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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克鲁格曼有多火？
从一个月前，保罗·克鲁格曼在普林斯顿大学那间整洁的办公室里敲定这次中国之行起，一股“克鲁格曼风暴”便已然在中国掀起。
金融家、企业家、经济学家、学子、媒体，大家就像正在等待一个“超级巨星”的降临。行程中，克鲁格曼所到之处皆人声鼎沸，而他被问到最多的恐怕就是：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你为什么总能猜对？
按照活动行程，克鲁格曼5月10日抵达北京，此后两天，他在北京和上海，围绕两个主题“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新格局下的中美经济未来”做4场演讲。
“我比较幸运，拿到了一张主会场的赠票，但是位置很靠后，没有同声传译，许多人站着听完演讲，媒体特别多，闪光灯刺得人眼睛疼。”北大光华经济系学生苏里这样描述5月11日下午克鲁格曼那场北大演讲。
而没有拿到票的其他同学只能在分会场看视频，离演讲还有1个多小时，5个分会场就已被不断涌进的学生们挤满了。
回避敏感话题
面对镜头和黑压压的人群，克鲁格曼用最舒适的姿态坐着，搭起二郎腿，勾起的脚尖几乎要碰到桌上的茶杯了。他总是快速地思考，然后谨慎地回答。克鲁格曼不难明白自己此次中国之行的重量，“所以他始终保持着足够的理性，没有预言”——也许预测中国是一个太过困难的命题。
演讲大致可归纳为两个重点，一个是目前全球性经济危机，另一个是中美贸易问题。尽管没有预测，但克鲁格曼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全球经济见底，但目前却看不到足够的复苏动力，“也许会像一个L型，我们目前就是在那个毫无起伏的低谷上。”
关于中美贸易问题，克鲁格曼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于造成这个矛盾的原因给予更多的关注，寻求解决方式。”面对经济颓势，他一如既往地悲观：“看不到出路除非我们能够找到另外一个星球作为出口，也许经济会像当年的日本那样，迷失十年。”
苏里有个十分强烈的感受，就是克鲁格曼对于一些敏感问题十分谨慎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例如在主题演讲中，他“忽略”了中美贸易矛盾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在对话环节则在自己与奥巴马政府关系的问题上打起了擦边球。
“他甚至拒绝评论中国政府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也拒绝为中国政府打分，这让人怀疑他是否足够真诚。”一位受邀进入演讲现场的媒体人士说。
不再批评美国政府
“我和奥巴马政府经常联系，不会缺少沟通，有些时候他们认为我不对，有些时候认为我是对的。这并不是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之前的布什政府根本不跟我交流，他们也不同意我的看法。”提到奥巴马政府时，克鲁格曼的答案出人意料。
对于看惯了他在《纽约时报》毫不客气言论的人们来说，这个转变似乎有些难以接受。更令人好奇的是，在接下来一个网友的提问中，克鲁格曼给奥巴马政府打出了很高的分数，随后他表示，“我觉得他们这届政府是很有能力的，组织有效，井然有序，而且很有意识。所以，我挺满意的。当然，我希望他们将来有更好的表现，但是考虑到现在的背景，我们有一个很不错的政府，我们面临的威信是前所未有的。”——有人因此评论，克鲁格曼突然成了爱国人士。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克鲁格曼这个人
【作者】杨梅菊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天才的经济学家、文笔优雅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畅销书作者、犀利苛刻的共和党批评者、令人不安的危机预言者、瑞典皇家科学院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就是保罗·克鲁格曼。去年，55岁的他一人独得诺奖，是继萨缪尔森之后最年轻的享此殊荣的经济学家。
在媒体上，克鲁格曼更多被描绘成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者，次贷危机的警告者和布什政府的严厉批评者，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克鲁格曼。在预言危机和批评布什这些事情上，克鲁格曼还远没有达到他在自己真正的专业领域——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那么卓然不群。
他非常擅长用简练直观的语言把复杂的事情说清楚，使得自己的专栏犀利而又思路清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鲁格曼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左倾。他关心收入分配不均，他不再以无干预的自由市场为荣，他觉得劳动力不能像普通商品那样买卖，他甚至认为市场本身是“不道德的”和“无情的”。
有人甚至在Youtube上剪辑了一段摇滚视频：“嗨，保罗·克鲁格曼，你为什么不在政府里？”视频里一个歌手低吟浅唱：“嗨，保罗，克鲁格曼，你这家伙死到哪里去了？我们需要你在前线，而不是仅仅为《纽约时报》写稿。”然后是痛苦的合唱：“我们从盖特纳那里听到的，都是废话、废话、废话。”
当克鲁格曼曾是布什政府的梦魇时，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反对的只是共和党，可是当奥巴马政府来临后，克鲁格曼的笔头依然犀利。他猛烈批评奥巴马力挺在他看来基本上是行尸走肉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
而今，克鲁格曼对于奥巴马政府由激烈的批评到积极示好，让他自身的走向比全球经济的走向更不明朗，也更充满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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