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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正当竞争
薛兆丰
2001年4月16日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4月5日报道，中国邮政由于遭遇私营速递公司的冲击，其EMS业务的国内市场份额，已经从最高峰期的97%，节节败退到目前的40%左右。情势令某些人深感焦虑。
观众从电视上看到三组镜头。一、邮政执法人员缴获非法快递物品，非法经营者逃离现场；二、地下速递公司在被清查的20分钟里，业务电话响个不停；三、邮政局发言人说，私营快递随意降低资费，这是不正当的竞争，应该整顿。
原来如此。原来应该整顿的不正当竞争就是随意降价！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自然会问：“正当竞争”又是怎样的？当然是这样的：只要EMS收30元，私营快递公司就“不应该”随意降到25元；当初EMS不上门取件，私营快递公司就“不应该”上门取件；EMS下午5点下班，私营快递公司就“不应该”晚上还做生意；EMS不允许收件人付款，私营快递公司就“不应该”私自增设这项服务。
但这些还没有触及根本。邮政局发言人本来应该郑重地指出法律的界限：“所谓正当竞争，就是私营快递公司必须立即洗手不干。”是的，根据邮政特许经营的垄断权利，只有禁止其他任何人干这行，才是最“正当的竞争”；否则，“邮政执法人员”就要名正言顺地“缴获”你运送的邮件，就要“清查”和“整顿”你的“地下”速递公司。用那位邮政局发言人的原话来说，也只有这样，才能“规范市场，迎接我们国家加入WTO，迎接新的挑战。”
我们不是法盲，都应该奉公守法。我们只是想弄清楚，这些邮政特许经营法规，包含了哪些确切的含义，它们会造成怎样的结局。现在，我们都心中有数了。只是有一点大家反而会糊涂的，那就是我们不清楚那位发言人打算“迎接”的，是否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WTO”。
我们也知道，查处“地下速递公司”还有很多别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说“地下速递公司”递送邮件“不可靠”，或者说它送得慢，甚至会丢失邮件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不过，我们应该问一问，到底谁更关心邮件的安全，是邮件的主人，还是企图排挤竞争对手的送信人？如果“地下速递公司”这么糟糕，为什么它的生意还那么红火呢？
据报道，仅北京地区就有近千家未经注册的私营快递公司。良莠不齐是很自然的，但绝不能因为这样，就排挤竞争者，试图消灭竞争者于未然。
竞争者有时是小规模的、不正规的、多变的、不可靠的，甚至是故意作弊的，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可能是灵活的、低成本的、足智多谋的、格外周到的，甚至是立志要做一番长久事业的。不管最后谁胜出、谁落败，它们的参与，一概不是浪费，因为它们构成了真实世界的竞争。竞争会使服务多元化，会降低成本，会提高质量，会使全社会得到净收益。
我们还要追问：竞争者想名正言顺地经营，有这样的机会吗？他们想靠自己的汗水、诚信和智慧开拓市场，有这样的机会吗？消费者想根据私营速递公司的品牌作出明智的选择，有这样的机会吗？没有！理由很简单：递送邮件的活儿，就是只准中国邮政干，不准别人干。谁干就是“不正当竞争”。
“不正当竞争”一词，已经充斥了所有的财经媒体。伴随它左右的，是一些如“规范市场”、“行业守则”、“质量标准”等等好词，和一些如“无照经营”、“非法降价”、“地下企业”等等坏词。诸位，提高甄别力的实用验方是：每当听到这些词语，就努力避开修辞的影响，追问到底是什么人在忿忿不平？到底“不正当竞争”指的是哪种行为？到底“正当竞争”指的又是哪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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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不正当竞争 中央电视台 经济半小时 速递公司 快递公司 中国邮政 中央电视台 执法人员 速递公司 发言人

造作的“自由”竞争
薛兆丰
2001年5月28日
多年以前，加拿大只有一家垄断经营的电信公司，叫做Bell Canada。后来政府决定放开电信业务的经营，于是让其他公司自由进入。为了营造和扶持“自由竞争”的局面，政府不仅对新来的公司不加任何限制，还反过来规定Bell Canada不得随意降价。理由是，Bell Canada已经拥有庞大的网络，如果它以“低价”应战，新来的公司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成本就是最大代价
这个理由，大多数人都信以为真，但它是错的。错的根源，在于对“成本”的理解。什么是成本？成本就是最大的代价。10块钱，如果你用来买个雪糕，就不能另买杯咖啡。假设对你来说，咖啡是仅次于雪糕的选择，那么你吃雪糕的成本，就是那杯咖啡。换句话说，成本就是你所放弃的最好的东西。这里，你既然选择了雪糕，便放弃了其他商品中的最佳选择——咖啡。
反之，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并不需要放弃什么，或不至于失去什么，那你做这件事情就没有成本。有些豪华酒店，落成后生意寥落，整个投资项目是亏损的，但仍然日复一日地经营下去，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所豪华酒店一旦落成，就无法转作他用，既不能用来做厂房，也不能用来做溜冰场。既然不能转作他用，就是没有别的机会；既然没有别的机会，就是没有成本——整座酒店不是经营的成本！这样一来，只要业务收入足以偿付所有“灯油火蜡”和“人工”的开支，就值得经营下去。
成本因时而变
当然，最初如果预见到这个结局，这个项目就不会上马；但既然上马了，整座酒店就不再是成本。酒店落成前和落成后，成本不一样，决策也就不一样。有些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一早知道结局，就不值得做；但做到一半才知道结局，那么做下去是值得的。
任何时候你都不应该这么想：若早知如此，我当时本来是会这么做的，那么我现在就这么做吧。相反，你应该这么想才对：无论过去怎么样，在现有的情况下，继续做下去是否值得——这叫“不究既往”原则。它适用于人生的任何决策。
婚外情当然不例外。假如结婚后才遇到更合适的人，就往往不会离婚并重新结婚，除非第三者与现有的配偶相比实在好得多。这是因为原有的婚姻已经有很多“既往”的投入，这使第三者处于不利的竞争位置。当然，如果结婚前就遇到这个更合适的第三者，那当初就不会和现在的配偶结婚；但既然已经结了婚，那么就不得不考虑重新再来的成本。
回到Bell Canada的例子。它原本垄断经营，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网络，这些网络早已落成，而且不能转作他用，所以对于Bell Canada来说，整个网络都不是成本！只要业务收入足以支付人工和维护费用，继续经营就是有利可图的。所以，Bell Canada的确可以把定价压得很低，低得足以让潜在的竞争对手却步，因为对后者来说，项目尚未动工，资金还可以转作他用，所以铺设网络的费用确实是成本！
“明争”与“暗斗”
要知道，市场不仅有“明争”，而且还充满“暗斗”。竞争从来不局限于若干“可见”的对手，它还包括无数“潜在”的、“不可见”的对手。他们虎视眈眈、蓄势待发。那一样是竞争。
在一个村落里，只有一个理发师，但只要人人都随时可以当理发师，那么理发行业就是竞争的，而不是垄断的——虽然可见的理发师只有一个。到底是“竞争”还是“垄断”，不在于可见厂商的“个数”，而在于厂商进入市场的“渠道是否畅通”，在于有没有“行政壁垒”。反过来，要是不拆除“行业入口的壁垒”，那么即使“钦点企业”多至好几家，也仍然不是自由竞争。
政府介入造成社会损失
在加拿大电信业的例子中，只要政府放开了经营的限制，“潜在竞争”就马上产生了。即使市场上依然只有一家Bell Canada，那也一样是最佳的竞争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Bell Canada会以“降价”来恐吓潜在的对手，而对手则以“投产”来反恐吓。面对这种格局，政府最得当的做法，就是袖手旁观，任其自然。至于结局会怎样，则不能靠纯粹的推理，而要看实际的较量，但无论如何，结果都比政府介入更有效率。
第一种可能是，Bell Canada迫于压力而转为低价经营，直到设备用旧了，潜在对手才进入。第二种可能是，潜在对手采用了极其“价廉物美”的技术，以致投产后，任凭Bell Canada怎么“降价”，也能战胜Bell Canada。第三种可能是，双方都不理会对方的恐吓，直到潜在对手真的投产后，Bell Canada才实施降价的对策，结果“网络设备”投资过剩，两败俱伤。
第三种情况最糟糕，而政府规定Bell Canada不准降价，恰恰就会造成那样的结局。政府阻止Bell Canada降价，无异于让它弃置一部分本来可以更充分利用的资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营造“可见的”竞争局面，藉此怂恿其他厂商投入本来或许可以节省的资源，那是一种社会浪费。这种造作的“自由”竞争，跟最初禁止其他人经营电信业务，维持Bell Canada的垄断地位，是一样有害的

反垄断只要一招
薛兆丰
2001年6月11日
最近《南方周末》等媒体，邀请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如何拆除行业垄断发表看法和建议。常见的内容，第一是说垄断的特征，说垄断如何使社会利益受损；第二是建议如何分拆现有的垄断企业；第三是建议如何对现有的垄断企业作出某种管制，尤其是价格管制和建立反垄断法。
这些言论大部分有谬误，这些建议基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拆除国内的垄断，最有效的办法只要一招，易如反掌，就是什么也不管，那就够了。
垄断本身是正常现象
首先，国内的传播媒体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垄断本身是罪恶的，它会带来社会的损失；而理想的状况，永远是完全竞争的状态。
这种看法错了。垄断是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它是指供应商有能力左右“价格”和“产量”。举目所见，所有分散在不同地点的零售商，所有提供有差异产品的厂商，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全都是“觅价者”，即“垄断者”。这两个词，一个好听点，另一个难听点，但所指完全相同。学完基础经济学的人，是不应该认为它们有什么差别的。
任何反对“垄断”（“觅价”）本身的人，其实质，就是主张产品不能有任何差异，或主张产品必须在集中的市场进行买卖。只有那样，即只有当任何产品都像股票市场上无差异的同种股票那样，才有可能消灭“垄断”（“觅价”）现象。可是，任何产品都没有差别，那是多么乏味的世界啊。
记住，要反对的并不是“垄断”（“觅价”）本身，因为它是普遍存在的、合理的经济现象。“垄断”（“觅价”）的成因有多种，包括天赋、产品差异、知识产权保护、交易场所分散、人为准入障碍等等。在众多的成因中，我们只反对一种成因，那就是“人为准入障碍”，换言之，我们只反对通过行政手段设置的行业壁垒。
分拆和管制适得其反
症状要看得准，措施才有效。很多学者对垄断现象看不准。例如，有人说，判断一家厂商是否垄断，要看它占市场的份额，看这一份额是否超过某个百分比。这种观点错在两个地方。第一，市场的范围总是无法清楚界定的，既然如此，你怎么算份额呢？第二，就算市场上只有一家“可见”的厂商，但暗中仍然可能有无数潜在的厂商伺机进入，那仍然是竞争的市场。竞争与否，是不能光看“可见”的厂商个数的。
犯这种错误的人，提出了错误的措施，那就是“凑数”——用强制的办法，凑足市场上厂商的数目。而数目多少才算“理想”，那要看他们的喜好，尽管他们声称那个数目是“科学地论证”出来的。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分拆，或由ZF操办另外几家对抗的企业。但问题在于，这些分拆后的企业，或新建的企业，也仍然是得到行政手段保护的垄断企业。
另一类学者认为，衡量垄断与否的标准，要看一个企业有没有攫取“垄断利润”或“过高利润”。而到底利润多少才算“过高”，其实也只是看这些学者的喜好，尽管他们会煞有介事地论证一番。问题是他们完全不明白，今天的“利润”会转化为明天的“成本”。如果以成本的高低来界定利润的合理性，那么企业只要把成本打高，把员工的亲戚朋友都送去度假，就能使利润变得“合理”了。
犯这种错误的人，提出了错误措施，就是价格管制。对垄断企业实施价格管制（如对电信或医药服务的资费作硬性规定），只能使问题变得更糟。没错，资费可以强制，但服务质量和数量不可以强制啊。你只管住了价格这一头，却无法管住垄断企业供应的那一头。由“ZF”来管“垄断企业”，从来没有好结果。美国的加州，说是搞改革对付垄断企业，其实是在搞ZF的电力价格管制，结果是大范围、长时间的停电。
还有些学者，上述两种错误一起犯。他们提出了错误的“一揽子”措施——建立“反垄断法”。这是非常糟糕的建议，因为提这样建议的人没有意识到，“反垄断法”会极大地强化ZF干预市场的能力。美国的例子表明，“反垄断法”所针对的大部分垄断，往往都是合理的垄断，而恰恰该反对的那些垄断，即由ZF行政保护所孕育的垄断，则逍遥法外，得到豁免。
反垄断的独步单方
要死死咬紧一点，就是“人为准入障碍”，那才是“垄断问题”的惟一症结。其他都是似是而非的。“垄断”（即“觅价”）是正常的、普遍的经济现象，我们不反对。垄断有很多成因。我们反对且只反对其中一种成因，那就是ZF的行政保护和进入壁垒。
既然是反对行业入口的行政障碍，就根本不需要设立复杂的反垄断法，也不需要主管部门连同各路经济学家张罗“分拆”或“价格管制”事宜（尽管这些工作看起来蛮有使命感）。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一纸文件，上面写着“任何企业都可以经营某某业务”，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