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约翰·罗默教授讲座笔记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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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oudui 发表于 2009-5-24 10:54: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倒序 |AI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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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 id="blogAdmin" href="http://thinkerding.blog.sohu.com/">清风朗月</a>机会平等与全球变暖 ——John Roemer教授讲座笔记（1）2009年五月的北京，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样的天气，在北京算是少有。校园里，树木的绿意渐浓，阳光从林木中洒下来，照到路上，变成一个个的光圈。此时此刻，对于听讲座来说真是合适不过。在耶鲁大学担任Elizabeth S. and A. Varick Stout讲座教授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Roemer），日前来到北京主持一周的短期课程，主要讲两个题目，第一，全球变暖问题；第二，分配正义问题。这两个问题，勾动我的热忱已经有很多日子了，尤其后一个领域，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罗默教授这次的一系列讲座都安排在中央财经大学，于是，我只好乘坐起了已经许久没有坐过的公共汽车，趋庭受教。我阅读罗默教授的文章已经有三四年了，罗默是当代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的大家。他对折衷主义分配伦理的探讨，对机会平等的界定，对于分配正义理论的贡献，举世皆知；更令人惊奇的是，罗默教授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用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框架，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在《资本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罗默教授以其对于经济学规范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罗默教授在经济学与哲学两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是当代经济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央财经大学的“中财大厦”，我第一次目睹了他的风采。感觉这老头貌不惊人，他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个子不高，头顶半秃，面颊红润，头发白多黑少，穿一身半旧的条纹衬衫，看上去就像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美”，甚至有点像个朴实的农夫，而没有一点学者的讲究和派头。可是，这老头讲起课来却是一丝不苟，清清楚楚。第一次讲座的内容，是关于“机会平等”的界定。罗默教授告诉我们，真正的平等是指努力程度相等的人获得相等的回报——也就是说，要保证赛场是平的（leveling the playground）。在经济学家里盛行的功利主义，其实早就被政治哲学家所抛弃，只有在经济学家里，“功利主义”才被奉如神明，而若要关注平等问题，就要关注最不利群体的最大利益。然而，罗默不是罗尔斯主义者，他认为，他的平等主义理论与罗尔斯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真正确定了“最不利群体”这个概念。所谓“最不利群体”，是指因为命运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努力程度的关系）而陷入相对贫穷和不利状况的群体，例如根据统计结果显示的亲代教育程度与子代收入的高度相关性（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就是这种基于命运的不平等之一例。平等的第一要义，就是不使社会成员由于“个人不可支配的因素”而陷入贫穷，于是，我们应当做的，是最大化最不利群体的平均收益而非最大化最不利群体的底线收益。按照罗默教授的这一看法，解决社会平等问题不是象“大跃进”或“文革”那样，让所有人都变得贫穷，而是要反过来，尽可能让贫穷的人变得更富裕。罗默教授举了福利国家重视教育的例子，说明普及教育如何使社会变得更加平等。在这方面，中国的状况不容乐观，因为按照罗默的估算，仅仅由于地区差距（即你碰巧生在了繁荣地区还是落后地区）的原因，就可以解释中国大约30%的收入不平等，也就是说，中国至少有30%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努力程度的差异，更何况还有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对中国人的生活起到重要影响的社会关系……——注意，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运气，增加努力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根据罗默教授的理论，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若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来源于运气而非努力程度，那么就不存在所谓“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效率”和“公平”两个重要福利维度上的同时改进。在中国，当你大力促进以机会平等为特征的社会公平的同时，也就促进了社会效率。在这里，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当然，由于既得利益的抵制，相关的政策也许不可能马上变成现实——但至少，罗默教授的论文，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一个可以被接纳的目标。周三下午，罗默教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致福轩做了《全球变暖的伦理学》讲座，内容涉及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危机。这场演讲，他的风格依然朴素，话语依然平和，也依然是那样充满智慧。真正的道德家和伦理学家不会做怒目横眉状，指天画地，口沫横飞，用过剩的激情代替稀缺的理智，而是像罗默教授那样，在“万物静观皆自得”的知性探索之中，建立起扎实深刻的伦理理论，并与现实数据相结合，从严谨的逻辑框架中透出“改造世界”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力量——这也正是马克思的真精神。罗默教授指出，当前对人类生存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全球气候危机”的根源，在于和碳排放相关联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气候变暖本身并没有直接危害，但间接危害，例如对于全球降水和海平面的影响，则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可能的威胁（当然，这也依赖于时间长度，如果海平面上升的时长为5000年，那么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但如果时段为50年，就是严重的威胁）。规范经济学家可以设计好的理论，兼顾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不是如微观经济学家那样，把后代的利益当作可以折算的消费品。尽管罗默给出的数学模型非常复杂，解答的方式也很tricky，但他提出的理念，我认为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应当最大化的是一个福利底线，让所有后代的生活都不低于这个底线，而不是最大化一个经过贴现的无限期的效用函数。一位老师提问：你在模型里没有考虑技术的进步，今后的技术进步也许会超出你的想象。罗默教授的回答是，技术进步取决于对社会状态的评估，而伦理学家和规范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评估这种社会状态，以利于我们开发“适宜的技术”，如果我们只是期待着未来的技术进步解决环境问题，那就永远不可能有进步。有学生提问，戈尔的减排宣传和IPCC的科学家也许是错误的，不能这么悲观。罗默教授指出，目前多数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是严重的威胁，我们是经济学家，不是科学家，即使最终少数人是对的，没有发生灾难，在目前，我们仍然应该相信多数科学家的看法并据此做经济学研究，因为你不能认为多数科学家的预测成功概率为0，而少数科学家的预测成功概率是100%。我问罗默教授：“您对全球变暖的伦理分析，是否是在代际之间贯彻了机会平等的理念？”罗默教授回答：“正是如此，每一代人之间也应当是机会平等的，我们不能让偶然性改变人的命运。”是的，我们不能改变命运，但我们可以尽量影响命运，让它不再成为阻碍有志之士的绊脚石，不再成为子孙后代的噩梦。也许，在这个充满缺憾的世界上，这个理想犹如儒家的“大同社会”，无法完全得到实现，但是，我相信，有了这份理想，世界将因此而不同，你我将因之而改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5 17:32:1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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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约翰·罗默约翰·罗 Economics Normative Elizabeth 耶鲁大学 Elizabeth 经济学家天气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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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oudui 发表于 2009-5-24 11:02: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收入分配与经济危机

——罗默教授讲座笔记（2）

罗默教授说，“做学问最糟糕的态度就是拿着一本著作，像读《圣经》似的，按照它的条目，一条条地把现实生活代进去。”

我问罗默教授：“一些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的全球金融大危机导源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如果当年货币政策是正确的，那么市场自己还是可以运行良好的。您对这种看法作何评价？”

罗默教授回答：“这些经济学家只是部分正确，他们看到了表面现象。但货币政策的失误仅仅是一个导火索，背后的真正根源是美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在2001年，美国10%最富有的人占有84%的净财富（net worth），91%的金融资产，其中，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33.8%的净财富，40%的金融资产，而多数美国人的财富量和收入数值，相对于富人而言是很少的。而从2001年之后，由于布什政府大力减税，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些最富有的人的金融资产，毫无疑问是要进行投资增值的。这一次他们看中的是房地产，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次贷危机；但即使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富有的人掌握了巨大资金之后总要进行金融投机，不是在这里投机就是在那里投机，因此，危机总会爆发。因为贫富差距过大，富人没有动力去进行生产性投资。美国的生产过剩了——并不是生产真的过剩，而是在贫富差距极大的情况下，生产能力相对于人们的有效需求而言过剩了。最近几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罗伯特·希勒教授都担心危机即将爆发。事实上，1929年的大危机也是这样爆发的。”【峰按：对于这次的经济危机，林毅夫老师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尽管危机源自金融部门，但当前的真正挑战来自累积的过剩产能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全球危机应治本》）。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不均，以及美国国内的分配不均，使得产能过剩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如果不加强再分配政策的力度，那么经济能否走出目前的危机，真是不可预测！！我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清廉透明的转移支付体系，以此提振消费，只靠基础建设和重工业投资强力拉动经济，只会形成更大的产能，带来更严重的危机。那么，我们不但在收入分配上步美国的后尘，而且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方面，也要步美国的后尘了。】

罗默教授说，“我很担心中国在收入差距方面步美国的后尘，邓的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却没有很好地带动贫困的群体致富。而且，中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互不关心，社会的凝聚力越来越低。现在中国的有些人比美国人还信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认为只要自己富裕、舒服，就可以不顾他人的疾苦。事实上，福利国家有福利国家的价值观，那是一种互助互爱的气质（ethos），这种价值观使得福利国家的社会平等和高效率的同时出现成为可能，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指数。丹麦的幸福指数多年以来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我不希望中国学美国的样子，但很遗憾，现在的趋势似乎与此相反。”

罗默教授要离开的时候，徐永胜教授让他总结一句治学的精要。罗默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做学术研究时，一定要选择你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不要去选择时髦的问题。你选择做的研究应当是你认为重要且能对人类有益的（to do what you think important to make people happier）。这就是我做研究几十年的心得。”

一个困境
2009年5月17日10:55:27

假如可以认为以下三个命题成立，那么，就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这一困境不仅仅是逻辑上的，而且是现实存在的。
1，成功的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支撑。否则，以选举制为特征的“民主”就会沦为少数人的工具，可能会和专制制度一样，成为孳生腐败的温床，政治动荡的火药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健康的民主反而不如非民主制度。
2，健康的、发育成熟的民主社会，不能由上而下地建成，它必须尽可能地避免来自外界强力的干预和破坏。
3，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不奉行民主原则（例如是由少数人控制的），那就不能避免基于偏狭利益对公民社会进行的压制和破坏。

于是，良好运作的民主，以及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在这个“泥淖”中均不可能实现，于是，经济增长成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这必然是危险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4 11:16:5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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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oudui 发表于 2009-5-24 11:05: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再分配政策与经济效率

——罗默教授讲座笔记（3）
2009年5月18日12:39:58

2009年5月15-16日，在中财大厦，罗默教授为我们做了《市场经济与分配正义》的两次讲座。其中讲到很多关于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经济效率的话题，我认为罗默教授的观点是非常精辟的。在此整理出来供同仁分享。

1，再分配政策是必须的
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因为市场只奖赏胜利者，而且是“赢家通吃”。导致金融资产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终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使大多数人实际上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实行收入再分配是必须的。

2，明智的再分配政策会促进经济效率和长期增长
这是罗默教授和我们讨论最多的问题。我总结了他的授课要点，认为罗默教授主要回答了如下几个疑问或“疑虑”：
第一个疑问：富人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如果对富人征收高税，他们不好好工作，所有人都会变穷，那怎么办呢？
罗默教授的回答是：富人往往是受过较高训练，具有较高专业才能的人。他们的工作激励已经不仅仅来源于金钱，甚至可以说，金钱已经不是他们工作的主要激励。而这些富人之所以挣到这么高的收入，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真的比别人优秀得多，而是因为他们享有人力资本的超高租金。例如，美国的CEO的工资和股权收益比欧洲、日本的CEO要高得多，但他们的业绩并不比其他发达国家的CEO高很多。对这些CEO征税，难道他们就会跑到墨西哥去做吗？不会的。

第二个疑问：再分配是否会降低人们的创造活力？
罗默教授的回答：那种认为只有富人才会创新的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日本是世界上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但人们一样努力地工作，日本在工业领域和其他实用技术方面的创新非常之多，他们的艺术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世界。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而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很小，但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创新激励。从心理学上看，人们心情舒适轻松的时候，是最有创造力的时候，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下，人们自顾不暇，反而不利于创新了。另外，根据Linderti的研究，美国这五十年来技术创新的最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的普及，而不是物质的刺激，而要普及高等教育，就要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让尽可能多的天才上得起大学。如果收入差距减小，美国大学里的有色人种就会增加，形成更加多元化的大学校园，更可以增进创新。

第三个疑问：转移支付会不会让穷人变懒，从而永远陷入贫困？
罗默教授的回答是：不会。
转移支付并不是简单地把支票从富人的口袋里拿出来，直接放到穷人的口袋里。明智的转移支付政策应当是利用征上来的税金，在贫困的社区多建优质的公立学校，改善师资。为贫困地区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和最低收入保障，使得小孩子不必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而辍学打工，使得贫困者也能得以自立，不至于因为健康原因而长期失业。
在失业保险方面，可以增加再就业培训的密集度，并推广免费的再就业培训。丹麦实行这种政策之后，失业率开始下降。转移支付只要经过好的设计，就会增加人们工作的兴趣，重要的是，这样的政策不但可以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而且可以使人们更快乐地工作。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往往较低，但在高额累进税的框架下，他们的税收负担也最小，几乎可以得到全部的劳动成果。因此，这种税制可以激励穷人的工作热情。

3，再分配政策的社会效益
再分配政策不仅仅具有经济效益，它的社会效益也是巨大的。严重的收入差距会使国家分裂为对立的阶层。人人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社会的凝聚力（social solidarity）会降低，整个社会变成一盘散沙。而实行再分配政策之后，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逐渐变得平等，人心也会逐渐凝聚在一起，人与人之间互相扶助，互相关心，幸福指数会大大提高。

事实上，即使再分配政策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我们也应当实行，因为它涉及社会的普遍正义。我们不能同时最大化所有的目标函数，必须选择性地最大化我们认为重要的目标。当然，现在的情况是：经过仔细考虑和论证的、明智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既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分配正义（即最大限度地促进平等，使人们不至于因自己不可抗拒的理由而陷于贫困，使付出同等努力的人不至于具有巨大的收入差异），又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还有利于增加社会凝聚力。

4，不能一蹴而就
对于美国而言，由于右翼势力把持着政局，控制着多数媒体，已经在美国培养起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认为金钱能够对人们提供最好的激励。因此，美国当前还不能一下子就转变成福利国家的体制，因为制度的效率依赖于人们的精神气质。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财政民主，增加财政的透明性。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考虑实行更加明智的再分配政策。传统的政治体制可能会有较多的腐败。应当先建立现代的财政制度，然后实行再分配政策。否则，高额税收只会增加腐败和社会不公平。中国应当考虑提高工会组织的独立性，让它们真正维护工人权益，提高工人的工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4 11:18:3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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