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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全球目光注视下，伴随着街头抗议者的声浪，4月2日于英国伦敦举行的G20峰会在一片喧闹中闭幕。
早在峰会召开之前，复苏全球经济、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际机构、抵制保护主义，这些核心议题就已经被全球公众翻来覆去讨论，没有人怀疑峰会的最后声明会遗漏其中任何一项内容。
不过，由东道主英国首相布朗发布领导人联合声明（下称《声明》）的新闻发布会，比原计划晚了半个小时，还是吊足了现场数百名记者的胃口——这次领导人们可能真的在争论一些问题。去年11月，上次G20峰会在华盛顿召开时，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出来发表声明的时间，比计划议程提前了半个小时。
曾有媒体工作经验的布朗似乎很懂得提取新闻标题——“今天我们做出了六项承诺”，“史上首次，我们达成了全球性监管框架”，“史上最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他又抛出了一连串具体数字——5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1万多亿美元的国际金融机构新增资源，2500亿美元的贸易融资，500亿美元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
“伦敦G20峰会取得的成果，远大于去年底的华盛顿峰会。”《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这样评价。他表示，成果表现在峰会在协调各国刺激经济政策、加强金融监管、促进贸易和改革IMF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政策目标。
成果固然可喜，但人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或许是那些存在争议与交锋，可能到峰会最后也未达成一致，甚至从未被摆上台面的分歧：英美视为首要的新的全球协调刺激计划，和法德认为远比扩大刺激更为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最终谁占上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增资和代表性改革，有没有达成具体意见？未来将如何操作、如何筹资？
全球危机次第深入，日益揭示出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积弊。走出危机需要智慧与决断，G20领导人因此聚首伦敦；而危机之广、积弊之深、协调之难，又让人不敢对一次会议寄予过高期望。或许也因为原本期望不高，G20峰会部分成果，如对IMF增资的承诺等，颇有令人可喜之处，在时间短促、与会者众的国际会议中已属难能可贵。
危机不是一份声明所能克服，更重要的是各国密切合作，而非以邻为壑；切实执行、而非纸上谈兵。在这方面，G20伦敦峰会尽管仍然分歧重重，但至少是一个不坏的开始。
而要从根本上走出这场危机，需要对原有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做出更深刻的反思和改革。惟有各国协调得当，长短期目标兼顾、标与本兼治，全球经济方有望焕发新生。
重书金融监管
《声明》宣布，所有“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都将纳入监管范围
布朗所说的5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很难让人不为之一振。但细解之，却颇费思量——那相当于今明两年内，平均每年刺激计划规模占全球GDP的5％。而根据IMF今年1月的测算，2008年20国的财政刺激总规模，相当于其GDP总量的0.5％，2009年和2010年这一比例则分别为1.4％和1.3％。
布朗宣布的数字，是否意味着20国领导人承诺加大经济刺激力度？但即使是呼吁扩大财政支出的美国和IMF，也只希望各国拿出GDP的2％来刺激经济。
《声明》中提到这5万亿美元的惟一一句是：“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经过协商的财政扩张政策，……到明年年底总额将达到5万亿美元，使产出提高4％。”
换言之，峰会上并没有做出任何新增财政刺激的决定，更没有一个如英美原先呼吁的“协调进行的”刺激计划。至今各种对峰会成果的分析，也无一认为这5万亿美元带有新增的含义。
“任何一个国际峰会末尾公布的总数，都需要仔细检查，特别是那些由英国首相公布的数字。”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挖苦自己有过不少夸大数字“前科”的领导人。
与刺激计划的含糊其辞相比，《声明》对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计划则相当详细，并附带了一份领导人宣言，具体说明监管改革的主要措施。
首先，一个“照看”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安全的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将产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缺乏一个专门的国际机构来监督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排查不稳定因素，是这场危机爆发后人们总结的教训之一。事实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发表过的提醒危机隐患的文章不在少数，但都因缺乏约束力而被置若罔闻。
这个FSB将由现有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升级而来。FSF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成立的一个松散组织，为一些金融中心所在国或地区的货币和金融监管当局提供讨论和协商的平台，并无实质权力；中国等一些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不在其中。FSB将把所有20国纳入其中，通过与IMF、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的早期预警。20国领导人承诺，将听取FSB的意见。
不过，FSB要真正发挥作用，还要克服很多陷阱。“目前还看不到FSB具有怎样的约束力和对成员中违反政策，或者对其风险提示计划安排等等拒绝执行的，有任何处置能力。这也许是任何超主权制度安排必然面临的难题。”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首席金融专家王君说。
他认为，各国制度安排、监管理念、金融业发展阶段的差异，从来都是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实施的难题。FSB如何能够有效地协调持有各种不同理念和立场的金融监管当局，从而达到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目的，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金融监管范围、薪酬激励机制、打击“避税天堂”、会计准则的设定，以及对评级机构的监管等方面，基本上都体现了法德为代表的欧陆“监管派”的主张。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长期游离在监管雷达范围之外的对冲基金，终于要告别“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因为《声明》宣布，所有“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都将纳入监管范围。
在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之下，美国也已开始反思金融监管的思路。G20峰会召开前一周，美国财政部曾发布一份《金融监管改革框架》，提出未来的监管原则，应该是看“金融机构做什么”，即以产品为导向，而不是看金融机构是以什么形式存在。其中即规定“规模以上”对冲基金须注册并披露交易信息。
虚笔经济刺激，重书金融监管，这应对危机的两大核心议题，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我是来倾听的，不是来给别人上课的。”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1日如此表态。
IMF“咸鱼翻身”
比起5000亿美元的“弹药”，也许更让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高兴的一个决定，是20国领导人同意IMF增发等值于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
“联合公报里的几乎每一段——好吧，几乎所有重要的段落，都与IMF有关。”4月2日晚9时多，此次峰会的压轴记者会上，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尽管面带倦意，却仍不无得意。
“救火队员”，这个有着64年历史的组织习惯这样形容自己的角色——其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在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时提供融资援助，从而确保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安全。
如今世界火势四起，“救火队员”不得不担心自己能力有限。IMF目前可贷资金只有2500亿美元，为救助受危机冲击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用掉了超过五分之一。此外，墨西哥也于4月1日表示，有意通过IMF最新改革的融资工具得到47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另一个经济规模不小的土耳其，也在与IMF磋商之中。
G20峰会上，领导人们“慷慨”承诺，为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斯特劳斯-卡恩称之为“弹药”。有了3倍于今的“弹药”，IMF才更有可能成为有需要的国家求助的首选。
这个“救火队员”前几年还相当“落寞”。本世纪初以来世界经济“天下太平”，除了少数突发天灾、遭遇战争的国家上门求助，IMF几乎门可罗雀。贷款少了，利息收入也下降，因此IMF不得不在2008年裁员15％。
自从去年9月危机深化，IMF又重新被记起。但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没有国家愿意向IMF求援——这场危机中第一个登门IMF的冰岛，即是在四下求助得不到应允之后，才转向了IMF。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表示，国际经济学界以往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批评，主要就集中在IMF援救贷款的条件苛刻。
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IMF的贷款条件，恶化了受援国的经济，延缓了整个东亚经济的复苏进程。而对于IMF救援条款的批评，又集中在这些条件的顺周期性上。例如，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IMF往往要求受援国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从而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经济衰退。
此外，余永定认为，在IMF提出的条件中，往往可以看到美国利益的影子。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IMF援救东亚国家时的积极性就比不上它在援助同美国有更密切战略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时的积极性。又如，IMF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救援，无一例外是以受援国进一步开放其金融市场为条件的，“这些条件对谁有利不言自明”。
由于这种种原因，IMF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佳。一国将向IMF求助的任何传言，往往让人认为该国国际收支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在市场上掀起一阵抛售该国资产的恐慌。
“IMF是救火队员，但救火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要让水龙把本来好好的建筑毁掉。”去年11月斯特劳斯-卡恩接受《财经》记者专访，谈到IMF从以往的金融危机中得到的经验时说。
比起5000亿美元的“弹药”，也许更让斯特劳斯-卡恩高兴的一个决定，是20国领导人同意IMF增发等值于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
“这是历史性的。”斯特劳斯-卡恩说，“你会看到，这是IMF角色上升的开始。IMF不只是一个‘最终借款人’，不只是一个预测师，不只是一个意见提供者——这些是IMF传统的角色。我们还将为世界提供流动性，而这正是我们这样的金融机构的最终角色。”
1969年，IMF为弥补当时的金本位制下全球流动性不足，创造了SDR。SDR不是真正的货币，而更像是IMF发放给自己成员国的一种凭证。持有这种“凭证”的国家，可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通过自愿性交换安排，换取可兑换货币；IMF也可能指定外部头寸状况良好的成员国，用可兑换货币向对外头寸状况欠佳的成员国购买SDR。因此，通过增发SDR，可以扩大IMF成员国的储备规模，增强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SDR既为无形，则所谓“增发”，无非是修改一下账目。但在法定程序上，增发SDR需要IMF理事会（IMF的决策机构）85％以上的多数票通过。1997年IMF曾修订其章程，目的正是对1981年以后加入而从未获得任何SDR的新成员国发放SDR。但手握17％投票权的美国至今未投赞成票，这项动议也就搁置至今。
一位曾在IMF工作过的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SDR的价值基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篮子国际货币，如果SDR持有国要求兑换硬通货，则相关发达国家需要承担购买义务，这也是发达国家一直抵制增发SDR原因所在。在此次增发之前，SDR的总数不过200多亿美元。
“但现在有（G20）这项政治声明，美国人就不能再反对了。”上述官员认为。
注资虚与实
5000亿美元真正算得上落实的只有五分之一。中国将为IMF增资多少，备受各界关注
“5000亿美元只是给大家壮胆，显示各国携手应对危机的决心。具体怎么筹措，还有很多技术细节，亦有待时日。”一位知悉谈判内情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在增发2500亿美元SDR之外，要各国真正增资的这5000亿美元从何而来，20国峰会的承诺并不清晰。《声明》中称，将通过双边协议立即获得2500亿美元，另一半则会通过扩大所谓“新借款安排”机制下成员国的数量和出资规模加以补充。
这5000亿美元真正算得上落实的只有五分之一——日本在去年华盛顿年会上就宣布，自己将为IMF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源，并于今年2月与IMF签署了双边协议。虽然欧盟也表示将出资1000亿美元，加拿大、瑞士各承诺100亿美元，挪威则说要提供45亿美元，但目前都未与IMF商定提供资金的具体形式。
作为目前IMF最大份额持有者，美国尚未就此次增资额度确数正式表态。据《财经》记者了解，峰会之前美国曾有意为此次IMF增资计划出资1000亿美元，但考虑到尚需得到美国国会批准，因此在最后时刻表示暂不对外公布。
“中国在这5000亿美元里会出多少？”布朗的记者会上，一位法国记者提问。话音未落，布朗就连忙答道：“我要告诉你的是，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
中国将为IMF增资多少，备受各界关注。要求拥有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的中国为IMF增资的声音，从华盛顿峰会前就一直不断。布朗正是最积极游说中国、沙特阿拉伯等外汇储备雄厚的新兴市场国家增资IMF的西方领导人之一。但是，在布朗之后召开记者会的斯特劳斯-卡恩，并没有肯定布朗透露的这一信息，只是表示数额“跟布朗说的差不多”。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了中方对于出资数额的考虑。“从中国实力出发，中方的出资没必要和美、日等大国持平。”他说，考虑到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也应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内的发展。中方出资应体现本国实力和发展水平。
目前，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并称“金砖四国”，发展水平相近，在IMF的利益诉求也趋于一致。上述人士分析认为，巴西较为关注国内经济发展，俄罗斯因油价下跌，外汇储备增速放缓，印度经济也面临不小的挑战，三国分别出资的额度可能在10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之间；另一外汇储备雄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沙特阿拉伯，可能出资200亿美元以上。中国可能出资数量会充分考虑到这些情况。
钱该怎么给？
胡晓炼：“积极支持IMF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
中国又将采取何种形式对IMF增资？“现成”的途径有两种。
IMF主要的可贷资金来自员国加入该组织时认缴的份额，这部分占2000亿美元；1962年和1998年，为应对当时的危机，IMF又分别与一些成员国政府或地区货币当局签署了“借款总安排”（GAB）和“新借款安排”（NAB）两种融资安排协议，二者总额约500亿美元。
日本虽然是GAB和NAB的参与国，但此次出资却“另辟蹊径”，与IMF签署了“双边借款安排”，这也是IMF首次以双边协议的方式进行融资。
其原因在于，根据IMF规定，GAB是封闭的，而NAB中各参与方的出资比例，是以其在IMF中的份额为权重计算的，所以除非NAB中的26个参与方同时按比例增资，否则任何一个参与方，都不可能在NAB中单独提高出资额。但NAB允许吸收新参与方，只需现有参与方赞成意见占80％以上的票数（当然，各方所持票数也是按照其在IMF的份额权重确定的）。
据记者采访获知，中方对于参加NAB兴趣索然，“从未参与，也不了解。”一位接近此事的人士如此评论NAB。
在G20峰会前，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表示，对美国倡导的NAB，中国将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提出的“双边借款安排”方式，他认为“多边会议不宜讨论和决定此类双边问题，应由相关国与IMF单独协商”。
G20峰会之前，中国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在一次新闻吹风会上回答关于中国向IMF增资意向的问题时表示，通过份额增资是“最根本的一个途径”，但这种方式需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耗时较长；而当前IMF的融资需求较为急迫，因此中国正在“研究和考虑”包括“新借款安排”形式在内的多种形式对IMF增资。她还特别提到，“积极支持IMF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
由于IMF在历史上从未发行债券，胡晓炼的这一表态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联系此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表达过的对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安全性的担忧，分析人士纷纷认为，这是中国有意借投资IMF债券，多样化其外汇资产的信号。
“IMF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3月23日发表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中，亦有此句。
IMF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国驻IMF执行董事葛华勇告诉《财经》记者，这在IMF的章程中是允许的，而且，只需要执行董事会以超过50％的简单多数通过即可。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一票否决这一动议——即使是欧盟国家的投票权份额加总，也只占30％左右。
G20峰会的《声明》中也明确表示：“支持IMF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考虑从市场借款的方式，结合其他融资来源，使其资源达到能够满足需要的水平。”
但即使IMF发债在法律和政治上没有障碍，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仍存疑问。
“IMF不具备收税的能力，没有财政支持，怎么发债？”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和经济政策委员会联席主席的理查德伯茨（Richard Portes）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认为，“发债就必须有偿还能力，比如税收、比如有国家愿意为IMF提供担保，或者以自身的资源进行担保，但以这样的形式注资，其作用必定会大打折扣，因为一部分资源被占用了。”
另外，IMF融资的特点，主要是应对突发性的金融危机，很难事先有详尽的计划和资金安排。这是IMF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以提供长期发展融资为主的机构的不同之处——对于后者而言，债券是主要的融资方式之一。
一位中国央行人士亦告诉《财经》记者，以IMF已有的2500亿美元可贷资金，加上已与日本签署协议的1000亿美元，其融资需求并不算太紧迫，因此“发债动力不是很足”。
但他也认为，如果几个发展中大国能够联合起来说服IMF，可能IMF会最终向几个特定的国家，如“金砖四国”、沙特等发行定向债券，亦有可能是期限更短的票据形式。
IMF份额待变
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与它们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不相匹配
归根结底，中国增资IMF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扑朔迷离，症结就在于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瓶颈。因此，20国领导人同意，在2011年1月前完成IMF的份额检查，亦被外界视为本次G20的重大成果之一。
所谓“份额”（quota），实质上就是IMF成员国在加入该组织时认缴的资本金。IMF一般每隔五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第13次份额总检查于去年1月28日完成。其目的一是检查IMF的流动性是否充足，从而决定是否需要增加份额；同时也要考察各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变化，在认为有需要时通过新增份额的分配，使其实际份额与经济地位相匹配。
不过，多年来份额再分配仅局限于对原有水平的微调，美欧等的既得利益一直没有被触及。美国在IMF中的份额权重，已经由战后初期的36.32％，下降为目前的17.09％，但由于IMF理事会决议通过遵循85％以上绝对多数票制度，美国依然享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份额不仅决定一国可以从IMF借款的额度，也是计算一国在IMF中投票权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与它们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相匹配。
IMF也开始致力于对此的改革。2006年后，IMF对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特别提高了份额。中国目前占IMF全部份额的3.72％，在美国（17.09％）、日本（6.13％）、德国（5.99％）、英国（4.94％）及法国（4.94％）之后，位居第六。一位谙熟IMF运作机制的中国金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通过提高成员国份额的方式，让发达国家让出一部分份额，但就操作来看，美国会守住15％以上投票权的份额；就中国而言，在IMF的份额难以与其GDP在全球占比相一致，“实现7％不太可能，但增加到4％左右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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