斯)

從表面上看，中國經濟真是好極了。然而，吸引全球投資者的兩位數增長率只是一种經濟疾病的眾多症狀之一，而這種疾病會擾亂政治決策。

中國擁有勢不可擋的活力。在期待即將到來的奧運會和世博會之際，數億中國人民都在努力追求個人的成功。

雖然在過去幾十年裏，不斷增長的收入和就業率已經幫助3億中國人脫貧，但內地農村還有兩億人依然生活在貧困中。中國城鄉之間的顯著差距正在不斷擴大，並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對佔人口一半還多的農民來說，生活依舊艱辛。他們沒有醫療保險，也沒有養老金，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卻被政府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徵稅。

在這個經濟增長率超過10%並致力於構建“和諧社會”的國家，這些異常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一種獨特的“荷蘭病”。這种經濟疾病的名稱來自20世紀60年代荷蘭天然氣產量的激增。它一般被定義為：原材料的大量出口，也可能伴隨著相關外國資本的涌入，從而導致匯率的提高。

它所帶來的貨幣升值意味著勞動力密集型出口行業的國際競爭力減弱，不得不轉向國內的非貿易產品，同時也加大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因此，儘管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中國一直反對大幅上調人民幣匯率，而是繼續積累與日俱增的貿易盈餘所帶來的外匯儲備。這樣一來，中國設法推遲了普通“荷蘭病”所造成的大多數消極影響。

然而，用“荷蘭病”的另一種變體來形容中國的問題可能更貼切。它被定義為：來自各種源頭的外匯大量涌入，對整個國家的決策造成負面影響。中國式的“荷蘭病”源自大規模的勞動力密集型出口經濟所帶來的持續而大量的出口盈餘，並伴隨著依舊被低估的貨幣匯率以及大量涌入的外國直接投資和一些投機性的證券投資資本。隨著沿海省份的剩餘勞動力逐漸消耗殆盡，這種“宣泄剩餘”的活動開始轉往內地，繼續推動著整個投資熱潮。

由於中國家庭擔心未來需要醫療和養老資金，中國的儲蓄率接近50%，而消費活動則發展滯後，因此我們看到北京無法控制地方政府無節制的持續投資。

中國家庭有兩種選擇：要麼把錢存入政府銀行，由它們繼續貸款給地方機構而無視中央政府的貨幣和財政部門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要麼就在極易波動的資產市場中購買股票和房地產。

換句話說，這種形式的“荷蘭病”不是因為發現豐富的自然資源而引起的，而是源自大規模的勞動力密集型出口經濟和大量資本輸入，它所影響的不是貨幣匯率，而是決策過程。如果手上的財力足夠收買所有的利益攸關者，那麼無論是推進改革的動力，還是謹慎貸款和理性決策的壓力，就都會減小。外國投資者仍然渴望在一個能夠繼續保證高額回報的市場中佔據有競爭力的地位，而處於市場核心的國內金融機構還不夠成熟，不足以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地方機構。只要繁榮還在繼續，就沒有人覺得自己有義務中止這種局面。

如果大多數重要部門都找不到克服這種惰性的理由，那麼改革就難以推動。與之相反，外匯儲備的不斷積累卻為兜售影響力和無效投資等活動提供了動力。

出路似乎顯而易見：實施金融改革，增強銀行系統的競爭力，建立債券市場，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機制，賦予農民明確的土地所有權，修改所有不利於中國農村地區的貿易規定，同時接受6%至75的經濟增長率，因為它更適合於一個中等收入水準的新興國家。(參考消息)

中国,只有中国病,具有中国特色的无法治愈的病.

知识就是力量

荷兰病，头一次听说。。。

学习了

中国经济真是让人看不懂，但大家心理不安。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