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经济适用房，该停就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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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一段时间，国内对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存废争论颇为激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
      学术界主张废除这一政策主要是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大都受过正统西方经济学的训练，信奉经济自由，认为自由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政府对市场的粗暴干涉，不但不能改进社会福利，反而会留下寻租空间，滋生腐败，造成社会的不公平。
      针对政府推出的旨在提高社会住房保障水平的经济适用房政策，茅于轼先生指出，政策虽好，但是在中国现行的制度环境下实施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不但解决不了住房紧张的问题，反而会滋生新的腐败。他指出，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推行会造成至少三种社会不公。第一，政府低价强制征用农民土地建房，对本来生活贫困的农民是一种经济剥削。政府从低价土地换来的价格差额补贴经济适用房购房者，如果两个群体都是穷人，那么以穷补穷，对社会福利的改进没有任何好处。第二，政策的推行者是政府，官员拥有很多政策关联的行政权利，比如房产开发，购房申请审核，住房配置等等。在目前社会缺乏有力监督政府施政机构的大环境下，要想购房者要买到房，必定要对政府主管官员行贿，其中那些与官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更容易得到房子购买权，而这些人往往都是有钱人，至少不是穷人，这样产生了挤出效应：穷人买不到房，富人反而拥有更多的房产。这样的结果是政策的实施，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更严重，引发穷人和富人矛盾的激化。第三，建房都是有成本的，要压低房价，除了压缩利润空间，低价征地之外，较理想的政策是政府挪用财政资金对经济适用房进行补贴。这样的结果是政府用所有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了买房人，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却受损，如果这是在制度完善的社会，这样的二次分配政策无疑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但是在当代中国，其结果却是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的。
       茅先生的一系列分析用简单的话总结说就是，尽管政府的想法很美妙，但是在中国不够发达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水平下，经济适用房政策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废止。与此同时，茅先生一方面鼓励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大力提高经济水平，通过市场手段来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而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适合大量的建设廉租房，满足人们最基本的住房需求。
       针对茅先生废止经济适用房的建议，不少学者提出异议。
       南京大学客座教授时寒冰先生指责茅于轼先生动机不纯，是为房地产商作代言人，是为了维护国内房地产市场居高不下的房价。他提出以下几个观点支持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推行。第一，经济适用房根本不需要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很少的钱就可以了。他指出，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收入只为城镇居民的1/6，但是他们因为拥有土地使用权，只要经过一些简单的民政审批，就可以自建房，满足了自身住房的需求。如果在城市，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给城市低收入群体划拨地权，不征收各种税费，除此之外的建筑成本等费用由民众自己承担，不需国家另外花钱，即可解决中等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问题。第二、廉租房也逃脱不了滋生腐败的命运。既然住房的需求存在大量的缺口，那些有钱的投机商人，依然会在制度存在漏洞的环境下，贿赂官员，对廉租房进行暗箱操作，投机倒把。既然公共品都会滋生腐败，那么不需要牺牲一部人经济适用房建设廉租房。第三，中国房价的高企与建房土地供应关系不大，其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商在住房供应体系中拥有垄断力量，通过提高房价，获得了超额利润。所以，如果通过政府出面提供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打破房地产商商品房的垄断，彻底改变住房供应结构，可以有效地解决国民住房问题。相反，如果没有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进行竞争，房地产商即使供给更多的住房，也可通过垄断力量获得垄断利润。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住房的市场化，而是房地产市场的垄断，影响住房的分配公平。第四，政府强制征地不影响农民耕地用地。中国可耕地资源有限，并不意味着盖房子的土地资源也紧缺！不能耕种的土地却能盖房子，这是一个被忽略的常识。
        学者们进行的激烈讨论，让我受益匪浅，我非常佩服他们渊博的学识和与民分忧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所谓真理只会越辩越明。他们的讨论，实际一定意义上折射了西方经济学数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两个主题：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经济。茅先生对经济适用房政策的观点，很大程度体现了经济自由的思想。信奉经济自由者认为市场万能，它可以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住房和住房用地作为一种商品，它的生产和分配都应该用市场配置更为有效。所以大部分人对住房的需求应该通过市场来解决。而小部分人，即社会最贫困的人口的住房，可以通过社会的二次分配，支持廉住房建设，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下来，政府其实在配置住房和住房用地方面对市场的干预就会少很多，可以避免官员寻租导致腐败的问题。这是经济自由的思想。而我也更倾向于信仰经济自由，反对政府过多干涉市场，甚至取代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
       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住房紧张问题，原因很复杂。一个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这无论在那一个领域，涉及与人口有关的民生问题，都是棘手的，解决这个问题是长期的，需要长达十数年的努力，短期绝对没有办法弥补住房需求的缺口。这是很严肃的。这种情况，即使在建立了完善市场制度的国家，以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人均Gdp3000$），根本没有能力解决整个13亿人口的全部住房。即使社会对政府的监管制度和国民财产收入制度都很完善，即推行经济适用房没有产生腐败，一切都按理想的实现了，也只是满足了很小部分人的住房需求，由于物力财力的原因，大部分穷人的住房需求还是没有得不到满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10个人分10块蛋糕，每个人至少要2块蛋糕才可以达到温饱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分配的规则多么的公平和有效率，最终还是有人会挨饿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通过政府这只掠夺之手分配蛋糕（政府会给自己留一份，而且肯定不是最小的，所以剩下9份蛋糕，蛋糕变少了），还不如通过市场自由配置，在这样的规则下大家一起努力公平竞争，不断把蛋糕做大，最后大家都有蛋糕吃。另一个则可能与我国房地产行业结构有关，时寒冰先生指出，我国商品房的供应由少数寡头垄断（待验证），他们运用手中的市场势力，建立价格联盟，哄抬房价，造成房价高企不下。如果确实如时先生所言，那么政府应该做的是通过立法规制房地产行业，降低行业进出壁垒，引进竞争，有效降低房价。
        因为信奉的是经济自由，所以我很大程度上都是支持茅于轼先生的观点。面对我国房价高企，住房紧张的严峻现实：第一，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立法不断完善市场制度，包括对各种行业监管制度，防止形成强大的垄断势力和价格卡特尔，保护竞争，形成公平的市场价格。第二，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创造跟多的物质基础，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去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我相信，当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人们住房的基本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来满足。第三，对那些最贫困的人口，现阶段和将来，监于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推行产生的腐败程度比廉租房要严重得多（很多报纸都有提到经济适用房的腐败问题），社会成本很大，而其收益却很小，相反廉租房却由于其可以大量提供，且价格不高，投机和腐败的几率变得小得多，政府都可以通过提供不断改善的廉租房来解决。时先生指出，腐败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这时也需要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公共产品的分配效率。第四、时先生提到政府可以向中低收入者提供非耕地土地作为住房用地，然后复制农村自建房的方式建房，这里有点天方夜谭。首先是，所谓的非耕地用地是指山林还是沼泽，它们产权归属哪里。如果有产权，那么政府还是需要压价征收的。如果没有产权，那它是属于国民的，划分给这些住房需求者如何寻求公平。第二，这些用地一般都比较偏僻，谁愿意去。综合以上两点，时先生提出的自建房是不现实的。
两弊取其轻，两利取其重。在茅先生和时先生提出的两种不同的住房配置方式中，我认为在现阶段我国国力有限的条件下，住房的紧张问题应该更多的交给市场来解决，政府可以通过大量提供廉租房缓解一定的社会矛盾，但是政府更应该做的是促成市场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让市场能更自由地的实现其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呼吁政府取消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向广大的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廉租房，在不断调整中，通过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解决民生疾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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