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少子化与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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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帖《人类怎么就进入了少子化时代》承蒙新浪博客推荐引来不少读者关注并讨论，其中不乏有启发的观点。但可能是题目的误导，部分读者误认为作者是在为少子化寻求解决方案以及反对私有。本文可以看做是对《人》文读者的一个集中回复，同时申明自己的立场观点。
    人类首先是一种生物。汉语表意是相对精准和哲理的，生物，顾名思义就是会生育繁衍之物种，所以，生育繁衍是人类的自然本性，这一点毋庸置疑。任何一种生物，若没有这种根植于DNA当中的本性，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物种存在。
    作为自然本性，就是和文明、观念、智慧等等这些后来的非自然的因素无关。繁衍，和所有制无关，准确地说是和所有制的规模无关。就生物来说，私有与公有两种形态都是自古存在的，群体繁衍和一夫一妻繁衍这两种形态都有。蜂蚁等昆虫，乃至一些灵长类的猩猴，都是群体繁衍并且群体抚养后代。人类社会自身也经历的部落共产主义和现在的家庭私有制乃至个人私有制的不同形态和阶段。即使在君主制的皇宫里，王位继承者也不见得就是当朝皇后亲生的。不论何种所有制形式，其实都是手段，都是为物种自身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形式，而非目的。在个体能力弱小不足以抗衡自然的时候，会选择公有制；而当个体能力强大足以自立的时候，则倾向于选择私有方式。
    繁衍是有物质条件的，所谓物竞天择，人类也不例外。行为学的基本逻辑是，行为=欲望*条件。既然繁衍欲望是本能所在，那么导致繁衍行为受限的因素，就要从物质环境条件方面去找寻了。如果物质条件不允许，生物就会主动回避并寻找合适的环境条件，如候鸟角马的迁徙、某些动物的冬眠，甚至牧民的牛羊转场等等。这种现象，不是说进入到了少子化，而是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的繁衍后代。
    但是，聪明的生物同时也都“懂得”控制自身的数量。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只会或只能把后代的生存交给自然选择了。某些动物的雄性首领靠不间歇地与成群的配偶交配来保证繁衍成功；人类的雄性靠大量的雄性精子来寻求和雌性卵子的结合机会；某种海龟大量产卵，用数量来抵御天地对幼龟的疯狂猎杀，据说幼龟孵出后只有千分之一的能成功游进大海而存活；有些动物则会选择性地放弃弱小的后代，而把生存机会留给强健的子女。
    一部叫《非洲》的纪录片，纪录了一种生下来就有巨大的喙的鸟对两个幼鸟的抚养过程。这种鸟采取的繁衍策略就是多生少养，一般一个季节只抚育一只幼鸟长大。两个幼鸟破壳相差几天，显然老大强健一些。老大央求妈妈要喝水，母鸟便离开巢穴外出找水，老大便趁机用它巨大的喙要把站立不稳的老二杀死。妈妈含着水回来的时候看到了老大的这一行径，老二也可怜巴巴地移向妈妈的腿下寻求保护和安慰，但母鸟短暂的迟疑之后，选择了放弃老二，还是把含着的水灌注给了谋杀者老大，因为资源不足以让两个幼鸟都生存下来，因为老大代表了繁衍和传承。
    非人生物对繁衍条件的选择，是亿万年来自然选择形成的。对不利繁衍的条件的回避，并不等于是少子化。生物会选择在有利于种群生存繁衍的地点生长活动，并选择在条件合适的时间地点繁衍。有些物种，一代之寿命非常短暂，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抓紧时间繁衍，繁衍几乎就是其生命过程中惟一的意义所在。
    有人说少子化是因为女权上升，人类中的女性为了规避生育的痛苦。但作为本能的繁衍，和幸福、痛苦这些“观念”无关。观念性的东西，是后天的、甚至（可能）是人类独有的。雌性蝎子用裂腹的方式生下后代，后代的出生即是母体的终结；雄性的蟑螂往往会在交配之后被雌性杀死吃掉，作为雌性繁衍后代的能量补充，但这也不妨碍它冒死求偶；企鹅为了孵卵，雄雌换班，一方不吃不喝忍饥挨饿守护者鹅卵一方外出觅食补充体能后回来接班；海马孵育后代的任务则是由雄性来完成的；某种鱼类孵育后代也是由雄鱼把小鱼含在嘴里进行的。在人类看来这种痛苦的繁衍过程，各个物种都在很自然地经历并承受着。换句话说，母爱是沉浸在基因当中的生物本性，不是权利、观念和思想。
    自古就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叹。前不见古人那是肯定的，每一代都会成为过去时。但后不见来者，则是叹息生命的短暂和对于失去后代的恐惧。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想象自己是生命链条当中的最后一个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甚至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死亡换取后代的生存。人类某个体放弃繁衍意识和能力，不能代表人类渐渐失去了繁衍本能。
    现在有人崇尚自然，中国古贤就提倡天人合一，自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文明和进步。但却不知文明和自然根本就是完全冲突的，文明就是反自然，或者说文明其实恰恰就是不自然，自然界里不存在文明这个东西。老子曰：道者反其动，即任何事物运动的方向结果都是朝着自己的对立面运动。人类来源于自然，然后渐渐演化出了智慧，最后走到了自然的对立面——文明。人性，并不是自然属性，而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合，既是自然与文明的统一体，也是自然和文明的矛盾体。
    上帖提到“少子化”问题，让一些读者认为本人对生育的多少有特定的看法，这是误解。《人》文只是要给少子化现象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并不包含对这种现象的价值判断。自然界的事实是，越是处于生物链顶端的物种越不可能是放任繁衍的，如狮虎豹等大型的猫科动物，如鲸鲨等大型水生动物，更不要说是位尊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事实上人类已经把控制种群数量的理念运用在生产活动当中，如庄稼蔬菜合理密植、牛羊鸡鸭鱼虾控制饲养密度等等。
    所以恰恰相反，钱皮认为，懂得对自身后代数量的控制，尽管有违反生物自然本能之嫌，但是也恰恰是进化进步文明的表现。因此，被放弃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某些反计生人士所攻击的违背人性，而恰恰是人类的文明进步。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懂得控制未来人口的数量，避免中华民族子孙陷于内部恶性竞争和自相残杀，是为中华民族长久延存考量的结果。如果像野生动物一样，用大量繁殖之后再比较优劣后选择性放弃其中的弱者，先“污染”后整理，或者干脆交由自然界进行“天择”，只是人向动物世界的回归，回归到了没有文明的自然界，而不是更加文明了。
    非人生物的生存繁衍，由物竞天择规律决定，除了童话故事和寓言故事之外，不会有人去真正讨论狼和羊之间的公平问题。但对抗自然的文明的人类社会，一定不能和“公平”一词相左。钱皮认为，在已经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人口政策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里，现在于尚未功成名就之际，一年还有近两千万新生人口的情况下，谈论放弃节育放开生育，尚不到时机。如果放弃计划生育国策，得益者只有物质条件充沛的少数人阶层，而剥夺了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弱势群体也“利用”这个机会做出“越穷越生”的行为，则他们的后代不能均享未来资源的可能性更大，利益格局就会更加固定，结果即是“越生越穷”，穷者越穷富者恒富。这种放任现有优势尽情发挥，阻碍未来利益格局调整的策略，显然有违“公平”，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文明。但这种思路符合自然法则，即优胜劣汰。
    恒富，当然是现富者的美好愿望。千秋万代是帝王将相的愿望，不是奴隶庶民的愿望。现富者也可能就是认为自己是时代的优胜者，喜欢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但在当今社会，少有人敢于公开说富人是优胜者而穷人就应该是劣汰者，这种反社会的言论并不利于自己保有恒富。所以，富有之下的生育本能的发挥，就只能假借在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说辞当中，反正实际的结果还是穷人越生越穷，给你们一个画饼充饥无妨，自己还是真正实际的受益者。
    反对计生的人士从来都是只定性而不定量地思考问题，忘却了（？）量变会引起质变的规律。多和少，是相对于“合适”而言的，过了“合适”这个量点，才有多或少的质的定性。但反计生人士却闭口不谈中国合适的人口是多少，似乎认定了多多益善。如果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都在谈论人口的多多益善并且为之奋斗，那么全球人类究竟还有没有一个人口问题存在？一切和人口相关的认识讨论和研究是否都应该歇菜？反计生人士不仅仅对质—量关系“键记”，还有意混淆量和质的关系，通过把控制生育歪曲为绝育、把少和零划等号，以此来定性节育政策的性质。
    当初中国制定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显然是出于对资源和人口矛盾的基本研判和国与国之间的横向比较。这种判断和比较，是总体的考量，但在具体到阶层层面，情况并不一致而是完全相反。在大多数的平民阶层，资源和人口的矛盾是日益突出了，繁衍资源和繁衍欲望越发背离；而在少数的先富起来的阶层里，这个矛盾得到了极大的舒缓，富有的资源日益强化着生育繁衍的本能。这就是反计生声音热涨，但放开计生的政策又频频遇冷的真相所在——热的是富有一极，钱壮人胆财大气粗嘛；而冷的是贫民一端，人穷气短有心无力嘛。而总体上表现为冷态，只能解释为贫民占了人口的大多数。
    说回到市场化。关于市场化如何宿命地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此前已多有探讨，不再赘述。
    私有现象古已有之而且不是人类专利。动物界私有现象的情况至今也广泛存在，但没有什么非人动物具有市场行为。即私有现象的存在，并不一定导致市场化的出现。市场化是后来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事情。反对市场化，准确地说，是反对市场的无孔不入，是提倡把其限制在适合的领域里。
    繁衍虽和私有制无特定关系，并不能据此推论说少子化不是市场化社会矛盾的结果，因为，私有制和市场化不是等同的。私有制在前而市场化在后。市场化必以私有制为前提条件，但私有制并不一定要导致市场化。私有现象可以说是生物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现象，而且是在非人动物界古已有之。而市场化却完全是有关于智力、文明等的社会属性和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所以，反对市场化不等于是反对私有。
    有人拒绝把少子化和市场化挂钩的这种分析逻辑。这些维护市场化的人士，理由之一是市场化当前在中国是利大于弊，这些人的推理基点是，市场化实际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所以推行市场化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因此，不能将任何社会问题和市场化联系起来，使得市场化进程受阻。颇有点劝诫不要因噎废食的意味。
    首先，钱皮并不认为少子化是一种错误，这要看这种现象出现的时机和地点，所以，根本没有把少子化“归罪于”市场化的意思。与此相反的是，钱皮认为以节制生育为核心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是出现在合适时间合适地点的合适国策，现在还是合适的，不是反计生人士所说的国情已经逆转。其次，认为市场化因此被“错怪”的人，按照行为学的分析逻辑，一定是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得益者，因为只有得益者才会有维护既得利益的诉求。
    分歧的焦点，实际上落在了现行的市场化制度到底会不会注定带来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是否可以被社会广泛接受（被既得利益阶层所接受肯定无疑）、需不需要加以改良，以及贫困阶层的生育欲望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和压制。所谓的“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只是少数人口的发展，还是能够带来有助于生育率提升的普遍人口的发展？不能总是让穷人财力和富人的财富去“平均”，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掩饰回避阶级矛盾，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见仁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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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子化 市场化 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的发展 后不见来者 人口 少子化 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