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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措施我是支持的,用如下理由来论证其合理性：
1 保障民生的必行之策。目前中国失业率已达到13%,其中90%以上是农民工。官方数据显示,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而中山大学周晓津的全社会失业人数的数据则高达4300万。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没什么储蓄，更没有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要负担家庭生存、父母养老、儿女上学、就医，压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政府之于公民，恰如父母之于子女，不能为自己积极上进的儿女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成长空间，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健康都保证不了，不是无能就是不负责任。增加投资，就会增加就业，就会增加工资支付量，众多失业人员就可以较为容易的渡过这个生命中的寒冬。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恰是政府彰显其能力和负责任态度的最恰当时候。
张维迎教授之前曾有过言论，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经济，也就是“金融危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是奥地利学派复古”的观点，对于这种说法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后面会再次论述这个问题。当然，从经济规律上讲，金融危机也好，经济危机也好，都是前期运行过程中中毒所致，不是机制出了问题，就是运营战略出了问题，让经济体自己运行，自行疗伤，慢慢化解瘀疾，最后痊愈时不会有后遗症。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或多或少会留下隐患。对于国家，一两年的经济停滞可以接受，不过是看作成长的代价，而对于个人，一两年的窘迫如何度过？这一两年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宏观经济的过错不该让个人用一生来承担，这个时候需要政府站出来呵护自己的儿女，一肩挑起所有责任。
2 权宜之计，不会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大局。出台此政策是不得已之举，如果2007年国家出台此项政策，只有三个字可以做下结论，那就是决策者“神经病”。（晚上有课，有时间再写，去年觉得时间很多，事情很少，今年觉得时间很少，事情太多，都没有静心思考和写作的时间了）
3 刺激消费比较合理的政策。为什么在我国金融领域仍然严格管控、并没出现太大问题的情况下，美国次贷危机还会对我国造成这么大不利影响？原因在于出口下降。2008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59.1%（25616/43333.57美元）事实上，在2005年，外贸依存度曾高达80%。在出口停滞、私人投资下降的情况下，三驾马车只剩下消费，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经济学家都清楚要让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必须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但是，刺激消费并不是仅仅喊喊口号就可以了，大多数消费者（虽然我们的储蓄率很高，但那是占人口20%的富人所拥有，而这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手中没有钱，也没有预期收入，有的只是对未来的担心（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四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刺激消费？只有解决了以上问题，我们的社会才会形成一个有钱敢花，没钱敢借的良性循环过程，刺激消费也就不用整天挂在嘴边。
就目前来看，我不把政府的4万亿计划看作投资，而是看作拉动消费，所以暂不谈公共建筑的后续效应，哪怕只是把4万亿元无偿分给那些失业人员，对社会的消费也会有巨大的拉动效应。
就我的观点看，人类社会，终究要朝着一个自由、文明、开化的方向发展，而一个好的政府也必定会给公民提供一个展示才华、发掘潜力、发展自己、享受人生的环境。所以我坚信，我们的政府也一定会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最终会解决这几个问题。至于目前的情况，我认为是社会阶段的问题，毕竟我们才刚刚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生日，而市场经济也不过是刚刚开展十几年。
4 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很多经济学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所谓挤出效应是指∶国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比如增加公共投资）会导致利率上升（因为需要资金），原料价格上升，投资成本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对国民收入的增加产生一定程度的抵消作用。我认为这个理论完全正确。但是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目前，私人投资并不是那么乐观，这从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就可以看出。在私人投资萎缩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公共投资不仅不会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是恰恰弥补了私人投资的不足，对于增加就业、发展经济具有积极作用。
5 历史上有成功做法，可以借鉴。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一文中，张维迎教授有如下表述“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对于张维迎教授，我本人非常尊重，甚至一度想读张教授的博士，最终由于个人能力原因没能成行。对于张维迎教授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的观点我也完全赞同，因为的确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再加上我们的政府往往是经济利益的参与者（我们仍然有太多的国有企业），政府的决策要么失真、滞后，要么存私心。所以，对于政府最近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我并不是十分看好。
但是，我还是认为，在如今这关键时刻，政府必须站出来以解燃眉之急。另外，顺便阐述我与张教授的不同观点。
我不认为1929-1933大萧条的持续是由于胡佛政府干预所致，相反，我认为胡佛没能遏止经济危机，恰是由于采取的干预力度不够和干预政策失误。
大危机爆发之初，胡佛政府召集白宫会议商讨对付危机的办法，其中亨利﹒福特、比埃尔﹒杜邦等工业巨头应邀出席。胡佛要求工商业与政府通力合作，保持现有工资水平，增加投资、扩展营业规模，并要求国会减税、采取措施扩大出口支持企业界。但是与企业界的“自愿合作”并没有成效，或者不愿意、或者没能力，企业界投资不增反降，从1929年的158亿美元降到1930年的102亿美元，1931年的43亿美元，1932年仅剩9亿美元。
1930年10月，胡佛建立联邦经济就业委员会（1931年更名为失业经济局），意图是实现联邦救济。但由于中央政府不出资金，仅仅由各个资金本就不足的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承担，导致地方政府财力耗竭,联邦政府救济始终没能真正实行。
1930年12月，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胡佛提出“改善水路、港口、洪灾控制、公共建筑、公路和航运的最伟大计划”，要求国会拨款1至1.5亿美元来“在这种紧急时刻提供进一步的就业机会”，但是最终的拨款1.16亿美元相对于700万的失业人口来说无济于事。
此后，胡佛又通过《农产品销售法》，成立复兴金融公公司，增加税收（为了平衡预算，毫无疑问，这项措施是雪上加霜），等手段应对危机，但都成效甚微。最终，导致下台。直到1933年3月4日，罗斯福执政，实施了世人皆知的新政，才把资本主义从危机的泥潭中拉了出来，罗斯福新政是可以供我们借鉴的。
也许有人会说，可能不是罗斯福的功劳，也许是胡佛的政策在罗斯福执政时期才发挥作用，也许是经济自身在1933年开始恢复。当然，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史实：
1936年，失业率下降到15%（最高时达到40%，十个人有四个人失业）1937年，工业生产指数开始超过危机前水平，3月份纽约股市已经回升到1929年的80.3%，联邦政府担心通货膨胀，同时也为了平衡预算，开始大量削减开支，随即，11月份一次新的危机又开始了，股市又跌落到50.7%，为对付危机，罗斯福政府马上采取了增加联邦开支的政策，很短时间内危机得以缓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7 9:32:4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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